【文章导读】韧性视角下的传统乡村社区演进研究——以莫干山镇三个典型村庄为例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乡村地区迎来了政策、市场、社会等全方位资源的导入，乡村地区的发展如何善用外部力量介入来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促进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即构建“乡村韧性机制”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成败的关键。

本文聚焦我国高端民宿产业的发源地——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试图揭示在工商资本介入下莫干山镇传统乡村社区演进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形成机制，并就乡村社区如何通过韧性构建促进全面振兴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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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工商资本介入下乡村社区的韧性构建

韧性理念为实现我国乡村发展可持续的目标提供了新思路和创新途径。韧性是系统为回应压力、扰动因素和限制条件而激发的一种变化（Change）、 适应（Adapt）和改变（Transform）的能力，较多应用于应对灾害方面。从韧性的概念可以看出，灾害只是一种扰动较大的变化，而当前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变化，可能对乡村社区产生更为强烈和持续的影响。 

我国乡村地区的现实发展历程表明，工商资本介入一直重塑着我国乡村发展的景象：一方面，为正在衰败的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对乡村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造成了压力。因此，工商资本介入乡村社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将“工商资本介入”作为外部扰动因素，乡村社区的韧性构建不应表现为“工程韧性”或“生态韧性”，而应表现为在应对外界扰动因素前提下的动态的变化、适应和改变，并最终转化为“新常态”的“演进韧性”。

乡村社区的韧性构建有明确的韧性主体（resilience of what）和韧性对象（resilience to what），具有韧性构建的天然优势，可构建经济、社会、空间3方面的乡村社区韧性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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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与应变：民宿产业驱动下莫干山镇乡村社区演进的模式差异

莫干山镇具有地理区位、生态资源、历史文化、市场环境等方面的明显优势，近年来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乡村民宿产业的标志性地区之一。实际上，在民宿产业蓬勃发展以前，莫干山镇仅是前往莫干山风景区的一个途经乡镇，2008年前后，由于工商资本介入逐渐形成了民宿产业集群。值得注意的是，莫干山镇民宿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不是镇区，而是散落的自然村庄，特别是劳岭村、仙谭村和后坞村3个村庄。这种新型的乡村产业形式重构了本地乡村社区的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不同的乡村社区呈现出不同的改变、适应和创新能力。

2.1 经济层面的乡村韧性

高品质的“裸心乡-裸心谷-裸心堡”民宿项目的落地使劳岭村成为精品民宿的发源地和集聚地，具有发展最早、品质最好、产值最高的特点，在莫干山镇民宿产业发展中占据着先导性的重要地位。然而，公司化、资本化的运作方式给本地村民参与民宿产业带来了较高的资金门槛，村民的学习、创造和转变能力受到了很大限制。因此，工商资本投入和村民资金跟进之间呈现出较大差距（图1-a），村集体和村民在本地发展中的话语权逐渐式微。

▲ 图1 | 3个乡村社区休闲度假产品的构成及其投资来源变化趋势

仙潭村和后坞村毗邻景区，在民宿尚未兴起以前已经出现了农家乐，受“裸心系列”高端民宿产品的带动，两村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转型发展态势。仙潭村实现了农家乐向民宿的转型升级，逐渐形成外来精英与乡绅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多元主体发展态势，呈现出相对渐进式的探索与学习特征，具有极强的乡村韧性建构能力（图1-b）。而后坞村则呈现出以农家乐为主、农家乐与民宿分区发展的特征，这归因于以村民为单一主体的探索与学习进程的迟缓性与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宿产业兴起前后，莫干山镇区和3个乡村社区中本地村民收入增长最多的是后坞村（图2）。

▲ 图2 | 劳岭村、仙潭村与后坞村在民宿产业兴起前后本地村民收入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问卷调查统计绘制。

2.2 社会层面的乡村韧性

工商资本的大量介入导致城市社会网络快速扩张并冲散了劳岭村原有的熟人网络，使得村民个体在绅士化市场发展中被边缘化。外来精英及人才主导了该村中高端民宿的就业市场，对本地就业的带动作用有限，民宿产业兴起前后，劳岭村本地家庭的人口回流数量明显少于仙潭村与后坞村（图3）。

▲ 图3 | 劳岭村、仙潭村与后坞村在民宿产业兴起前后本地家庭人口回流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问卷调查统计绘制。

仙潭村的发展呈现出内外协同与融合的特征，逐渐形成了以村民为主体、以外来精英及乡绅为凝结点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复合型社会网络。这归因于先期入驻的外来精英推动了本村村民全面介入民宿产业。后坞村的乡土社会特征保持较好，草根阶层在后坞村的社会构成中占据了主体地位，产业发展的本地根植性很强。但固化的社会资本限制了后坞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潜力与韧性，村民在应对新的发展机遇时的改变、适应和创新能力不足。

2.3 空间层面的乡村韧性

莫干山镇的3个乡村社区的物质空间逐渐呈现出“绅士化”特征，乡村社区的原住民与现有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间的关联性显著弱化。在民宿产业驱动下，3个乡村社区的空间特征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如下变化：一是村庄发展不再强调集中居住，即松散型的聚落空间格局得以保留，与民宿、休闲等功能相结合，被赋予了“乡野”的意义。二是基于民宿产业的发展，乡村聚落的农业生产空间逐渐转变为观光体验的消费空间。三是各村山水林田等资源作为免费开放的景区来整体打造，当地政府试图将裸心系列的“裸心”理念贯穿于旅游、度假及养生等各个方面，但也导致了不同程度的符号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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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视角下的乡村振兴：目标、实施与评价

3个乡村社区虽然区位邻近、资源禀赋相似，但在工商资本介入下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劳岭村的发展呈现出“入侵模式”；后坞村的发展呈现出“区隔模式”；仙谭村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较为理想的“融合模式”。这种在经济、社会与空间等层面表现出显著差异的演进韧性特征归因于各乡村社区在发展过程中目标系统构成、实施主体与路径、发展绩效等的不同。（1）从目标系统来看，乡村社区能否善用外部资源且真正实现自我造血是衡量乡村振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乡村发展中，经济转型是引擎，社会资本是核心竞争力，而人地关系是基础。多元目标系统应兼顾效率和公平，形成经济、社会、空间交融的良性循环，充分构筑乡村社区的演进韧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2）从实施主体与路径来看，乡村振兴的实施主体应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的政府、企业、村集体或村民。现实中，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往往是多元主体介入下不清晰、不确定、渐进的非线性“动态过程”，需要注重内生学习、创造、开发能力的培育与探索，既要避免 “绅士化”对乡村社区的异化作用，又不能过于“草根化”而限制发展。（3）从绩效评价来看，乡村振兴应以乡村社区的适应和转变能力为核心指标，因为它决定了乡村地区的演进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比劳岭村，发展起点相对滞后的仙潭村因其突出的学习能力，对乡村地进行了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使之最终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可持续发展态势。这种自我能力的提升是多元外来主体介入乡村社区并对其实现真正“赋权”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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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部分城市人口和资本流入大都市周边的乡村，推动了这些地区率先转型发展。与此同时，不仅地方政府积极制定了相关的引导政策，中央政府及有关部委也通过实际行动鼓励规范工商资本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然而，如何善用工商资本等外部力量介入的机会促进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成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命题。

本文撰稿：陈晨   耿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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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介绍

《韧性视角下的传统乡村社区演进研究——以莫干山镇三个典型村庄为例》一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23年第 1 期第86-93页。

【doi】10.11819/cpr20230109a

陈  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城市规划系副系主任，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乡村数字空间技术分实验中心主任。

耿  佳，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工程师，本文通信作者。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地方产业驱动乡村聚落发展的特征、机理及规划对策——以江浙地区为例”(5197847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212021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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