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讯 | 走向区域的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第十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顺利召开

大会现场实况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湛毅青致辞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秘书长曲长虹致辞

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

主要观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快速城镇化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伴随城镇化起步建立的我国名城制度，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抢救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地仍然存在“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地域文化模糊和历史文脉割裂等问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还缺乏区域视角和系统观点，部分区域性文化体系和脉络被破坏了，因此特别需要国家层面的整体谋划、顶层设计以及自上而下的统筹保护。我国学者对“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连续的大一统文明”有着深刻而经典的论断，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是弘扬中华文明的时代要求，文化脉络、文化体系不应仅仅是片段化的要素罗列，其关联性与整体格局至关重要。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其在思想观念和空间形态上均体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特征。新时代我国区域文化保护应树立三个新理念：大历史观的视角、大文化观的视点、大区域观的视野。在“三大阶梯、十大流域、七大气候分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我国不同地区人居条件存在差异，形成了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游猎文明三种典型的中华文明形态。政治类、经济类、社会类、科技文化类、地理类遗存等五个主题、十五项价值特征的文化遗存类型丰富，应探索跨区域、跨流域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格局，科学建立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探索构建基于“精准分析+适应布局+动态评估”的新时期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方法。

建立走向区域的城乡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框架很有必要，包括构建“四核、九片、十三廊道、多点”的国家文化空间格局，打造长江、黄河、长城、茶马古道、明清海防等跨区域和跨流域的文化廊道，保护皖南徽文化、江南水乡文化、八闽山海文化、青藏高原文化等一批重要的文化区域。王凯最后指出，中华文明“九州共贯、多元一体”，我们应从区域视角来认识城乡文化遗产，构建“精准适配”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法，探索国家层面的整体保护格局、跨区域流域的遗产廊道和重要文化板块，科学建立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这对于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

主要观点：

侗族是拥有296万人口的中国第十二大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湖南、广西和贵州三省交界处以及老挝、越南等国家。从地理环境上来看，侗族人民在山多田少、长期封闭的山区环境下，在具有平缓山地特征的环境下，形成了长期稳定发展的侗族村寨和民族聚落区域。

通道地区具有典型的侗族地区地形地貌以及气候条件，其在生长模式、社会组织、选址与土地利用等多方面表现出独有的特点。其生长模式突出表现为在“峒”之间的有机迁徙，在以“峒”为基本生存单元的空间中人-村寨-农田之间保持长期相互限制相互利的动态平衡。社会组织是通过各种级别的“款”来建构的，使侗族社会成为一个整饬严明、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的社会。侗族特色的地方联盟“款”由地缘相近的侗寨联合而成，反映了“寨—款”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团结自治的民族特点。侗族选址与村寨建设体现了其对山地环境最大程度的适应与利用，村寨选址优先考虑满足耕作的生产条件。村寨总体布局“青山为靠、绿水环绕”，以满足起房建屋、发展林业、开渠灌溉、挖池凿塘、清洁防火等需要。村寨建设以“鼓楼”为中心的圈层式资源利用模式体现对山水环境的综合利用。寨内紧凑集中的聚落空间结构，体现出村寨高度节地的聚落布局模式等。生态农业方面，侗民多年来一直坚持种植糯稻，对传统风俗和民族文化予以传承和延续，侗族村寨巧妙的利用了“山、水、田、林”各项资源要素，形成了“稻、田、渔、鸭、林一体”的有机循环生计模式。侗族的内部组织遵循着“家庭—房族—寨—款”的基本原则。房族作为侗族的核心社会组织，对其内部的各家庭进行凝聚、管理和约束。寨由相邻的几个房族构成，对其内部的所有房族、所有家庭进行约束和管理。侗寨由处于同一聚居区的几个房族联合而成，反映了侗族“房族—寨”的社会组织结构。

张杰指出，侗寨的建筑布局及格局特点以及是侗族和谐、平等、团结民族特色的实体空间见证。独栋式民居体量相似，体现了侗族平等的社会文化。近亲连排式民居由同宗共姓人家连排建造，反映传统侗族社会团结紧密的血缘伦理关系。以火塘为核心的居住模式体现凝聚和团结。二层靠近火塘或堂屋、较为舒适与方便的房间会优先留给老人居住，体现了家庭内部对老人的尊重。分家时，父母多选择将房产平分，甚至在建造之初就选择接近对称的布局方式，体现出侗族社会的平等、敬老特点。团结互助的社会特点在水井、凉亭、风雨桥等公益设施中得以体现。最后，他将侗寨塑造空间与景观环境的智慧总结为“山-水-寨-田-林相互围合、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整体景观特色。提炼出侗族公共建筑独有的公共空间序列：即一个村寨由多个以鼓楼为中心的簇状组团构成，每个组团的核心以鼓楼与鼓楼坪为中心的公共建筑群，承载了村寨最核心的社会功能，民居围绕着每个核心分布。

Steffen Nijhuis，Full Professor,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Built Environment, Head pf the Secti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Netherlands.

主要观点：

气候变化对庄园景观的水资源管理有显著影响，特别是水资源的丰裕和短缺，以及由于气温升高引起的植被变化。与此同时，持续的城市化与人类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也给庄园景观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如何应对城市化带来的空间碎片化问题，以及因休闲旅游需求的增加而带来的庄园产权转换和功能置换等问题，是现如今庄园景观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的复杂性需要理解庄园之间的内涵和系统性关系，从而找到各利益相关方可协作的平台。因此，我们提出了基于景观的区域设计方法，通过跨尺度的设计研究与设计思维来解读和认知空间结构与空间连贯性，并依托这些空间特征和空间组织逻辑探讨庄园景观的未来发展。

研究提出了基于4个迭代阶段——收集信息，解读信息，预期发展，采取行动——的适应性规划和设计过程，来应对由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带来的庄园景观的动态变化。发展韧性和适应能力应当以基于景观的区域设计为基本策略，具体方法和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1）以景观的形态变化过程为基础，以自然和庄园景观的“生理学”作为塑造空间变化的指导；2）创建和再生生态系统，以生物多样性和多功能作为社会生态包容和水敏性庄园景观的基础；3）发展韧性和适应性空间框架，为该地区的协调发展（长期战略）建立强有力的结构，同时为当地项目（短期干预）创造条件；4）以设计为导向探索多尺度、跨学科的方法，以认知为基础进行空间设计，同时整合市民、学者、商界人士和决策者等各界参与。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资源管理教席教授董卫

主要观点：

长江流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名城与世界遗产叠加的空间区域构成了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的基本组成部分。2013-2023年的国家考古发现显示，新近发现的早期聚落与城市遗址分布与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布有密切的同构关系，长江、黄河等流域是其主要集中地。关中-中原文脉“万年文明、横亘千里、王朝大都、举世无双”，郑州-西安两个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之间存在上万个新时期时期以来的重要遗址群落，应得到我国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的更多重视，探索该区域历史文化资源整合的路径。长江中游其北朔中原、南通珠江水系、东西关联长江上下游，处于中华文明大区的中心位置，其重要聚落遗址的分布与“云梦泽”的水环境关系密切，是高密度水网条件下的高密度古代聚落集群，具有世界唯一性特征与价值，在全球江河文明与滨水历史城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拥有突出地位。

长江流域文化遗产反映出中国作为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的生成过程，历史上频繁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地方城市与建筑的发展。董卫介绍了近期对土司文化的研究，描绘了一幅基于土司自治、联动与变迁的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格局，在区域视野中阐述了高密度土司集群兴起与发展的原因，认为它是山区型关隘、古道与乡村系统-少数民族集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土司化生存空间。此外，他分析了川黔粮食贸易的重要遗存——尧坝古镇建筑群，比较了湘鄂川古道上的庆阳坝与巴黎的拱廊街，探讨了宋元绘画中的建筑演化。认为穿斗式/干澜式民居拥有深厚的江南文化根基，定型于历史上无数次北人南迁的过程中，以上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空间格局的有力见证。

族群、语言与民居类型的空间分布是区域历史文化特征的重要表达，为此应建立人居环境的区域史学，全面展现中国城市与建筑复杂而多元的历史进程，建立“国家历史文化空间”概念（The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Space）。董卫指出，遗产是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驱动力，“大遗产”体系以传统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哲学思想为基础，融自然与文化、历史与未来、保护与发展为一体，为国际社会现有遗产保护体系的改善、提高贡献中国智慧。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汪芳

主要观点：

流域是联系不同时空和不同要素的纽带与容器，是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相互作用的人居单元，体现出人类对环境变化以文化响应的长时序、多尺度的地方适应过程，也是一个体现人与自然协同性的整体系统。因此，单一视角无法解决复杂的流域人居系统问题。目前，流域人居系统面临着系统复杂性、要素多元性、数据碎片化等挑战，为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相关重要规划，需要结合时空多维视角、学科交叉途径、智慧计算技术进行研究突破。

“黄-运-长”流域共同体作为中华文明的“典型容器”，是反映自然适应和人工干预影响下人水关系演化的全球最典型区域之一。这里共有317万平方公里，以33%的国土面积孕育了全国63%的经济体量和66%的人口数量，其中包含了全国65.0%、72.4%、68.2%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64.7%的传统村落、74.0%的全国文保单位、66.0%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8.6%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和65.6%的A级景区。涉及了自然形成、人工干预2种源起水体类型，黄河、长江是水能丰富的自然河流，位列“世界十大长河”，大运河则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人工水系；作为文明起源和文化传播的代表性区域，也是人水关系和矛盾的代表性区域，呈现出文化、气候、地貌，以及城镇化发育水平的多样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等重大战略出台，代表了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3类国家重点关注方向。

近年来，项目组在这一区域持续开展流域文化遗产考察，主要关注史前遗址、传统村落、历史城镇等，围绕流域人居的地方性和适应性，搭建起“流域人居系统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国际、部级、省级、学会等多个学产研工作平台。团队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结合考古、水文、遥感、生态等方面数据，构建流域建成环境多源数据库，并探索空间规划数据的融合技术，与中国电建西北院合作，建立起“长时序与多尺度流域人居环境智慧应用平台”。团队探讨了“黄-运-长”流域共同体中的三类典型人地关系：黄河中上游区域为资源约束下的人工干预类型、长江中游区域为水源涵养下的人水共生类型，以及黄河中下游黄运交汇区为水患扰动与黄运交汇的适应类型。黄河中上游涉及水利移民背景下的异地更新型聚落，以及黄土高原等自然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地区的聚落人水响应；黄河中下游区域是以水患扰动与黄运交汇作为主要切入点，探索长时序中在自然资源禀赋和人工强烈干预下城镇的兴起与衰落，以及该区域独有的“城摞城”现象；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等地区则是人水共生的典范，在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过程中，随着治水能力的提升，聚落点从四级阶地走向了大江大河之滨。结合以上类型，展示了区域尺度、聚落尺度，和建筑尺度上的空间多尺度研究成果，以及在原址更新型聚落、异地更新型聚落的运用，并开展在黄河流域的汾河流域、龙羊峡至兰州干流区间等地区的空间多尺度嵌套实践工作。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研究与培训中心（上海）执行主任邵甬

主要观点：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着纵向割裂、横向割裂、保护与发展割裂这三个严峻挑战。基于此，2014年住建部开展“皖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试点规划编制试点工作”，以期对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起到重要的示范意义。皖南地区因特殊的山水地理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通过对该区域的历史层积、产业人口、文化交流、交通联系等方面的识别并得出该区域的整体特征与价值，形成区域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整体性特征以及区域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生命体特征两个重要理念。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以皖南地区为代表的包含关联点、连接线、整体斑块整体保护框架和协同发展机制。同时，实施针对皖南地区的资源保护规划的管理机制的创新，以文化单元为基础建立跨行政区长效保护机制。皖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试点工作加强了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价值的科学认知，建立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协调管理机制，并基于城乡统筹探索了历史文化资源创新利用模式。

国土空间规划给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带来重要契机。同时，文化遗产也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重要的文化视野。国空背景下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再认知是基于国空的空间转变、内涵转变、方法转变，通过了解地域文化脉络线索，进行文脉分析、特征总结和资源梳理，最终建立历史文化空间保护整体框架。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以国家文化安全格局保护与加强、地域文化空间保护与传承、国土空间的高质量发展和美好家园高品质生活建设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四大目标。

通过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再认知，可以为区域历史文化资源整体性保护的再探提供理论支撑。以河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为例，我们通过文脉分析，深入解析河南省的历史文化生成机制，通过分析河南省的地理环境、农业发展对文明的支撑、黄河中下游流域变迁、政治军事因素、历史交通格局以及近现代工业发展和社会建设格局、社会结构变迁等整体理解河南省历史文化价值，包括其人居智慧、历史空间结构特征等。通过将研究成果与既有法定保护资源的空间结构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比如支撑洛阳等历史上城市群发展的河南省丹沁古灌区区域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价值认知与整体性保护的需求。通过对丹沁古灌区水利工程系统构成和管理维护机制的研究，解析出该地区水利系统关联自然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区域空间特征，以及水利系统关联社会经济和民俗信仰的区域文化特征；梳理出河南丹沁古灌区区域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价值与整体性保护中价值载体生成机制和价值载体类型；总结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人地智慧价值，地域魅力的文化地景价值和持续演进的文化生态价值，并且探索将研究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历史文化保护线空间管控和用途管制的工作中。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业遗产教席教授何依

主要观点：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绵延不断的历史文脉投射在中华大地，成为“历史文化空间”，是自然环境、历史过程、文化积淀和国家及地方认知的综合产物。能够为一段历史提供较为清晰的历史环境和实物证据链，形成一种普遍认同的传统文化叙事、区域文化结构，并构成重要的文化景观。历史文化空间可作为一种规划视角、一种规划方法、一种规划载体，来指导区域性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

从演化机制上看，总体上分为区域和国家两类历史文化空间：其中，区域历史文化空间建立在地理单元的内部作用基础上，是一种 “人类-自然” 互动发展过程的结果，具有长时段的稳定性，如宁波平波千年水利工程，形成了三江六塘河的城乡网络。而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则是建立在国家制度的外部作用基础上，是一种 “国家-地方” 互动发展过程的结果，具有中时段的阶段性，如明朝国防战略布局中，针对山西的“九边重镇”与“开中飨边”政策，塑造了晋北边堡，晋中大院，太行关村，黄河渡村等商镇类城。

地理环境和社会局势作为重要背景，人类的活动赋予文化价值，使其成为能识、可读、有意义的历史文化空间。

Alan Marino，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 Architectes des bâtiments de France » (ANABF), Honnorary General Inspector of French Ministry of Culture

主要观点：

卢瓦尔河谷凭借其“卓越的文化，自我的更新和生活的景观”被列于世界遗产名录。卢瓦尔河谷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符合以下三个遴选标准：标准一，卢瓦尔河谷以其建筑遗产的质量而著称，其历史古镇如布卢瓦，希农，奥尔良，索米尔和图尔，但更重要的是其举世闻名的城堡，如香波城堡。标准二，卢瓦尔河谷在河流沿岸形成了特殊文化景观。它见证了两千多年历史中人类价值观的交流以及人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和谐发展。标准四，卢瓦尔河谷的景观，特别是其众多文化遗迹，展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思想对西欧思想力和创造力的特殊影响。

The “Val de Loire Mission” 是2002年创建的卢瓦尔河谷治理体系的核心，并得到该地域所有合作伙伴的批准。它由两个地区政府（中卢瓦尔河谷地区和卢瓦尔河地区）资助，并由两个政府作为“地域领导者”和“行动者交汇点”。卢瓦尔河谷的治理和推广由三个机构协作完成：“工会委员会”是“the Val de Loire Mission”的审议机构，9名区域民选代表负责通过预算和行动纲领，是“the Val de Loire Syndicat Mixte”政治和行政组织成员；“区域间技术委员会”（C.T.I.R）制定执行管理计划的联合战略。它汇集了相关的地方政府部门和来自卢瓦尔河谷两个地区的部门代表；“领土会议”是一个指导机构，它将卢瓦尔河谷有关地方当局聚集在一起，提出行动建议并评估所开展的工作，该机构由协调省长与“the Val de Loire Mission”主席和副主席联合主持。

卢瓦尔河谷治理的关键核心在于如何赋予以及如何辨别卢瓦尔河谷独特身份特征，了解卢瓦尔河自身是否能成为法律的主体，以及以何种方法来跨越主体的人和客体的河谷之间的差距。为了解决卢瓦尔河谷治理的核心问题，The “Val de Loire Mission” 在其2022年的行动指南中提出三个关键点：一是提高年轻一代对卢瓦尔河谷的认知与认可；二是鼓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拨款；三是为地方当局的管理提供支持。总而言之，过去22年在卢瓦尔河谷世界遗产地积累的经验超出了大多数遗产地对遗产的简单保护。在不断寻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平衡以及在当局的政治选择和居民的关注之间，它创新性地揭示了领土意义以及文化价值，从现今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原始经验有着相当的价值。

Giuseppe Bertrando Bonfantini，Full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ning, Politecnico di Milano, Italy

主要观点：

关于历史遗产的探讨在经过了相当长的沉寂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逐渐回到了城市议程中。意大利学者Francesco提出主导20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城市规划的主题之一——历史中心的概念，该概念也是意大利对国际城市规划的主要贡献，对于引发全球范围反思城市遗产当下面临的新挑战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另一位意大利学者Paolo也提出，意大利文化在城市研究领域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对历史文化名城与区域遗产保护的贡献。意大利的经验为区域和城市遗产在规划中的问题提供了参考，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人们对居住地中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的看法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

当代社会对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往往基于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人们对历史城市景观价值的感知和意识在逐步提高。二是历史城市景观有着显著影响城市化和宜居性的潜力。历史城市景观的价值体现在其建筑和艺术的价值，历史和文献价值以及其文明价值。而历史城市景观的潜力主要考虑这些从历史城市景观中继承的城市资料可以提高当代城市宜居性和满足人们当前生活。因此，当代社会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应当剔除历史中心这一孤岛规划形式，基于历史城市的概念对传统的历史中心概念进行修改与扩充，克服传统的历史中心概念的局限性，塑造新的城市规划基准。基于历史城市的概念，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应当渗透进城市居民的生活之中，将其要素、片区和结构地域特征作为城市设施进行维护。

衷心感谢米兰理工大学江攀博士在国际联络中的支持和帮助！

大会现场讨论热烈、座无虚席，同步直播的线上大会受到广泛关注。与会各方对于新时代我国区域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理论与实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感谢各界领导及专家学者提供的宝贵经验和创新思路，这将进一步推动华中科技大学规划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10月15日的“湖北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研讨会”圆桌会议及三场分论坛，请关注后续报道。

（请横屏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