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时代城乡生活生产空间重构的影响特征和机制，我为大家分享城市和乡村两个实证案例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城市案例。通过POI大数据探讨了上海市眼镜店近年空间分布变化的特征和原因。通过上海市眼镜店的区位变化研究发现，在宏观尺度上店铺分布更为均质化，城市中心区位和地铁站点对眼镜店的吸引力均有所减弱，尤其是城市最中心地带的店铺数量急剧下降，并在垂直空间上出现“上楼”现象，黄金地段沿街店铺的占比下降，而高层写字楼内的眼镜店比例大幅提升，完全改变了原本“金角银边”的区位选择特征。进一步通过大众点评等网评APP调查，发现“上楼”店铺的线上评价人数更多，店铺星级更高，线上消费金额也更高，由此认为店铺通过网络运营，提升网络可达性，在虚拟空间中形成新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覆盖了实体空间上的交通区位劣势。

其次是乡村案例。以陕西眉县（猕猴桃生产大县）某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化访谈，探讨了乡村电商发展影响下的村民生活生产活动变化和相应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在空间重构方面，随着猕猴桃网络销售渠道的拓展，镇原本的农资售卖功能逐渐转变为农资售卖、物流仓储、快递服务功能，村内部的生活空间也已经转变为生产、生活功能复合的空间载体，部分居住空间承担包装、存储等生产功能，村内部分商店和闲置房屋被利用为快递发货空间。在乡村购物行为和空间结构方面，食品生鲜、生活用品这类需求频率较高、价值较低的物品购物空间仍然呈现“镇分散”，而服装鞋帽、数码家电等这类购买频率低、价值相对较高的物品的购买空间则由“县集中” 转向“互联网集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休闲行为和休闲空间方面，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独处型休闲活动的比例逐渐增高，社交型休闲活动的比例减少，相应地对县、镇、村三级的休闲娱乐消费空间产生显著影响。

以上两个案例的实证折射出移动互联网影响下城乡生活和空间变化的部分特征，有助于理解数字时代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交互所形成的空间重构。

过去10年，信息化、数字化对居民活动的影响和居住空间的重塑已经成为一种重要趋势，不仅包含物质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的重建，也包含数字空间知识的获取、数字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需要深入思考在新的数字化时代下的空间、时间和人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关于行为革命、城市空间人本化的探讨当中，规划学家提出了城市移动活动系统的概念。借鉴这样一个经典概念，近年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城市空间的概念：城市实虚活动系统。

针对虚拟空间，我们希望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活动系统概念。这既来自于对已有信息通信技术对行为的影响研究的反思，也是疫情期间日常生活给予的启示。也就是说，疫情期间，我的日常活动、比如教学、学术会议以及娱乐休闲等线上虚拟活动已经成为自己的前台生活，而睡觉、吃饭、散步等线下日常活动反而成为在虚拟活动之外的后台生活，前台的虚拟活动的固定性更强，但后台的日常活动的可调整性变大，让我感受到虚拟空间的相对独立性的存在。并且，现在我们使用的虚拟空间，它活动的功能、内容更加多样，虚实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构建这样一个虚拟空间的活动系统，并将该系统与实体空间进行交互研究，从而达到实虚活动相得益彰。

对于城市实虚活动系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既有传统行为研究的概念，也涌现了一些新的方法和需求。首先，在对虚拟空间的表达层面，传统的表达术语和方式已经不再满足现实需求，因此需要创新表达形式。其次，在城市活动的尺度层面，需要构建个人、家庭、社区、城市等多尺度的数字媒介实虚活动秩序。最后，就是需要探讨城市实虚活动系统的特征，并对其进行反思和重构。

过去30多年的中国城市市场化转型形成了长距离通勤、家庭生活空间隔离、生活服务不便、安全性不高等现代城市病，需要在城市实虚活动系统的新框架下进行反思和重构。例如，基于近期我们对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街道134个家庭的9895条活动日志（2826条网络活动日志）的初步研究，发现了一些社区数字生活的时空间特征，包括虚拟空间活动的随机性变大、实体空间活动的时空间不确定性增高、前台活动与后台活动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活动情境更加灵活和多样等。我们构想一个面向未来的、面向数字生活的社区生活圈规划，即通过社区居民实虚活动系统的重构，通过电子化、数字化的工具，促进社区“破墙”共享；在实体空间规划的基础上，叠加数字化空间建设和数字化行为体系建设，最后达到居民满意度提升和社区综合治理的双重成效。

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到底对生活，对城市空间和城市规划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作用，或者说本原作用，是对公共资源的配置进行引导。传统的方式是分级分层、按照服务半径和配套指标进行空间资源供给。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这种空间供给模式被逐渐打破。过去所认知的空间（实体空间）是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一个重要的载体，大部分的资源服务都是在空间载体上被人们二次选择和分配，但移动互联网使供需双方的载体发生变化，也就直接影响到空间本身。因此，移动互联网改变了生活服务资源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中介载体的形式，从而推动了资源配置模式的转变。

这种供需双方间中介载体的转变，在其他学科也有很重要的新提法，如信息科学领域的“去中心化”，但它放在城市规划学科却不一定准确。事实上某些资源和服务空间不一定去中心化，甚至会加强中心化，但无论如何它的中介形式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换一个更准确的概念应当是“去中介化”。“去中介化”将部分依附于实体空间的功能转移至线上平台，使服务场景由传统单一的“实体空间”向“虚拟平台+实体空间”的复合场景转变。“去中介化”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渐变的过程。以生鲜零售和外卖团购为例，根据平台介入方式就由中介化、部分去中介化向完全去中介化过渡。例如近消费端的服务设施，不但没有去中介化反而强化了地理的中心性；又如外卖空间则成为完全去中介化的空间，生产端可更自由地在空间中分散布局。回到和规划空间相关的讨论，发现实际上面对个体需求差异，不再完全强调从需求端主体出发的便利性，而是转向了物流中心便捷性的争夺。因此，空间资源配置在需求端、中间端和供给端各有侧重：需求端侧重的是互联网平台对于人群特征的描述和分析，中间端则是交通成本驱动下对物流中心的争抢，供给端是以租金为代表的服务环境变化。因此在整个空间配置上，过去“一刀切”的方式对不同端不同类型空间的响应差异较大，且出现了不适应性。

城乡数字融合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要的话题。“数字”既代表未来城市发展的形态趋势，同时代表一种城市治理的手段和路径。中国城市数字化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便已开始，当讨论到城市数字化的发展路径，能够看到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就是效率驱动。诚然，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当今城市发展中重要的辅助工具和要素，然而技术作为一种人造物在人类学看来，其驱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的能力是有限的，甚至是双刃的。智慧城市在今天全球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种基于技术乌托邦的想象，表现为表面上很智慧，但实质上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

数字技术背后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当把城市化以及城市治理的问题看成是一个技术问题，那么结果就自然转变成只能接受技术解决方案，并选择性忽略其他可能的替代性方式。城市问题被转化成为“效率低下”，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追求效率的过程，而忽略了城市中的多元主体在参与城市生活并面对城市问题时想法各异，“更好”和“更有效率”的矛盾由此产生。比如共享单车的集中停放似乎方便了城市管理者对于街道的管理，提高了治理效率，但这样的效率优先对于临街的商铺以及行人是否公平的呢？一项技术实施不是一个简单技术性问题，更多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技术创新也是如此，需要思考在技术实施的过程中哪些群体获得政治影响力，或者利益相关群体在社区出现什么样的分化，哪一部分群体获得好处的同时哪一部分人又被剥夺了权利。技术专家普遍认为对于城市中的个体或集体的需求，技术总会给出一个普遍的、超验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有时候技术的实施可能会带来负向社会效应，比如智慧警务系统可以辅助警方提前部署警力或者重点监控，但一旦遵从了算法的建议派遣警察前往假定的犯罪地点，势必会对居住在当地的普通居民产生影响。

以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加速了时空压缩，推动了经济、空间和居民个体的数字化转型，促成了数字时代的来临。具体到城市零售空间，受数字技术赋能，传统零售店铺逐步新增线上服务，即时零售、社区团购、直播电商等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新型O2O零售业态模式应时而生，推进零售空间在区位选择、空间组织结构和服务范围等方面发生变革。购物主体及其空间选择发生变革，信息流逐步替代了人流和货物流，促使零售业的布局由以“场所”（零售空间）为中心转向以“人”（购物主体）为中心。这不仅推动零售业核心要素“人”“场所”及其关系被重新定义，也催生了城市零售空间领域新的人地关系。

对广州城市零售空间分布特征的实证研究发现，线上线下零售空间呈现“中心-外围”的聚集特征，即中心区连绵分布，外围区呈现多组团分布态势。O2O与传统零售空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也呈“中心-外围”特征，两者耦合协调程度从中心区、近郊区到远郊区递减。访谈发现，O2O与传统零售存在市场竞争关系，又存在聚集合作关系。随着线上线下零售业的融合发展，许多传统零售店铺“触网升级”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在影响因素方面，建成环境、人群特征及商铺租金等因素均对O2O零售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建成环境因素通过作用于人流量、物流供应效率等方面影响O2O零售空间的分布，人群特征通过零售需求大小、购物偏好等影响O2O零售空间的分布，而商铺租金则通过店铺成本与零售经济活力作用于O2O零售空间的分布。

受数字技术赋能，O2O零售模式的供应链形成了柔性组织、精准调度和高效响应的网络状闭环，各零售空间节点之间的信息流动更加频繁高效，以此影响并重塑了其零售空间的分布。相较于传统零售，O2O零售拓展了销售渠道，信息流通过网络有了更高效和精准的传播方式，物流也跳过了供应链中间商环节，降低了对道路交通的依赖，在提升效率、减低成本的同时也更好服务了消费者。

结合信息空间、社会空间、物理空间三类空间在数字技术赋能下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系统思考，进一步对两类城市零售空间发展提出了策略建议。一方面，城市传统零售空间需要强化线下零售优势，传统大型零售中心需要加强高端化、精品化经营，社区零售需要在均衡布局的同时兼顾差异化发展；另一方面，城市新零售空间需要进一步考虑弱势群体的需求，提升边缘地区零售设施的可达性，不断增强供应链布局区位的弹性和配送的时效性，为精准匹配市民的日常消费需求提供基础保障。

虚实融合新时代的城市空间演进——现状、机理、趋势与规划响应

牛强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规划系系主任、教授

上世纪60年代，全球进入信息化时代，此后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虚实二元阶段，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的虚实融合阶段。虚实融合对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线上问诊，线下送药；线上预约，线下接送等。

当下，虚实融合新阶段是否对城市空间产生了影响呢？以武汉市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基于人的活动和职住空间选择的视角，利用手机大数据分析市民各类手机APP使用及其市内迁居、换岗情况，发现：（1）生活空间方面，居民线上生活呈现反中心与泛中心的特征，从线上活动强度来看，城市边缘区的明显高于中心区域，除外卖生鲜仍呈现一定的中心集聚外，其余类型的活动强度均呈现出反中心特征，其中居家服务、医疗问诊和青少教育还呈现出泛中心化的特征。同时，利用迁居大数据，发现线上线下生活APP使用时长越高的人群，越有可能向近郊区迁移，尤其是体现在电商购物上。（2）生产空间方面，移动办公人群（尤其是高频）更易向产业完善、生态环境好、服务设施完备、创新氛围浓厚的郊区新城迁移，较之非移动办公人群，他们在中心城区净迁出量更多、郊区净迁入量更大，这也会带动居住地的进一步向外迁移。这些实证研究表明，虚实融合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反中心化的影响，推动了中心城区功能向近郊区的疏解和分散。

怎么解释这些空间分散化现象呢？早期的虚拟化开辟了远程通讯和远程信息服务，取代了部分基于实体空间位置的关系，信息空间开始压缩，体现在对远距离低频交通的替代。那时对区域、城乡尺度的空间结构影响较大，出现多中心、郊区化等。但是虚拟化与实体空间的交互较少，市民仍须去各级中心获取实物和实体服务，所以对城市内部空间影响较小。新时期有赖于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虚实之间的联系大幅度加强，特别是补充了和线上一体化运作的线下渠道，因而实物和实体服务也可以随信息同步快速流动，替代了传统的基于交通的实体空间联系，从而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对中心的依赖，实体空间开始压缩。总体而言，虚实融合程度越高，能流动的要素内容越丰富，对实体联系的替代效应越强，就会越分散。

未来虚实空间又将如何演进？根据虚实融合流动的内容、深度和质量，推测未来城市将由虚实互馈的数字孪生城市、虚实分工的线上线下城市、以及虚实融合的元宇宙城市3个层级构成。它们互相嵌套，在宏观层面将促进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形成多中心、泛中心的网络城市，在中观层面形成更加灵活、小型化、综合化的城市功能组团，能够因地制宜，嵌入自然环境并和谐发展，在微观层面创造各种虚实融合的新空间场所。

面对新时代的机遇，城乡规划需要将线上与线下打通，打造线上线下生活圈，不仅规划线下城市，还要规划线上城市、以及元宇宙城市，同时搭建一个研究框架来跟踪研究虚实融合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积极探索虚实融合的柔性规划策略。

线上线下互动的城市生活服务设施布局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