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结构特征、创新链近域组织、创新链圈层对流以及创新节点分异等的认识，结合各类创新主体集聚以及承载的创新链、产业链环节功能特点，分析跨界地区创新空间趋势特征、类型、面临挑战以及规划应对思路，并以深莞边界规划实践为例，探讨创新空间的规划对策。研究发现，跨界地区在粤港澳大湾区承担着弹性快速生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功能，形成了基础研究、科技孵化转化、研发制造一体化等多样性创新空间单元，同时也面临着平台支撑不足、边界墙阻碍、产城格局碎片化等挑战，空间规划应定位好科创模式，加强差异化载体布局引导，创新治理机制推动政策赋能与合作共建，营造异质性空间吸引创新要素集聚。

     全文发表于 《城市规划》 (2024) 增刊，欢迎分享。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创新发展转型的重要阶段，创新型产业已经成为国家和城市参与竞争的重要因素。创新产业的集聚和分散逐步影响着大中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建设创新城市、创新城区乃至文创园、工业园、创业园等创新空间，正在成为各级政府争取扩大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而熟练运用的空间政策工具。

自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外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多个角度开展对创新行为和创新空间的研究[1]。如费尔德曼等分析了大学作为城市的创新空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沃尔科特分析了科技城、高新技术产业区及产学研合作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3]。国内学者在2000年前后，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开始对创新产业集群空间特征进行研究[4-5]，并逐步拓展到区域创新系统、城市创新评价和创新街区营造等角度[6-10]。学者们广泛探讨了城市创新职能和城市创新体系的建构、创新导向的产业布局和街区建设，以及创新空间的规划布局和管制策略等。总体上看，当前在宏观层面对区域创新格局、城市创新网络、创新系统动力机制等研究较多，在中微观层面主要侧重在城区、街区、园区创新等类型研究，对于边界地区、跨界地区的创新模式以及规划研究相对偏少[11-12]，尤其缺乏对跨界创新空间具体类型的特征刻画。随着城市群与都市圈进入网络化发展新阶段，关于跨界地区的创新趋势以及空间治理对策有待深入研究。

长期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以企业为主体培育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产业集群，而且，随着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上下游分工和专业化协作逐步形成，创新链与产业链日趋融合，“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应用转化—规模制造”的创新全链条已经形成，且发挥了巨大的集聚作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不断融合拓展带动大湾区走向更加复杂的创新生态，衍生出多样化、网络化的创新空间。大湾区跨界地区的创新空间和创新生态因其叠加了差异化的行政政策和空间治理而更加复杂。本文借鉴已有大湾区创新空间类型研究[14]，重点关注具有创新能力的各类主体（如高校、科学装置、链主及专精特新企业）在地域空间的集聚与扩散现象，解析其所承载的创新链、产业链环节功能以及关联特点，以此认识跨界地区创新空间演化趋势、各类主体集聚形成的创新空间单元类型特征。

一方面，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发展壮大，不断向外扩散势能，加速与周边地区合作互动，推动城市进入都市圈发展新阶段，都市圈外围地区如顺德、番禺、龙华、光明开始成为城市人口与产业集聚增长的重要地区。另一方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由外向型制造经济走向内生型创新经济，着力构建自主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与创新链，产业分工从全球分工走向近域组织，企业加快垂直整合产业链，形成了产业链、创新链在都市圈内近域布局的新现象，进而形成空间上更为紧密的生产组织关系（图1）。在都市圈创新近域化的趋势下，创新产业突破城市边界进行深度协作，跨界地区向着以创新导向、整合区域创新链条新模式转变[15]。对比2016年与2023年的高新技术企业密度（企业数量÷镇街面积）变化发现，广佛边界、深港边界等跨界地区企业密度明显增长，成为织补区域创新网络，缝合两地产业链的热点地区（表1）。

1.1.2 微观层面：创新企业成长与迁移，打破中心—外围式传统模式，引领不同圈层对流联动，提升跨界地区的创新价值

随着产业链、创新链近域组织、创新链圈层分工对流，依托特殊政策、优美环境与特色资源，跨界地区不断涌现创新空间，且围绕差异化的创新主体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空间形态，包括毗邻港澳的“一国两制”型跨界创新空间，如河套深港创新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围绕大科学装置布局的科学城，如深圳光明—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依托特色产业集聚的集群型创新空间，如佛山顺德机器人制造集群、深圳龙华新型显示器产业集群。笔者选取广佛、深莞、深港、珠澳等典型跨界地区，结合各类创新主体的差异及其创新链、产业链的特点，深入分析创新要素空间集聚的特征。

从产业链类型上看，跨界地区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类领域，但是并非聚焦在某一行业门类，而是呈现多样化类型集中的新特点（图3）。这充分说明了跨界地区在区域创新网络的独特作用，通过融合多种行业门类，以弹性与生产效率为核心竞争力，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与需求，不断迭代创新和生产多样化产品。

1.2.2 跨界地区创新空间类型解析

创新主体的类型差异是影响跨界地区创新集群空间组织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不同创新主体其吸引的上下游企业及其空间需求和协作方式存在明显差异（表2）。从企业为代表的创新主体上看，以研发制造环节一体化为主要特征，形成了链群生产型单元、专精特新集聚单元两种代表性空间单元，带动地区的技术升级与产业创新。其中，链群生产型单元由具有空间关联的链主、专精特新小巨人组成，链主及其链条延展主导了该地区的生产创新网络，专精特新小巨人为链主提供配套，跟随链主进行技术迭代，典型地区如深莞边界的松山湖地区、广佛边界的顺德北滘-陈村地区；专精特新集聚单元由各类专精特新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集聚形成，与周边的链主形成紧密协作关系，各类中小企业基于共性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形成协作性集群，如深圳龙华北—东莞塘厦镇ICT产业集群。

表2 跨界地区基于不同创新主体协作的创新空间模式

从其他创新主体上看，主要形成基础研究单元、科技研究转化单元两种空间单元。其中，基础研究单元为大科学装置或者高校集聚区，侧重于科学研究，如光明科学城；科技孵化转化单元，为环高校或院所创新地区，在原创技术攻关后通过市场化推动产业转化，如横琴粤澳深度融合示范区。

结合上面的分析，跨界地区集聚的不同创新主体以及承载创新链和产业链环节功能，组合形成了多样化的创新模式与空间单元类型（表3）。

表3 跨界地区创新模式与空间特点

跨界地区一般属于不同城市行政管辖的边缘地带，距离社会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较远，相比于中心城区而言，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交通可达性与便捷度不高，且存在行政管理“空缺”带来社会管理难题，这给跨界地区转型为创新增长极带来了诸多挑战。

跨界地区多以产业集聚带动地区发展，创新人才与载体密度偏低（表4），无论是传统产业升级还是新质生产力再布局，都依赖科技创新平台赋能带动。而在市场自发驱动路径下，跨界地区以孵化器、众创空间以及产业园区空间供给为主，难以解决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共性技术研究等平台支撑不足的问题，容易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而且，跨界地区一般是政策平台覆盖不到的地区，缺乏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例如，广佛交界的三龙湾地区，在市级政府力量介入前，长期延续镇村发展模式，陷入“有产业、创新难”的发展困局，产业升级乏力。因此，跨界地区创新升级亟需政府治理的投入并助力高能级创新资源导入。

表4 跨界地区与城市中心区创新载体数量比较

注：创新载体包括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国家重点实验室。

跨界地区存在着不同层次管理开发主体，在大湾区“一国两制三种关税”特殊制度下，面临着跨境制度协调或者不同层级主体协调的难题。各方存在明显的竞争博弈关系，发展价值导向差异明显。利益分配和共建共享政策机制尚不健全，地方合作的积极性不高，都会导致跨界地区发展难以兑现创新增长极的价值。已有研究借用大数据引力模型，评估理论联系流量与现实联系流量的匹配性和差异性发现，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地区存在明显“边界墙”效应[16]，多数边界地区的人流、交通流、资金流、产业经济跨市联系较弱，尤其是跨境边界阻碍系数更高，形成了“行政的墙”，即边界发挥阻碍效应，阻碍要素流动，限制了区域创新协作。

跨界地区作为城市边缘地区，长期缺乏有效规划管控与引导，整体呈现空间散、低端和配套落后状态。一方面，跨界地区公共服务处于“塌陷”地带，轨道交通建设滞后，优质的公共生活配套设施少，未能满足就业人群尤其是高科技人群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产业空间碎片化，尤其是充斥着大量村镇园区等零散低端的产业空间，土地盘活建设门槛偏高，与链主、专精特新等企业对现代化园区空间的需求不匹配。

从区域创新近域组织和对流协作格局入手，立足于自身及周边地区产业、交通、特色资源，瞄准区域创新链、产业链环节的短板，定位好科创模式。统筹考虑不同创新模式下创新主体空间需求的差异，有针对性导入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和完善创新空间配置[17-18]。如基础研究型创新空间，重点保障大科学装置落位布局，提供高品质的科学家园生活空间，并且关注与周边产业联动，预留好产业转化空间；链群生产型创新单元，该模式下链主对生产网络发展起着主导作用，重点在于关注链主创新链环节的空间布局需求，以及链主与周边中小企业在生产、物流环节空间合理组织与布局；专精特新集聚单元，由大量中小企业集聚而成，中小企业在技术升级上依赖于外部科创平台支撑，空间配置重点是关注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布局以及低成本空间供给（表5）。

当前，大湾区跨界地区在合作共建方面已经做出一些探索，部分地区由多个开发主体联合成立开发公司，负责园区规划、投资开发和招商运营工作，以项目协调为主要机制，例如，深江产业园。但这种市场主导的平台普遍存在短期利益驱动、缺乏规划引导等问题，影响资源对接与企业入驻；而政府主导的平台存在行政区划和属地化管理限制，在规划建设、招商引资、绩效考核、利税分配、治理协作等方面存在短板，大多停留在框架协议阶段，难以建立具体有效的实施方案，如曾经的坪新清合作示范区因三地利益诉求不一致和生态社会治理权责难以协调而导致合作搁浅。近两年来，广佛“1+4”合作试验区通过探索设立功能平台管委会及平台合资公司，作为跨界地区的治理主体，统筹地区规划、开发建设，负责先导区开发运营、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并且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探索出跨界协同的新路子（表6）。总体上，跨界地区协同治理的总体方向是从项目协调走向治理协同[19-20]，两地政府主动捕捉创新产业的空间趋势，着力去除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空间掣肘，构建好合作平台或机制，共同努力向上争取政策与制度红利，推进创新支持政策与创新主体需求的高效匹配，同时为创新企业的培育和发展配置有利的空间政策，包括控制地价成本、保障公共服务、给予配套设施支撑等等，引导不同创新主体充分的互动和关联，以此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一体化布局。

表6 跨界地区主要合作机制梳理

深莞边界地区作为产业联系紧密、人口通勤强度高的地区，日均跨界通勤达到34万人，是研究跨界创新空间发展的重要样本。通过创新主体的分布可以看出，深莞边界呈现出创新模式差异化分段特点（图6）。西部宝安—滨海湾呈现头部企业外溢、科技大厂布局的新态势，以VIVO、OPPO等企业为代表形成链群式生产单元；中部光明—松山湖以大科学装置集中布局为特点，成为基础研究核心区；东部观澜—塘厦—凤岗等地区，集聚以ICT为主的专精特新和中小企业，以中试企业、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和为终端产品配套的先进制造为主要特征。基于这种认识，深莞跨界创新空间需要有针对性与差异性的规划与引导（图7）。

图7 深莞边界差异化创新空间引导示意

3.2 基于不同创新模式进行空间整合提升

3.3 探索跨界协作治理新机制促进创新空间共建与升级

（本文依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在跨界地区的一系列项目实践，感谢《“1+4”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发展策略规划》《松山湖科学城与周边地区联动协同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战略研究》《光明科学城空间规划》《深圳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承载区空间规划纲要》《光明河中央水岸国际咨询》等项目提供的支持！）

参考文献（略）.

来源：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