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规划三十年 | 吴志强：论同济规划之精神——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责任与贡献

实现中国城市现代化，是刻入同济规划基因中并百年传承的精神内核。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同济规划人始终将城市现代化作为自身的责任与使命。这不仅是因为城市作为文明发展承载，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以中国城市现代化作为最重要支撑条件；更是因为同济规划自诞生伊始，始终以服务国家发展为己任，早已将实现中国城市现代化融入同济规划的自身发展，并将学科建设与城市实践深度融合，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

时至今日，同济规划院正值建院3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同济规划精神，不单是为了总结同济规划精神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责任与贡献，也是为通过追寻一路走来的精神之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时刻，探求城市规划事业的未来方向，以更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

同济规划缘起于对现代化先行国家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思想的引入；同济规划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了同济规划必然以实现中国式城市现代化为己任。

现代化思想，与中华民族寻求民族救亡、探索现代化道路紧密相关。清末民族危亡之际，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晚清政府开始仿效西学、初步尝试高校办学模式的背景下起步的。1901年晚清政府委派醇亲王载沣出使德国，载沣通过近半年的调研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即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大学极其相关。在醇亲王的建议下，1907年受中国政府邀请以及德国政府支持，Deutsche Medizinschule （德意志医学院） 在上海创办。1908年，Deutsche译名定为“同济”，其中不仅有Deutsche的音译，也包含了中国“悬壶济世”的医学理想，同济大学由此得名。

成立伊始，同济大学便将实现现代化融入办学理念之中，其中重要的办学理念来源于洪堡思想。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作为著名的教育改革者，以洪堡思想创立了柏林洪堡大学，他的教育理念在19世纪帮助德意志民族实现了现代化，他认为只有通过大学把现代化的思想大规模外溢才能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同济大学在创办之初，便是按照德国洪堡思想模式进行建设，不但引入一批德国等级专家到同济任教，而且要求学生毕业时也需达到德国教学标准。随着洪堡教育理念的推行，同济大学也实现了对现代化思想的传播。

同济规划来源于中国最早开办的现代化城市规划教育，实现了以教育传播现代化先进思想。孕育了同济规划的同济大学，是最早将现代城市规划专业课程引入中国的大学。

1922年，同济大学的德籍教授开始使用“Städtebau城市工程学”教学大纲，这标志着我国城市规划设计专业正式开设。同济德籍教授通过对土木建筑专业进行全新的教学体系建构，延续德国高等教育模式，其中设置本硕连读的民国土木建筑科五年制模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科建设体系，“城市工程学”作为硕士教育阶段的必修课，成为同济城乡规划专业的开端，此后又在1927年开始将“城市规划设计”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开设。1933—1934 年的教学大纲显示，第31专业“Städte- undStraßenbau”，当时被译为“道路及城市工程学”，今天Städtebau被译为城市规划设计。授课内容包含国家道路规划设计、道路建筑学、城市规划设计和城市交通学等四大板块。其中，城市规划设计包括城市的诞生，大都市，商业区和住宅区，交通规则，交通政策，城市卫生，街坊、广场、绿地，老旧街区改造，按照现代交通、卫生和美学准则编制新城区控制详细规划等内容，这也基本涵盖了现今城市规划设计的主要内容。

城市现代化思想是同济规划在历史发展中的选择，这既是当时身处上海城市发展环境中的必然之举，但更是同济规划创立先驱者们的事业追寻。同济规划创立之初，当时的欧洲现代化先发国家在城市建设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方向，一种是古典主义的“布扎(Ecde Des Beaux-Arts)”，另一种是与之相反的现代主义的包豪斯思想。同济规划选择了以包豪斯思想规划建设城市，这来源于同济规划早期的三个历史渊源：一是作为系主任之一的黄作燊先生，曾师从包豪斯校长、现代主义创始人格罗皮乌斯；二是冯纪忠先生和金经昌先生分别在奥地利和德国留学期间学习和接受了现代主义的城市建设理念，他们回国后长期在同济任教，将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带到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中；三是以李德华和罗小未等一批圣约翰大学建筑学毕业的学者，曾直接师从来自包豪斯的鲍立克教授，而鲍立克则是因为欧洲战事才从德国避难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执教，向他的学生传播了现代城市建设知识，并因圣约翰大学并入同济大学，又为同济规划进一步注入了包豪斯的现代城市发展思想。

正是这些历史发展际遇，使同济规划拥有了国内最浓厚的现代化城市发展理论思想，并通过城市现代化教育发挥广泛影响作用，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实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济规划奠基者们，不但在教育领域发挥了城市现代化的思想启蒙和知识传播作用，也在城市实践领域示范现代化城市的建设经验，其中同济大学的“文远楼”已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建筑的代表，金经昌先生、李德华先生等同济规划人还运用现代化城市规划设计理念参与了当时的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一、二、三稿”的编制工作。蔡元培先生曾描述，1932年同济大学25周年校庆讨论的是上海整体规划、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战略、空间布局战略。1930年代的同济大学校刊中刊登的几乎都是有关城市发展战略的内容。在同济规划的推动下，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便开始在上海出现大规模实验，同济规划的老师和毕业生广泛参与其中。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都会，各种城市现代化的举措开始出现，包括现代城市治理、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由此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城市现代化的范本，并影响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其他大城市。同济规划在这实现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伟大先导作用。

为人民服务理念、求精做实解难创新精神和产学研用融合模式，是同济规划发展中形成的最坚实精神内核，凝聚了同济规划人一代代的坚守，也是时代赋予同济规划人的责任。

为人民服务，是同济规划最核心的价值理念。1986年同济规划专业的创立者金经昌先生以“城市规划是具体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为题撰写了一篇短文，以此送给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班学生，要求同济规划人要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金经昌先生鲜明地提出：“规划和建设的每个步骤，要想到改善人民的生活，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规划是未雨绸缪，不是临渴掘井，不能不从人民需要的长远利益着想，只顾眼前利益，仓促上马，只能使今天的建设成为明天改造的对象”。金经昌先生以为人民服务理念践行终身。建国后的1952年在国内最早创立城市规划教研室，并担任主任直至1978年，为国家培养了城市现代化早期最急需的城市规划人才；按照人民需求，于1951年参与规划设计了建国后上海最早的工人居住区曹杨新村以及同济新村，将服务于人民的现代化新型居住区模式付诸实践，应用了先进的道路分级分类、住宅成组成团布置以及公共绿化系统，他坚持以人民的长远利益为着眼点，在上海的发展中，北京路的道路改造、上海新客站的布局等规划实践工作都在金经昌先生的坚持下应用了现代化城市理论，为上海的现代化城市发展确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建国后纷繁复杂城市建设争论理清了一条现代化的正确路径。

金经昌先生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同济规划人，同济规划人秉承为人民服务理念，先后完成了上海世博会、上海2035总规、北京副中心、雄安新区、海南自贸港等国家重大建设规划，完成了援疆、援藏的城市规划工作，完成了汶川等抗震救灾的灾后重建规划工作，完成了云贵川等少边穷地区的扶贫建设规划工作，在这些关乎国家人民利益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求精、做实、解难、创新”是同济规划长期秉持的事业精神，来自董鉴泓先生为同济规划院的题词，同样也是他的一生写照。作为建国后同济规划发展的最重要贡献者，董鉴泓先生、李德华先生等将城市规划的教育作为终身目标，他们用毕生学术生涯深耕《中国城市建设史》《城市规划原理》等城市规划核心课程教材，使之成为具有持续影响力的经典；他们主持了国内众多城市的规划实践，创办了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研究所、全国城建干部培训中心，成功申请全国首批城市规划设计甲级资质，为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004年董鉴泓先生在78岁高龄时创办“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活动；发起举办“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代表了国内学科领域的最高水平；2018年董鉴泓先生捐出私人积蓄40万元整，设立“董鉴泓城市规划教育基金”，与“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共同推动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

董鉴泓先生在1957年创办了《城市建设资料汇编》，现已更名为《城市规划学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城市规划学科方面的刊物，如今《城市规划学刊》已成为中国城市规划学术领域影响力最高的核心期刊；从31岁到95岁，《城市规划学刊》伴随了董鉴泓先生的一生；2021年初95岁高龄的董先生提出不再担任主编，将主编之责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吴志强，代表了同济规划之精神的传承与事业的生生不息。

产学研用融合的发展模式是同济规划始终引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关键模式。自创办开始同济规划便坚持教学、科研、实践的融合，这是同济采用洪堡思想办学的结果，也是同济规划创立百年来不断努力的结果。经过长期探索，同济规划院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实现了紧密融合，完成了从学科研究到实践应用、再总结实践问题反哺学科发展的循环共生：在学院中，设立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平台，长期保持在城市现代化领域的科研创新引领作用，并持续派员邀请规划院设计师参与学校课程教学、评图、培训课等，开展联合课题、出版工程、设计竞赛、论坛会议等各类活动；在规划院中，则设置了50多个各种类型的产教融合平台，常年聘请同济大学教授专家牵头重要平台和重大项目，持续提供学科师生的实习实践机会，每年资助学科建设、师生课题等经费。

在产学研用融合模式下，同济规划人不断为中国城市现代化提供发展力量。例如，在上海世博会中，通过产学研用融合模式实现重大科技攻关，制定数十项实施性规划和各项专题研究，在保障世博会成功、精彩、难忘的同时，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获得国家科技部颁发的2项“世博科技先进集体”荣誉，获得2项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项目一等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不断创新是现代化本质，也是同济规划的不变追求；通过不断探求城市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同济规划人践行自身的使命与责任，不断为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以及城市现代化发展谋划蓝图。

城市规划是一门以未来为导向的科学，确立发展愿景是制定城市规划的最核心工作，也是实现城市现代化和引导创新的工作基础。为了使中国城市现代化具有科学清晰的发展愿景，同济规划人做出了长期的探索和努力，早在1998年吴志强便在《城市规划汇刊》发表了《21世纪城市规划师宣言(草案)》，提出了城市现代化的愿景是实现三大和谐，即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历史与未来和谐。吴志强在多个刊物上以多篇文章详细论述了三大和谐愿景与城市现代化的关系，阐述了三大和谐是百年现代城市规划中不变的精神和责任。其中：

“人与自然和谐，是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中对待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百年不变的，而且是越来越明确的精神纲领。城市现代化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合起来，在强调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应该忘记经济发展目标是要为人类服务，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之间达到和谐的必经之路。”

“人与人和谐，是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中对待社会生活中各个社会团体之间关系的百年始终不变的、鲜明高举的精神纲领。我们应强调城市社会中各社会团体在空间上的和谐，重视区域中各城市之间居民生活的和谐。”

“历史与未来和谐，是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中对待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关系的百年不变的精神纲领。把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类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遗产和谐起来，让城市成为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和谐载体。”

基于三大和谐的城市现代化发展愿景，同济规划人完成了众多城市规划实践，在上海世博会设计中，三大和谐设计理念不但指导了世博会园区总体规划，还指导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主题演绎，并演绎成了主题馆的展示方案；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中，三大和谐设计理念为千年计的城市设计方案确定了工作方向，保障了国家大事的成功顺利推进。随着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三大和谐为规划愿景和设计理念的城市建设必将越来越体现出其中的智慧与魅力。

城市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城乡规划，这要求城乡规划事业顺应时代需求，不断向前，不停创新，同济规划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着眼于城市现代化未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我国将面对四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一是全球自然气候变化，这要求城市现代化应以实现碳平衡为目标并具有更强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二是城市人口结构变化，城市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趋势，这要求城市现代化空间发展方式和设施的相应变化；三是城市信息技术爆发，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技术爆发式发展正在重塑城市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在形式，这不仅需要紧紧跟随信息技术发展并将其应用到城市现代化中，更需要对未来城市发展做出预判；四是国土空间统筹发展，这是国家现代化综合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要求，需要城市规划工作与更多专业工作的沟通与联合并重塑现有的城市规划技术体系。

为应对以上四个重大挑战，同济规划人近年来在六个方向上做出了扎实的工作，不但为城市规划事业注入创新动力，更是有效推动了中国城市现代化：

第一个方向：大规模挖掘城市生命发展规律。同济规划人在国内最早最鲜明提出城市发展轨迹不仅仅是人们主观意愿所决定，更是城市发展规律的筛选结果。为此以吴志强院士为首的一批同济规划学者展开了广泛的城市规划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不但通过编制《城市规划原理》和《国土空间规划原理》等城市规划专业教材为学科发展和学科人才培养注入动力，更是通过广泛的城市规划实践活动直接服务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对城市规律的把握越精准，城市规划的科学基础就越坚实，规划设计方案就越有可实现性。

第二个方向：大规模推进城市规划数字化模拟平台。同济规划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规划新技术的探索者和推广者。吴志强教授是当今世界最早开发推广城市规划数字化模拟技术的学者，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规划模拟演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一直走在世界发展的前沿。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规划设计上实现了大规模人工智能技术推演规划方案的首次应用。城市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开放复杂巨系统，以往的分析模型的运行规则和参数由构建者的经验所决定，严重制约了模型的准确性和可信性，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动从数据中提取特征，大幅度提升模型的科学性。

第三个方向：实现将城市学规律应用于城市之外的空间。随着国家对国土空间的综合治理管控需求的不断提升，同济规划人开始不断探索如何把城市学规律中关于未来目标、实现路径、动力检测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城市之外的空间，使这套体系不仅满足城市空间的应用，还适用于包括城市外部的沙漠、梯田、森林、海洋等其他领域空间。近年来大规模地围绕空间管控中的关键性要素研发专项要素，例如围绕水系统的专项规划，为京杭大运河的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围绕能源系统的专项规划，为超大城市的能源发展提供了区域调控的发展方案。

第四个方向：探索城市与周边城镇的群落性运动发展。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背景下，同济规划人不断探索城市圈协同发展规律和规划方法，提出当今城市不可能再单个城市的独立发展，而必须形成城镇群共同命运体。吴志强院士认为智能城市是群落现象，城市通过互助，形成共同的生态、交通、产业集群的创新，通过规划理论和规划方法创新，同济规划人正在为上海大都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做出贡献。

第五个方向：通过城市规划推动双碳发展目标达成。同济规划人认为城市规划中必须考虑大规模减少城市对于碳排的依赖，使城市成为整个人类脱离和平衡碳排放的抓手。吴志强院士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碳排放源头都在城乡。只有降低城市的碳排，才有可能完成全球减排。为此，同济规划人完成了从理论到技术方法再到实施管控的一系列创新工作，着眼于在中国城市中建立一批未来零碳城市。

第六个方向：构建“众脑”式城市发展模式。这一概念首先由吴志强院士提出，他认为随着城市复杂度的提升，一个城市已经不是一个“大脑”可以运作的，城市治理应从一套神经系统、一个大脑的历史发展阶段，进入到由一群城市中的人、一群城市中的行为、一群城市协同联动的群落模式。为此吴志强院士提出“众脑”模式，包括：有边缘计算决策的边脑系统群落，纵向城市管理中应对经济、生态、文化、科技创新等专项的管理辅助大脑，以及城市的最高决策体系；人工智能的模拟“众脑”，推演城市政策和建设措施带来的正反影响；建立众脑结构中各个部位互相之间的独立判断和协同机制；最终使城市从一个生物单体结构走向了群落式结构。在众脑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吴志强院士团队已经完成了在上海的超大城市局部的城市实践，以此示范推动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跨越发展。

同济规划精神不仅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更是一种持续创新、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恒久使命。这种精神始终驱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同济规划人不懈奋斗，不仅在学术领域内做出越贡献，也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济规划的成功不仅仅是教育模式和技术方法的优越，更是对“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理念的坚守。展望未来，同济规划人将在全球自然气候变化、城市人口结构变化、信息技术爆发及国土空间统筹发展等多重挑战下，继续肩负起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伟大使命，通过不断创新和实践，持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与力量。同济规划精神正是这条探索之路上最为珍贵的指导明灯，激励着同济规划人不断前行，开创更加美好的城市未来。

参考文献

[1] 吴志强, 甘惟, 刘朝晖, 等. AI城市: 理论与模型架构[J]. 城市规划学刊,2022(5): 17-23.

[2] 吴志强, 张悦, 陈天, 等“. 面向未来: 规划学科与规划教育创新”学术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5): 1-16.

[3] 吴志强, 王坚, 李德仁, 等. 智慧城市热潮下的“冷”思考学术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2): 1-11.

[4] 何珍, 吴志强, 王紫琪, 等. 碳达峰路径与智力城镇化[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6): 37-44.

[5] 吴志强, 甘惟, 臧伟, 等. 城市智能模型(CIM)的概念及发展[J]. 城市规划, 2021, 45(4): 106-113.

[6] 吴志强.“和板理论”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J]. 世界科学, 2020(S2): 18-21.

[7] 吴志强, 甄峰, 吴晓莉, 等.“智慧城市: 反思探索得失”主题沙龙[J]. 当代建筑, 2020(12): 6-13.

[8] 吴志强. 国土空间规划的五个哲学问题[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6): 7-10.

[9] 吴志强.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及其技术支撑的平台[J]. 中国建设信息化, 2020(21): 8-9.

[10] 吴志强. 人工智能推演未来城市规划[J]. 经济导刊, 2020(1): 5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