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传统与变革
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研究
杨冰莹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5.12
ISBN 9787556311309 ¥78.00
天津早期现代艺术脱胎于一个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时代。以1860年开埠为起点，天津在屈辱地成为“九国租界”的同时，也被世界资本主义狂潮裹挟着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以这里为阵地，兴办实业，建造出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条电信线路、第一条公交线路等许多“中国第一”，深刻改变了城市生活方式；梁启超、严复等文化先驱们在这里著书立说，冲破旧有的思维桎梏，传播先进的文化观念。正是在这样求新求变的历史情境中，李叔同远赴东洋，精研西艺，成为中国早期现代艺术的先驱；严智开寻访欧美，吸取西方博物馆经验，创立了中国第一座公立美术馆；天津的艺术家们仿效欧洲艺术沙龙的模式，成立艺术社团，打破了传统文人雅集的形式；“新女性”们逐渐摆脱封建束缚，走出闺阁，接受教育，学习艺术，开办展览。与此同时，天津也是率先开启现代艺术教育的城市之一。从新式学堂中的制图课到师范学堂中的图画手工科，从留学海外的艺术学生到天津市立美术馆的西画研究所，从河北师范学院的美术系，到天津十六中的美术组，天津的早期现代艺术教育不仅培养出了“北方最早的艺术师资”，也对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表现性油画、实验水墨、新文人画等天津现当代艺术流派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目前国内学界有关天津艺术史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传统艺术、民间艺术以及当代艺术的领域，对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缺乏关注。因此，本文将采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将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置于近代天津杂糅性的历史文化情境之中进行审视，通过对具体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及艺术社团的个案分析，探究天津早期现代艺术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过程，揭示其与天津城市现代性之间的关联，以及艺术家们在面对东西方文化冲击之时所做出的抉择，进而反思天津在中国现代艺术版图中的边缘性地位。同时，本书也是一次在“文明互鉴”视野中探索地域性艺术史的书写模式的有益尝试。
杨冰莹，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近现代美术史、艺术理论和跨文化艺术史研究。出版专著《隐藏的风景：英国乡村风景画中的农民形象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仿效与转型：法国绘画中的文学题材与视觉叙事（1789-1848）》（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24），译著《文化挪用与艺术》（湖北美术出版社，2019），发表论文、译文数十篇。主持202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跨文化主义范式下的19世纪中法艺术交流研究”（24YJC760150）、天津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2017SK020）、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23JWZD43）子课题负责人。2014、2019年两次入选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
序
序
史学界有“汉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近代百年看天津”之说，可是，“近代百年”天津的现代艺术都有什么？
无论是在天津土生土长，还是移民到此地的艺术家和学者，都很希望能惊喜地发现，在天津早期出现过我们不曾知道的现代艺术“大师”。然而遗憾的是，据考证，天津历史上确实没有出现过像林风眠、刘海粟那样影响深远的现代艺术大师。这导致在天津艺术史学界，虽不乏有关传统艺术、民间艺术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当代艺术的著述，但对早期现代艺术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却一直是一个空白。这个“空白”不但使美术界和学术界不能获得对天津文化艺术整体、客观、全面的认识，也使天津的现当代艺术因研究匮乏、“没有根基”而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中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甚至导致天津艺术的现代性和创新性特征及价值常常被忽视。
正是由于这个“空白”，在天津美术学院从事西方美术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原籍河南开封的学者杨冰莹选中了这个课题，并著成了这部《传统与变革：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研究》。
这是一部从世界的格局，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的启蒙、成长和发展历程的著作。首先，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自13世纪的马可波罗到18世纪随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出访中国的副使乔治·斯当东，再到19世纪英国学者亨利·诺曼等人在审视天津时迥异于国人的视角。其次，由于文化史研究方法注重从社会学、地缘政治、日常生活及女性主义等多种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审视艺术，因此，本书强调艺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例如，我们看到书中的这样一段陈述：“20世纪初的艺术留学风潮是与辛亥革命之后席卷中国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浪潮相一致的。……所以，李叔同等艺术留学生远赴东洋之路，其实也是一条‘艺术救国’之路。”那么，1906年，在天津创建的中国最早的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师范学堂”（天津美术学院前身）设立图画课、音乐课；1911年，开启中国美术教育先河的李叔同留学回津，先后在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和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图绘教员”；1930年，严智开在天津创建中国第一座公立美术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天津的公开场合出现了诸多女性艺术社团以及作为“新女性”的职业女画家……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可以视为在被动打开国门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艺术救国”。而与此相对的西方早期现代艺术则是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经历了从“主题创作”向“去主题创作”的纯形式探索的转型。所以，中国早期的现代艺术与西方早期的现代艺术是具有本质区别的。
此外，采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探讨天津早期的现代艺术还可以使我们体会到：“近代天津的艺术生态产生于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的时代，本地市民、士商精英、外来移民、传教士以及寓公群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层”。虽然“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租界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而彼此融合的关系”，但随着1860年的开埠，迫于世界资本主义狂潮的推动，天津城市的转型却促进了天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现代文化、现代文明及现代艺术的产生。正如本书结语中所说，天津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世界化的过程’，是天津从封闭走向开放，保守走向先进，由古代变为现代，由中国的天津变为世界的天津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天津早期的现代艺术就是天津城市现代性的表征。这部著作全面、客观、整体地呈现了天津早期现代艺术史，为读者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还原于历史情境的时空感受和体验，也彰显了作为现代性表征的天津早期现代艺术为中国现代文明的推进所做的重要贡献。
非常高兴，能为杨冰莹博士最新完成的这部重要的研究成果写几句。这个课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作者翻阅并研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著述，耗费七年时间才最终完成。我有幸先睹为快，也受益匪浅！作者运用的文化史研究方法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文化转型”以来，艺术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但用这一方法对天津艺术问题进行研究却从未有过。对天津乃至中国艺术界和学术界来说，这部著作的问世无疑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 郭雅希 2024年4月
左右滑动查看书影图片
天津市立美术馆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画副系西画课
绿蕖画会成员合影（应为1930年新年化妆游艺会当天所摄）
陆辛农（后排右一）与蘧庐画社社员合影 1932年
李叔同 《自画像》 油画 1911年
李文珍 《自画像》 油画 1934年
李骆公 《21号自画像》 油画 1942-1944年
李骆公 《太阳岛之夏》 油画 1946年
结语
结语
2013年夏天，我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毕业，来到天津工作，在天津美术学院任教，至今已有十余年。初到天津之时，我就被这座城市杂糅性的文化面貌所吸引，这里既有充满西洋风情的近代租界建筑群，又有市井气息浓厚的老城厢，既有中国最早的公立大学，又有舟车往来的商号遗址，既有银行林立的“东方华尔街”（今和平区解放北路），又有“津门故里”的古文化街，既有近代新思想与革命的先驱，又有相声、曲艺、快板等传统民俗。不同的文化圈层的相互叠加和拉扯，在我看来是这个城市最独到的魅力。正是因此，本是西方艺术史专业出身的我开始对天津城市史发生了兴趣，还前往天津社科院出版社购买了近两年的《城市史研究》的全部辑刊。
2017年，我开始尝试研究天津近现代艺术史，并主持了天津市教委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传统与创新：天津早期现代主义研究”。在项目研究期间，我将我所熟悉的西方艺术史方法论（尤其是文化史方法）融入到对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的探讨之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扩充完成的。这个为期两年的项目将我对于天津城市文化的兴趣转化为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且在短期之内使我高密度地接触到了诸多有关近代天津的原始文献。在《北洋画报》《益世报》《大公报》等故纸堆里，我搜寻着已经隐秘在历史长河之中的天津早期现代艺术先驱的踪迹，一则则新闻、一张张图片、一条条短评，就仿佛拼图一般，拼凑出时代裂变与东西文化交汇之中的天津近代艺术的图景。虽然我深知这并非自己擅长的领域，但对于这一主题的兴趣却直至项目完成之后也并未消退。2019年，我有幸入选了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依托充沛的经费支持，我决定对天津早期现代艺术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并将以往成果整理为专著出版。
2021年春，天津电视台着手拍摄人文纪录片《过年的画》，机缘巧合之下发现了我和我的丈夫梁舒涵（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现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在2019年发表的两篇项目论文（分别是《现代性的注脚：民国时期的天津女性绘画》和《氍毹新物：清末民初天津年画中的现代交通工具》），于是我们有幸受邀参与了此纪录片的拍摄。其中第三集“画里新风”的取景地点之一就是我的工作单位天津美术学院。由于天美的前身正是中国第一座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师范学堂，所以我向导演介绍了天津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兴办女学的浪潮及其在杨柳青年画中的体现，并着重强调了北洋女师范学堂在早期现代艺术教育中的重要性。舒涵则对杨柳青年画中出现的现代交通工具进行了有趣的讲解。2022年正月十五当晚，《过年的画》在中央电视台CCTV-9首播，时隔两年之后又于今年2月在CCTV-2重播。可以说，此次参与记录片的拍摄，不仅是将我们以往的学术成果以影像方式向大众进行了传播，而且也是对于我们研究工作的一次极大的鼓励。2021年9月，我还参加了由山东艺术学院主办的“对话传统：中欧美术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嘉宾，我以“天津早期现代艺术教育”为题进行了发言，使国内外学者了解到近代天津美术教育的发展特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发认识到天津早期现代艺术与天津城市文化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在拜读了刘海岩、罗澍伟、张利民等天津城市史研究专家的著述之后，我深感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只有置于其城市的历史文化情境之中才能够得到解释。于是，2023年9月，我向天津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投稿，并有幸得到了与历史学界的学者和前辈们交流的机会。在此次会议上，我将天津早期现代艺术作为窥探中国近代东西方文明互鉴的窗口，从艺术史的角度阐释了天津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同时，会议论文《折中主义与文化选择：中欧文化互鉴中的天津近代艺术研究》也荣获了此次学术年会的优秀论文奖。
时至今日，蓦然回首，我才发现自己已在天津早期现代艺术这个主题下流连了七年之久。在这七年间，最初对于天津城市文化的兴趣一步步发展成为了我的一个研究领域、一个学术目标，天津这座城市不仅是我生活工作之地，也在学术意义上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前辈和朋友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其中特别要感谢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的郭雅希教授和姜彦文副教授，他们在天津地域文化与艺术史领域的研究经验和深刻见识令我获益匪浅，郭雅希教授不仅为本书赐序，还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其严谨的治学作风使我倍感钦佩。感谢天津美术学院图书馆的刘斌馆长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感谢李骆公和李文珍两位先生的亲属为作品图片授权，感谢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韩鹏副社长及各位同仁，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就没有本书的顺利出版。最后，也感谢我的丈夫梁舒涵一直以来的关心照料以及对我学术工作的支持。
追溯一种艺术形式的起源及发生过程，是一项艰巨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尤其是在面对天津城市如此复杂而矛盾的文化特质之时，如何从曲折坎坷的近代历史之中抽丝剥茧地梳理出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的发展脉络，如何从浩瀚庞杂的文献资料中搜寻出那些长期以来湮没无闻的天津现代艺术家先驱，如何拨开杂糅性的文化表征解释早期现代艺术与天津地域性文化之间的关联，均是这项工作所面临的难题。笔者深知本书尚有诸多未竟之处，论述和观点难免有疏漏和偏颇，只当是七年以来的研究工作的一个并不完美的总结，还望方家多多指正！
2024年8月 杨冰莹于天津南运河畔
相关链接：
仿效与转型：法国绘画中的文学题材与视觉叙事（1789-1848）
Art & Heritage
美术遗产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暨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美术遗产）：图书资讯丨传统与变革：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