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钟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俊宴，东南大学首席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东南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通信作者

史宜，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章飙，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

提要

高密度山地城市是我国典型的城市类型之一，具有空间布局紧凑的特征。游憩空间作为人群日常公共活动的组织中心，需要结合城市人群的活动特征及偏好进行有效引导管控。大量研究关注平原城市游憩空间活力机制，提出活力提升策略。由于地形变化复杂、建设空间局限高密，山地城市游憩空间活力出现与平原城市不同现象，街旁街角等零散空间承载着大量游憩活动，其背后是游憩空间供给不足不均、服务范围尺度缩小等多重要素影响的结果，需要结合高密度山地城市特征进一步探索。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测算出山地城市游憩空间访问距离主要在1.5 km以内，并对公园绿地、广场、街道和社区绿地等4种高密度山地城市典型游憩空间进行对比，发现街道和社区绿地承载了大量游憩空间活动。分析高密度山地城市游憩空间活力的建成环境影响要素，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解释4种不同类型游憩空间活力的影响机制差异。

关键词

游憩空间活力；游憩活动识别；山地城市；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引用格式

张钟虎,杨俊宴,史宜,等. 高密度山地城市游憩空间活力特征及影响机制——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25(5):80-88. (ZHANG Zhonghu, YANG Junyan, SHI Yi, et al. Vit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Recreational Spaces in High-Density Mountainous Cities: A Case Study of Wanzhou District, Chongqing[J].Urban Planning Forum,2025(5): 80-88.)

我国山地城市数量众多，高密度山地城市是典型的城市类型。为克服复杂地形限制并满足建设发展需求，山地城市常采用高密度、功能混合、多维立体的布局特征，游憩空间作为人群日常公共活动的组织中心，尤为稀缺珍贵。由于建成环境复杂，高密度山地城市游憩空间建设难度更高、供给不均，需要通过有效手段引导管控，以满足人群游憩需求。

受复杂地形和高密建设影响，高密度山地城市游憩空间活力呈现与平原城市不一致的规律特征和影响机制。既有研究多以平原城市为主，其结论对山地城市并不适用。目前针对山地城市的研究主要关注空间活力测度及其与土地利用的相关性，对高密度山地城市特有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机制研究仍显不足。

因此，本文从理论上梳理高密度山地城市游憩空间活力的具体特征，并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基于位置的服务（LBS）数据分析典型游憩空间的活力特征，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构建综合模型与四种类型模型，分析不同类型游憩空间活力的影响机制，为高密度山地城市游憩空间规划设计提供实证依据。

1.高密度山地城市游憩空间活力研究基础

1.1游憩空间活力内涵和表征

活力是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在空间上的综合表征，在狭义上可以理解为人际交流互动、城市生活活动，市井生活及其场所载体的丰富多样是维系地方传统活力的必要条件。游憩空间活力指在游憩空间范围内进行社会交往、休憩、观赏等游憩活动的强度，本文采用单位面积内人群游憩活动密度进行衡量。

1.2高密度山地城市游憩空间活力特征

游憩空间活力是高密度山地城市物质空间供给和游憩活动需求的综合结果。受地形复杂、建设高密及可达性减弱的影响，山地城市游憩空间规模不足且服务范围尺度缩小，导致分布有限的公园绿地无法满足高人口密度下的巨大需求。因此，街旁街角等小尺度的零散空间承载了大量游憩需求，成为高密度地区户外游憩空间拓展的重要工具。综上，需要关注地形坡度等山地城市独有特征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尤其是零散空间在承载游憩活力中承担的作用。

2.研究案例和数据方法

2.1案例选取和数据

重庆市万州区城区位于川东平行岭谷间的丘陵地带，长江穿城而过，是三峡库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三峡库区建设、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城市可建设用地规模进一步缩小，同时大量人口向万州区城区快速集聚，城市建设向高密高强的形态发展，是高密度山地城市的典型代表。

使用LBS数据计算表征游憩空间的活力，LBS数据具有高时空分辨率，能够表征微观个体时空行为的特征，通过数据清洗和整理后，在万州区获取7天时间内的LBS数据点共计1130万余条数据。

2.2模型构建

游憩空间本体特征对活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既有研究发现游憩空间的面积规模对空间活力具有抑制作用；其次，游憩空间的地表开阔度能够反映游憩空间通风、日照条件，山地城市建筑高密、通风和日照环境相对较差，推测地表开阔度对其活力有影响关系；此外，地形坡度和植被覆盖率可能会影响人群游憩体验，进而影响游憩空间活力。具体建成环境要素指标根据以上维度选取。

本文选取游憩空间活力作为因变量，通过5个GWR模型反映不同类型游憩空间活力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模型公式为：

3.游憩空间活力特征

3.1游憩空间活力分布特征

游憩空间活力形成高笋塘–太白、北山、百安坝三大热点（图1），但活力与分布不相匹配：小型零散空间活力较高，而单体规模较大的公园绿地因位于城区周边且可达性较差，活力密度最低。在各类空间类型中，街道的游憩频次与活力密度均位居首位，广场因承载集体活动紧随其后，社区绿地的游憩活动频次较高。总体呈现向高密度、高可达性的小型空间集聚的特征。

图1 游憩空间类型分布及活力分布

3.2游憩空间出行距离特征

基于LBS数据识别万州区城市人群出行中以游憩空间为目的地的出行OD线，平均距离为1.2 km。图2表明不同类型游憩空间的出行距离占比分布情况，70%的游憩空间出行距离不超过1.5 km。在1.5 km的主要服务范围尺度内，公园绿地游憩活动的不同出行距离占比较为平均，表明其能够同时吸引周边不同范围的所有人群。广场和街道游憩活动的主要吸引范围分别为1.25至1.5 km和1至1.25 km范围人群，近距离和远距离的游憩活动相对较少。社区绿地以就近的游憩活动出行为主，呈现随距离增加，游憩活动量显著减少的趋势。

图2 不同类型游憩空间出行距离占比

3.3游憩空间活动时长特征

游憩空间活动时长可以反映城市人群的游憩活动需求和对游憩空间的满意程度，大部分的游憩活动时长在15至105 min之间（图3）。社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的游憩活动时长分布更均匀，能够同时吸引短时间和长时间的游憩活动，实地调研发现，它们包含更多小憩、散步等短时游憩活动类型，也进行健身等长时间活动。广场和街道的游憩活动时长存在明显的峰值时长特征，都在60至90 min之间，上述空间主要进行棋牌、广场舞等目的性较为强烈的游憩活动。

图3 不同类型游憩空间活动时长占比

4.游憩空间活力影响机制

本文选取100 m作为缓冲距离，构建5个GWR模型进行分析，包含1个游憩空间综合模型和公园绿地、广场、街道、社区绿地4个专类模型，其结果如表4所示，其余所有变量均已通过显著性检验。表1中不同变量的系数表明了其对于游憩空间活力变化的影响程度。

本体特征如面积规模、坡度和植被覆盖率总体产生抑制作用，但地表开阔度在建筑密度较高区域呈负相关关系，在低建筑密度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图4a）。周边可达性中，路网和公交密度对公园、广场及街道活力提升显著，而社区绿地则更具内向性，以本社区人群为主。周边功能特征整体表现为促进作用：餐饮服务业态在边缘区域对活力的拉动效果优于中心城区（图4b）；周边居住人口和建筑密度的增加通常能有效激发游憩需求与空间活力，但过高的建筑密度可能导致社区绿地活力下降，促使人群离开高密度的社区环境进行游憩活动。

表1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结果

图4 综合模型重要影响要素的系数分布

5.讨论和结论

本文以万州区为案例研究高密度山地城市游憩空间活力的特征与影响机制，得到具体结论如下：受复杂地形影响，游憩出行距离主要在1.5km以内；街道和社区绿地有效补充了公园广场的不足，且公园与社区绿地能满足更多不同时长的游憩活动。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揭示了不同空间活力的机制差异及其与其他行为的协同作用。针对高密度山地城市，大面积空间活力可能较低，应推广见缝插针式布局零散空间，发挥其低成本、广分布的优势以满足人群需求。

（以上为公众号精简阅读版，全文刊登于《城市规划学刊》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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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学刊upforum）：【文章精选】高密度山地城市游憩空间活力特征及影响机制——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 | 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