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 | 社区参与下的系统性文化遗产价值阐释初探——基于景德镇礼芳村传统窑柴产运遗产的研究

*全文刊登于《中国文化遗产》2025年第5期 专题“社区参与下的乡村遗产活态传承：基于文化共同体的认知” P48-55

当前遗产保护实践中逐渐凸显出一个关键问题：遗产价值的分类式解读与割裂性保护难以回应文化作为整体所蕴含的系统性内涵^[1]。当前主流遗产保护实践中，普遍存在按照类型或形态进行分类管理的方法，而这一逻辑在应对多维度、跨类别的地方性文化系统时显得捉襟见肘。遗产既包括建筑、器物、遗址等物质形态，也涉及技艺、信仰、制度、伦理等非物质形态，其在形成过程中与自然环境、人类实践和社会制度交织互动，构成高度复杂的文化网络^[2]。因此，遗产价值的认定不应仅以其存在形态为单一标准，更需重视构成文化系统的各类要素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关联机制，以此依托遗产保护，达成整体文化保育与传承的目标。

文化遗产保护是对遗产所承载“文化”的阐释与延续。如《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所述，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也涵盖社会或群体在精神、物质、理智和情感等方面的整体特征，具有结构性与系统性^[3]。文化的表征物是人类在特定交流与区分结构中，通过实践反复生产的显性对象，既体现社群的公共意义，也参与文化的延续^[4]。文化遗产正是这种历史性表征之一，它通过持续性实践被维系，将文化的再生产机制凝结于物质与空间之中^[5]。整体性的文化认识论强调人类实践的作用：社会成员在共享并实践特定文化意义和规则的过程中，强化或重构文化结构及其表征形态^[6]。从这一视角出发，遗产价值的阐释内容也不应局限在被保护的本体上，而需要建构涵盖象征意义、实践延续机制及结构性文化再生产的系统性框架^[7]。

基于整体性的文化保护诉求，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提供了系统性理解遗产价值的关键路径。该类知识源自人类与特定环境长时段的互动积累，其内容涉及技术、信仰、环境感知、制度规则等，是以文化构建者视角出发，基于社群对于上述规则和意义集体认同下基于互动实践生成的系统性体系^[8][9]。该类知识的表达形式和内容中蕴藏了遗产地社区对上述非人要素及其他社群的互动形式及态度，为不同遗产要素之间的关联机制提供认知基础。

相应地，遗产地社区在遗产价值认知阶段的参与，将揭示遗产形成时期人类通过实践连接不同要素的具体形式，对编织系统性的遗产价值意义之网有关键作用。在地方文化语境中，不同类型的遗产要素均是在历史阶段成员参与遗产建构所形成的公共符号，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得到延续且成为遗留物。因此，遗产地社区参与在提供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更通过反映社区成员的文化观念与相应行动，从实践视角揭示遗产形成机制^[10]。这不仅有助于超越当前保护实践中物化、割裂的路径，传统地方视角的加入更有可能通过揭示传统智慧在历史遗留物形成和延续中的作用，启发当代遗产保护向整体文化保育转型^[11]。

在既有研究中，地方性知识被探索和解读用以构建全面的地方文化遗产档案^[12][13]，或被用于从特定角度研究传统知识体系对当代发展和管理的参考价值^[14–16]，不同遗产要素仍然是孤立存在的，其间关联机制所能反映的价值内容尚待发掘。本文以一次社区参与下的遗产价值阐释实践为例，以蕴含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解读其中有关人类实践的信息，并探索其在不同遗产要素形成过程中的关联作用，最终形成系统性的遗产价值阐释框架，并讨论其对当代遗产保护的启发性意义。

在地方性知识作为关键阐释路径的基础上，本文引入“历史行动者”与“关联实践”两个概念工具，作为连接遗产不同维度要素的理论支点。历史行动者是指在遗产形成与维系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类个体与集体，其感知、知识与行为结构是地方性文化得以生成的实践根基。关联实践则是指这些行动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与文化逻辑中，通过物质操作、制度协作与象征行为等，建构不同遗产要素之间的意义网络。本文通过考察地方文本与遗产要素间的关系，提出以遗产本体、历史行动者和关联实践组成的系统性价值阐释框架，涵盖了文化的象征物及意义、文化延续的实践过程，以求揭示文化得以长期持续的结构性机制。该框架不仅能解释地方性知识如何连接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等多种要素，也有助于构建面向整体文化保育的可持续遗产管理基础（图1）。

本文以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礼芳村作为对象，探讨其在明清至民国期间作为景德镇手工制瓷业重要燃料供应地的文化遗产价值。

景德镇浮梁县林木资源丰富，礼芳村长期以产运一体的方式向景德镇供应本地所称“窑柴”的马尾松柴，窑柴通常在山林中加工后经溪流漂运出乡。该地现存山林、水系与清代聚落共同构成窑柴生产运输体系的物质遗存，是景德镇传统手工瓷业优质燃料供应模式的见证。

礼芳村位于浮梁西乡山地丘陵腹地，周边山林面积总计43,447亩，是明清时期窑柴产运的核心区域。北侧与西侧山溪汇流成建溪河，注入昌江，构成连通景德镇的天然水运通道。村内清代历史聚落呈宗族组团式布局，民居围绕祠堂分布，反映出历史上以血缘为纽带的社区组织形式。由山林、水系、聚落组成的空间复合体，体现了自然环境、产业组织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紧密耦合（图2）。当前，礼芳行政村辖9个自然村、13个村民小组，小组与传统乡土社会宗族房屋呈现高度对应的关系，地方公共事务的协商与决策也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位，体现了宗族自治传统在当代社会治理制度中的延续。

礼芳村以窑柴业为核心的遗产系统具有高度的整合性与持续性，其突出价值在于数百年间窑柴生产的相对稳定与可持续运行机制。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这种稳定性有助于揭示传统乡村社会中产业、生态与社区的共构机制，为当代产业社区中的人地、人与制度关系提供启示。

除上述遗产要素之外，礼芳村尚保有反映清中期以来山林权属划分与经营方式的分山图册，以及村民关于窑柴生产、产业组织与宗族制度的具身经验与集体记忆。遗产地社区参与将这些承载地方性知识的文本纳入遗产价值阐释框架。通过解读这些材料，本文旨在揭示可持续山林利用与社区组织之间的互动机制，为地方产业重建、社区重构与乡村生计发展提供历史经验与理论参考。

本研究重点分析遗产地社区有关窑柴产运的历史书写和记忆叙述，研究对象包括明清时期在地方长期进行窑柴产运的历史社区，和曾经参与传统窑柴产运实践并长居于遗产地的当代社区。笔者于2024年3月、6月、8月于礼芳村及同流域曾经参与窑柴产运的聚落展开调查，收集两类核心材料：一是地方历史文献，包括地方志、聚落范围内遗留碑刻、宗谱、分山图册等公约类、规范性文件；二是本地村民围绕遗产价值载体的口述文本，包括有关聚落生活史、窑柴产运销经历的叙述。为提高调研的互动性，采取半结构化访谈、行走式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引导村民在窑柴产运主题的框架下，分享有关参与产运实践的回忆，根据自身关联逻辑叙述，展示地方实践视角下的遗产要素关联。最后通过文本分析与交叉验证，揭示人类观念和实践在不同遗产关联之间的作用，丰富遗产价值阐释内容。

地方历史文献表明，窑柴产运由“分山—保山—生产—运输”四阶段构成，其背后体现的社会组织模式、生态认知与生计策略，揭示出地方性知识在多种遗产要素间的联结作用。该关联性实践形成动态的遗产网络，使燃料生产与聚落生存得以持续衔接，并显示了其与社区文化结构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1.山林共治体制

《礼芳分山图》（以下简称《分山图》）是一份体现山林管理模式的地方历史文献，分为绘图和规约两个部分：前者按鱼鳞图形式依次绘图和划定山地边界，标明礼芳属地内所有山场的字号、产权人、山亩数；后者分为《分山规例》《保山禁约》两部分，列出划分山林产权及边界、保育山林的管理规则。《分山图》伴随清乾隆年间一次大型集体分山行动，由长期居住于礼芳的李、程、项氏宗族首人订立，并通过版印方式代际流传，实现其在乡村宗族社区内部的长期约束效力。

《分山图》明确指出分山的动因在于提升山林产出与生计保障能力：“尔来山坌星散，大小相绊，强弱相吞，山僻陬峡，故燹盗砍间有兴蓄，又遭荒芜。以致富无余赀，贫无指望……爰是客岁冬月，邀有坌业□□经中立约派首公分……山各一主，不患财源之不开矣。”文书揭示出在产权分散、盗伐频发背景下，山林荒废直接威胁乡民的生计稳定。因此，分山行动通过集中产权、整合地块的策略，促使规模经营成为可能，为山材持续产出与收益积累提供基础性保障。

在山林经营的“保山”阶段，《保山禁约》与由县级官府颁布的《勒石永禁》碑共同构建了行为规范体系。两者内容高度一致，皆列举包括禁私盗、禁破坏等行为的具体条款，用以维系山林资源的稳定产出。《勒石永禁》碑在明示禁令条款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执行机制：由地方乡绅请求立碑，官府予以镌刻树立，并赋予乡绅对违规行为的举报权力：“倘敢仍蹈前辙，许该生等指名赴县禀报，以凭差拘严究，断不宽贷。”这种官府授权、乡绅执行的治理结构，反映了地方社会内部秩序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协同逻辑：在社区自治秩序和实践中嵌入国家政令，以制度化方式保障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在更大的区域尺度上，礼芳的山林管理实践还服务于供御陶瓷生产体系。《分山图》载明“镇务陶业藉赖……我西乡下梅田都……已久”，揭示了窑柴的稳定供给在历史实践中，已然成为地方与国家间的重要契约。这种基于地方资源、面向国家任务的属地供柴机制，强化了地方生产与国家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也为村落山林治理实践赋予了超越本地的文化价值与制度意义。

2.林权交易机制

除了通过禁约机制维护山林生态，礼芳村所在区域的窑柴山林经营亦建立起一套灵活而制度化的林权交易机制。这一机制在保障生产参与者经济可持续性的同时，强化了社区对山林资源的内部控制和调配能力。《分山图》所展现的山场制度反映出一种股份化的林地产权结构。其记录显示，多个字号山林由多人共同持有，权利单位以“坌”计量并划分各方份额，不涉及空间上的实地切割，而是将山林资源及其潜在收益抽象为可度量、可流通的权利单位。这种股份化制度不仅便利了产权的继承与交易，也在生产者面临经济压力时，为其提供了灵活的资金筹措路径，从而提升了整个山林经营体系的经济韧性与持续性^[17]。

更为关键的是，该类产权制度深嵌于宗族共同体的制度框架中，通过宗族内部的约束与协商机制予以维系。《分山图》中一则规则指出“有山者毋许出佃异藉，必归本藉人承佃”，明确规定林业经营权应限于宗族内部流转。这一制度安排体现出传统乡村社会通过自治结构，对高度流动性的林权市场施加内在约束。宗族共同体所蕴含的社会信任、伦理约束与协商机制，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确保资源收益优先回流至集体内部，从而增强了山林经营的稳定性与社区凝聚力。

1.利用自然规律最大化产运收益

在具身层面的实践中，礼芳村村民通过长期与自然环境的互动，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自然规律、兼顾生产效率与可持续性的窑柴采伐与运输体系。这套体系不仅体现为对松木自然生长、气候变化和水文节律的精准把握，也反映出村民凭借身体经验与感知，灵活应对自然条件、优化劳动投入与产出关系的能力。

窑柴的产运流程高度嵌入村民的生活节律与自然节气之中，培育、加工、水运的实践环节都体现出对自然条件的深度适应与运用。村民选择在农闲且气候干燥的秋冬季进行采伐，以减少木材含水量并提高晾晒效率。采伐时，村民利用马尾松种子随风散播繁殖的自然特性，保留种树并燃烧底层枯枝杂木，为大面积种群繁育提供有利条件。来年逢涨水期，窑柴被直接投入溪流中漂运，更是以最小的人力投入换取最大运输效率的表现。

在这一过程中，日照、坡度、风向等环境要素成为劳动个体决定松材处理方法的具体因素，体现出具身经验与自然知识之间的动态融合。例如老柴工何土生描述具身的窑柴产运实践：“我们砍柴是找树多的地方，这里阳光好，好晾柴。具体堆柴的地方，就是找一块平地，好做事嘛，搞开一下，有太阳光照。陡的话就搞不起来了。有的是一边阴一边阳的，肯定要把窑柴搞到阳面，就容易干了。晒干了以后再挑起来，一个人又舒服又轻快了。”^①窑柴运输亦是在类似的自然经验结合劳动感受的实践框架中进行。春季涨水前，村民将晾干的窑柴放在溪流附近成堆待下运。放柴时间则参照当日水文和天气条件择机进行：雨后溪水盈溢时要立刻放柴；若一天时间不足以到达目的地，则需要将水中窑柴先挑到岸上过夜，再根据水文条件择日继续向下运输。

以上口述史文本显示，窑柴产运实践是个人依据自然经验和劳动感受下决定的结果。自然规律是个人需要服从和利用的总体规则，而具体实践则依据个人面对的天气、地貌等因素，以高效省力为原则灵活决策。礼芳村村民对于窑柴产运的认知与实践，是他们实用主义观念下与自然长期互动的结果。这种生产文化在长期实践中被制度化，形成一种兼具灵活性的生产规范，赋予窑柴山林、运输水系及水运设施以非固定空间化的、与具身劳动实践融合的、富有动态特征的遗产价值内涵。

2.“安居”观念下的环境互动

在具身的生产实践之外，礼芳村村民对于环境的互动还体现出一种根植于地方生活、强调持续共处的“安居”理念。这一观念并非停留在心理层面的归属感或情感投射，而是通过空间格局的营建、制度结构的传承与信仰实践的参与，系统性地构建起一种具象的、可持续的在地安身机制。

一方面，村落水口作为空间认知和风水实践的复合节点，在村民的集体记忆中承载着精神象征与现实功能的双重价值。作为传统堪舆格局中“气”的汇聚和发散之处^[18]，水口不仅划定了村落的空间边界，也成为抵御外扰、维系村庄稳定的重要屏障。在村民对水口建筑的描述中，这组建筑曾遍植古树，对外来者起到视觉屏障的作用，便于先民躲避兵灾匪灾。村民认为水口具备安保功能：“水口就像现在小区的门岗一样的意思。这里靠河边（礼芳村口）有个亭子，以前有埇，栽的树都很大的！”^②浮梁在清代屡遭兵祸^[19][20]，礼芳在明清时期也陆续有流民迁入。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结合了人工与自然要素的物质实体也被赋予了文化象征意义，既满足了居民长期安居的实用性需求，又给予了他们安全的心理体验。

另一方面，稳定且代际延续的林业制度，是村民生计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分山图》表明“今乐有恒产，贫富均沾其利，俯仰有赀供课”，林木作为周期性再生的资源，为村民提供了相对持久的生活保障。当下村民有关生产经验的回忆也显示了这种依赖关系。如礼芳村李其德老人对20世纪80年代前地方山林景观的回忆：“以前这里的山到处都是松木，树都很大的，山很肥的，它长出来就不用人管了，不是现在这样的，可惜了……以前都是吃祖宗留下的遗产（生）活，松树砍都砍不完的。”^③在笔者田野调查过程中，其他村民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窑柴生产时期，周期性的松苗培育和有秩序的松木砍伐造就了地方可持续生产的能力，这种有组织的资源开发传统也成为地方居民基于稳定生计的安全感来源。当代社区延续了对于山林的依赖感。在窑柴产运已经停止的背景下，构建起新的社区–山林关联实践，来支持本地居民延续上述观念与安居实践，是衔接历史传统与当代生活、避免遗产价值流失的关键路径。

此外，神明信仰和文化实践则进一步为“安居”赋予了道德与秩序保障。《分山规例》规定：“一首人登山估亩先对神矢誓，毋得徇私为己，有此，神明鉴。”宗族首人执行分山受到神明监督，如有不当行为，神明给予惩罚。神明作为超自然的参与者，约束作为分山代理人的权威主体以保证公平，形成山林可持续培育的权利基础。另外，神明通过神龛、祭祀活动被具象化为村民安全生产的守护者。村民口述记忆显示，柴工面对地势陡峭的山林地，在进山之前会参拜五猖神，以求其保佑人身安全。承包窑柴产运的老板则通过拜祭地方文化中管理山林、山坞的谢公，祈求生意兴隆。神明信仰在此不仅是精神寄托，更成为村民对山林资源化使用过程中的象征性监管机制。其超越人间的神圣权威通过具体文化实践嵌入日常生活，为取用行为赋予合法性与约束力，从而维系社会秩序与生态平衡。这种信仰实践将自然资源纳入社会伦理秩序下，是村民在长期与自然环境互动中形成的持续依赖与深层认同。

在遗产形成的过程中，历史行动者通过制度性规范的发明与适应，借助本地宗族与信仰体系构筑多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形成一个囊括人、制度、自然的复合遗产网络。在过程性和关联性的视角下，遗产的价值并非仅仅凝结在特定要素中，而是来源于人类在实践中组织、使用并赋予这些要素意义的方式。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所提出的阐释框架揭示了窑柴产运遗产中所体现的制度创新力、生态适应力与文化创造力，反映出地方传统中可持续生产生活的智慧，为当代健康人地关系的构建提供重要启示。

本文将景德镇乡村传统窑柴产运遗产的生成和延续机制置于人类实践的语境下加以理解。这一机制以人类实践构建起不同遗产要素之间的关联，由地方性知识以及实践维持、重构的主体间关系共同塑造，形成了基于系统性的自调节和适应韧性。这既构成了文化遗产内在的生命力，也为当前乡村空间与社会治理的更新提供了深刻启示。

首先，“实践的关联性”应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维度。礼芳村窑柴产运体系之所以能够跨越世代持续延续，其基础并不在于特殊的地理禀赋，而是源于村民通过生产制度、宗族组织与信仰网络等机制不断重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持续编织过程构成了一种隐性的空间社会治理制度，在地的实践者通过与他者持续互动，在实践中建构起空间秩序，进而形成一种活跃而稳定的社会状态。地方社区的组织与秩序并非完全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而是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通过共识与惯例自然生成。这一机制对于当下广泛依赖外部资源与技术干预的乡村治理模式构成了补充：当代治理应更加关注如何激活地方社会内部的制度创造潜能，而非机械地复制外来治理模式。从长期地方实践中形成的制度能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力补充，摆脱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弥补当前政策在地方实施中的不足。

其次，文化遗产的当代管理应超越本体保护，重视激发遗产地社区的“再实践”。礼芳村的案例显示，遗产的生命力来源于人类在历史实践中对自然资源、社会秩序与文化认同的持续使用与重新组织。因而，当代遗产保护不能仅限于静态保存与专家主导的评价体系，而应更加注重激发社区主体对遗产系统的认知、情感参与和行动能力。唯有将遗产重新嵌入地方社会的日常实践之中，其价值体系方能持续演化并获得现实意义。此外，礼芳村对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体现出一种基于地方自治的生态伦理与技术智慧。这种融合了空间特性与具体实践的传统知识系统，是数百年间生态适应与制度创新的成果，亦为当前构建可持续生态治理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尤其在全球面临生态危机与人地关系断裂的背景下，重新理解人类观念与实践在生态系统建构中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遗产地社区参与不仅有助于提升遗产价值阐释的系统性，揭示遗产生成与持存的机制，它更是地方传统智慧赋能当代乡村治理与遗产保护的必要实践。地方的价值视角与延续的传统治理经验有潜力转化为适宜本地治理实践的制度资源，应被系统识别、整理并转化，成为自下而上推动社会与生态协同演化的重要力量，这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阐释之于当代社会的价值所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扩大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22ZDA085）]

（文章注释和参考文献详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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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中国文化遗产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