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从《威尼斯宪章》到《内罗毕成果》：对真实性概念的再思考-规划问道

从《威尼斯宪章》

到《内罗毕成果》：

对真实性概念的再思考

吕宁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特别研究员

摘要：本文以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针对《关于遗产真实性的内罗毕成果》的争议为切入点，系统回顾了国际遗产保护领域中“真实性”概念的演变历程。梳理了从《威尼斯宪章》确立以物质为基础的“真实性”标准，到《奈良真实性文件》引入文化多样性与非物质因素，再到《内罗毕成果》进一步强调非洲遗产的活态性、社区中心与精神关联的转变过程。文中指出，《内罗毕成果》代表了非洲对欧洲中心主义遗产范式的挑战，推动真实性概念向动态、多元和关系性方向发展，同时也引发了对世界遗产体系可信度与“突出普遍价值”标准的反思。文章认为，未来的真实性概念应发展为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兼顾物质与非物质、过程与关系，并在全球共识与操作路径之间寻求平衡。

关键词：真实性，社区，世界遗产，《内罗毕成果》

在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第二日的5C议程《非洲世界遗产战略实施进展报告》审议中，委员会决定将“支持非洲《关于遗产真实性的内罗毕成果》中关于非洲和全球相似背景下对真实性和完整性概念的重新定义和解释”写入决议，并在非洲世界遗产基金的支持下，将“实施《内罗毕成果》作为一项独立议程在2026年第48届大会上审议。”该议程非比寻常的耗时，委员会、咨询机构和缔约国激烈的讨论和最终决议的出台，都预示着遗产领域对真实性概念的再一次重要思考。

1 从《威尼斯宪章》到《奈良真实性文件》

诞生于1964年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是在二战后历史建筑保护修复相关思考中产生的，也是欧洲18、19世纪以来哲学思想、艺术品和纪念物保护思想和建筑保护实践的总结。该宪章强调了对历史信息的保护，正式将基于物质存在的真实性概念引入了遗产保护领域。它试图建立起一个理想的保护框架：既完整保存了文物建筑的所有历史信息，又将其作为完美的艺术品静态留存^[1]。这一思想成为此后1970年代建立的世界遗产体系的核心基础，并通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简称《操作指南》）得以进一步深化和强调，其本质是确立一套基于现代主义的“范式”或“标准”。《威尼斯宪章》自诞生至今，对整个遗产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0年来世界各地举办了数百次纪念活动，对其背景起源、编写修订、思想内容和接受推广等展开了广泛研究和探讨。时至今日，《威尼斯宪章》依然是纪念物和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要纲领文件。

《威尼斯宪章》公布30年后，随着文化遗产概念的拓展和世界范围内对多元文化背景的认可，1994年日本奈良会议（图1）召开并形成了《奈良真实性文件》（简称《奈良文件》），旨在尊重文化多样性，承认文化价值的合理。《奈良文件》的出台有多方面的背景：（1）世界范围内由生物多样性理念引申到文化多样性，开始尊重不同文化背景；（2）教科文组织于1990年代初对世界遗产的20年回顾认为，《世界遗产名录》存在地区、类型和价值主题上的不平衡性，且这种趋势日益严重；（3）1992年日本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发现世界遗产评价体系并不适用于东方木结构建筑的保护方法，而与此同时，《威尼斯宪章》的里程碑地位不可动摇、无法修改。基于此，在教科文组织、咨询机构多次召开研讨会的基础上，由赫布·斯托维尔和雷蒙德·勒迈尔^1）两位专家起草，日方学者参与下，出台了《奈良文件》^[2]。这一文件强调了真实性的评价标准应当考虑区域文化背景多样性的影响，并将原本《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相对简单、明确的设计、材料、工艺和地点的真实性评价标准中，纳入非物质的影响因素，形成更为多元的评价标准，包括“形式与设计、材料与物质、用途与功能、传统与技术、地点与背景、精神与感情以及其他内在或外在因素”。

1 1994年奈良会议代表合影，来源：吕舟提供

然而，即使是《奈良文件》出台后，遗产领域对于它的看法也并未达成统一。所以直到11年之后的2005年，该文件中关于真实性含义的相关内容才被纳入《操作指南》。即便如此，依然有国际知名专家表示“在遗产申报评估时，我从不使用《奈良文件》”^2）。事实上，自从1980年《操作指南》就第一次提出“文化遗产地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简称OUV），必须满足6条标准中的至少1条，同时满足真实性要求。”^[3]然而随着遗产类型的日渐丰富与真实性内容的多元化，2000年后真实性在评估中的地位处在逐渐消解和相对不确定性中。2005年《操作指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突出普遍价值包含三大支柱，即价值标准、真实性和保护管理状况，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真实性评估弱化的一种应对。

2 从《奈良真实性文件》到《内罗毕成果》

奈良真实性会议反映了1990年代的思想碰撞，将真实性的维度从物质拓展到社区和文脉，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联系、弥合了冲突。我们应该承认，《奈良文件》对世界遗产观念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当非物质的重要性进一步被强调，这一协调遭遇了阻力。2003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日本再一次与教科文组织共同召开了纪念《威尼斯宪章》40周年和《奈良文件》10周年的会议（图2），主题为“保护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试图进一步协调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更具完整性的文化遗产保护联动。但在会议上，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们拒绝接受物质遗产中关于真实性的保护观念，他们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并不存在真实性的问题，不适用真实性的标准。这次会议最终形成的《大和宣言》中指出，“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被再创造，在识别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适用于物质文化遗产的 ‘真实性’一词并不适用。”“应持续尊重非遗的活力和生命力。真实性和排他性不应构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障碍”^[4]。这反映了当时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大和宣言》最后从遗产所有者的层面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共性：“考虑到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以及保护方法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差异，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制定综合方法，使社区和群体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是一致的、互利的和相辅相成的。”

2 2004年大和会议代表合影，来源：吕舟提供

基于此，在2014年奈良会议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日方不再明确提出要使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保护形成完整的整体，转为强调社区的重要性。事实上，2000年后，伴随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社区的作用已经被凸显出来。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社区不仅是受益者，更是促进者。2007年，世界遗产大会将“社区”加入到世界遗产全球战略当中，使原本的4C战略——可信（Credibility）、保护（Conservation）、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传播（Communication）变为5C战略——可信、保护、能力建设、传播和社区（Community），正是这一趋势的见证。2014年会议上通过的《奈良+20：关于遗产实践、文化价值和真实性概念的回顾性文件》继承了《奈良文件》中对社区的强调，同时基于20年来保护实践经验总结了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性，呼吁权威群体应努力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纳入遗产认定和管理，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5]；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利用文化遗产必须考虑到文化价值观、过程、社区关切和行政实践，同时确保公平参与社会经济利益。

2024年，日本再次召开主题为“《奈良真实性文件》在全球遗产保护背景下的30年”国际研讨会，从会上欧洲、中国、日本和非洲的专家发言中，可以看出目前各国对于真实性的不同侧重：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负责人本杰明·穆顿教授指出，欧洲仍以物质真实性为基石，但情感、社区和宗教因素逐渐受到重视，巴黎圣母院的修缮就体现了对物质与非物质真实性共同的重视。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教授介绍了中国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从早期的“保存现状、恢复原状”到受到《威尼斯宪章》、世界遗产体系和《奈良文件》影响后，总结提炼出适合中国木结构保护的“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四原”原则^[6]。而ICOMOS前副主席、原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George Abungu^3）提出，真实性在非洲是动态的、社区的、精神的，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他同时批判现行世界遗产体系仍以欧洲为中心，对非洲遗产、尤其是非殖民建筑的土著遗产有所忽略。这一观点得到了教科文组织东非地区办事处文化顾问、日本学者长冈正哲的支持，他指出非洲世界遗产目前的代表性严重不足，非洲国家数量占缔约国数量1/4，而遗产地仅占8%；由此他呼吁推动探讨“非洲视角下的真实性”概念。

在此推动下，2025年5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尼亚政府和非洲世界遗产基金联合在肯尼亚联合主办召开了“非洲文化遗产国际会议：关于真实性概念的对话”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遗产真实性的内罗毕成果》（简称《内罗毕成果》），该文件回顾了关于遗产保护的重要国际文件，尤其是在非洲大陆通过的诸多文件，在当下的国际背景下，再次呼吁对非洲大陆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丰富性、关联性、活力和精神能量的深刻认知，强调非洲遗产多元、活态、社区中心的属性。文件旨在重新定义非洲语境中的真实性、完整性等概念，从而推动非洲大陆融合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的遗产保护理论发展与实践。

《内罗毕成果》的核心观点包括：“遗产以社区为核心，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和随时间演变的特征，其意义超越物质形态。因此，对真实性的考量必须置于该语境下，包含物质与非物质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口头传统与表达、表演艺术、精神关联、使用功能和社会价值等关键属性。非洲遗产将物质与非物质、可移动与不可移动、自然与文化联系起来，具有多层次的价值、解读、意义和用途，包括不断演变的文化空间与实践。它体现了文化与生态的连续性，以及由社区传承的精神信仰、记忆等活态传统。这些组成部分相互交织、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其识别特征。理解非洲遗产必须考量这些多元性。”“坚持对真实性的多元理解，超越物质形态，包含口头传统、精神关联、使用功能和社会价值等方面的真实性。”“申明考量真实性必须理解社区所维护的遗产价值的延续性，这些社区是遗产的所有者或守护者。这包括但不限于精神信仰、记忆、口头传统、宗教实践、知识与信仰体系、守护制度等，这些都对遗产管理具有重要影响。”“重申理解遗产真实性必须认识到遗产具有动态性、多样性，并体现在信仰与知识体系等方面，这些对定义和维护真实性作为遗产管理中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至关重要。”^4）

2025年7月巴黎世界遗产大会上，以肯尼亚、赞比亚为首的非洲国家，要求委员会将原5C决议由“关注到非洲《关于遗产真实性的内罗毕成果》中关于非洲和全球相似背景下对真实性和完整性概念的重新定义和解释……在非洲世界遗产基金的支持下，将实施《内罗毕成果》作为一项独立议程在2026年48届大会上审议。”改为“采纳……”，这意味着《内罗毕成果》将成为继《奈良文件》之后由教科文组织和咨询机构官方认可并推广的关于真实性的重要文件。因此，这一提议引发了咨询机构、委员会和缔约国激烈的争议（图3），黎巴嫩、北欧各国等成员坚决反对，最后由比利时提出折衷意见，决议改用“支持《内罗毕成果》……”一词，才得以落锤通过。

3 第47届大会上因对《内罗毕成果》的不同意见而休会的场景，李建芸摄

202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非洲世界遗产能力建设研讨会及培训在福建泉州召开（图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非洲事务处处长穆罕默德·朱玛、国际文化财保护与修复中心前总干事韦伯·恩多罗等人谈及《内罗毕成果》出台的背景、目的和积极意义，提出未来应该就强化国家治理能力、构建协同网络、推动社区深度参与3个方面共同努力、深化中非合作、落实遗产保护路径；在圆桌讨论中，中非专家大多认可了《内罗毕成果》的积极意义。在笔者看来，如何从积极的目的落实到可以操作的行动计划，再到世界范围内的共识，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4 2025年10月中非会议圆桌论坛，来源：教科文中非会议组织方提供

3 对真实性概念的再思考

《内罗毕成果》是非洲遗产界为争取自身文化话语权、系统性反对遗产领域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而进行的集中且正式的表达。这一宣言的核心目的与《奈良文件》有一致性，均旨在挑战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基于现代主义而依赖物质性的西方遗产评估范式，并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地区独特的“真实性”观念。可以说，《内罗毕成果》是文化遗产领域对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去中心化”和“身份政治”浪潮的一种深刻呼应，它试图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框架内，通过解构旧的普世标准来建立一个新的包容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内罗毕成果》的提出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如2004年《大和宣言》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持续重构”“不适用于物质遗产真实性”的问题，在今天难道不存在了吗？不断重建的物质/非物质遗产与历史上保存至今的建筑遗产、历史上曾经重建过的遗产（如华沙、法国圣米歇尔山上的主教堂）在价值维度上的区分究竟在哪里？在泉州会议上，前ICOMOS副主席郭旃研究员，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内罗毕成果》带来的真实性概念革新，是否会冲击以物质性为基础的现有世界遗产名录体系、甚至带来名录可信度的解构？进而，《内罗毕成果》强调遗产以“社区”为核心，那么体现“社区”独特记忆价值的文化遗产是否就可以等同于具有全球性“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遗产？如许多后现代主义下的哲学思想一样，《内罗毕成果》具有批判性和启发性，但在系统性和逻辑性上似乎有所欠缺。因此，在承认其积极意义的前提下，仍有许多基本问题需要探讨。

事实上，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遗产领域理念的发展，真实性概念必然会持续发展和变化。在2024年重新开放的巴黎圣母院此前为期5年的修缮中，是否应该将其恢复到19世纪维奥勒·勒·杜克的“风格式修复”状态、是否应该对已经因火灾损毁的艺术构件进行重新设计，针对这些真实性的讨论与争议也始终贯穿了整个修复过程。2024年葡萄牙纪念《威尼斯宪章》60周年的会议上，本杰明教授曾说，在他们修复团队看来，巴黎圣母院的修复过程是一本书，这次修复是在前文的基础上续写，所以是完全契合真实性理念的。这反映出即使在欧洲，针对《威尼斯宪章》的真实性理解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笔者看来，也许未来的真实性概念，将从一套静态、单一的标准，转变为动态、关系型的分析框架；从目前以物质性为主的属性要素清单，变为包容性、包括“关系性”和“过程性”真实，即真实性不仅存在于物中，也存在于“传承的过程”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物质真实，拓展到物（遗产）与人的关系（比如功能）、物（遗产）与社会的关系（比如传统）、物（遗产）与生态的关系（比如气候变化应对）、物（遗产）与时间的关系（比如档案和记录）等。这意味着，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不在于其本身固定不变的属性，而在于其与社区、环境、历史进程的持续互动中所维系的意义网络。对于传统的纪念物、遗址类遗产地，《威尼斯宪章》建立的物质真实性体系依然十分重要，而对于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新类型遗产地，静态的物质真实性仅是一个参考维度，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仪式空间的持续使用等表达文化实践延续性与适用性的“过程”，以及以社区为主、包含多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相互关系和评价，也将成为理解真实性的维度。另一方面，随着气候变化等议题的关注度提升，遗产韧性也许也会被纳入真实性的框架之内。在针对这些非物质性维度的具体评估中，相关指标量化难度较大，可能还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类似法律上的论证框架，以连续、多种类型的证据来论证精神等非物质价值的可信度。诚然，这也许会带来新的挑战，如社区话语权也许会被权力话语所操控、文化过程的真实性被滥用、如何理解数字遗产的真实性等，但无论如何，真实性作为遗产领域最核心的概念，将是多元主体在持续对话中共同维系的目标。

4 结语

以世界遗产为代表的遗产体系发展到今天“以人为本”、更具人文关怀、更包容的体系之时，对遗产理论和实践来说都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在不消解现有体系的前提下，通过更深刻的文明对话来建构更严谨、全面的方法论，从建筑、城市等物质载体之间的阐释走向人与物之间的叙事，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智慧。从《威尼斯宪章》到《奈良文件》再到《内罗毕成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真实性概念的变化，更启发我们重新思考遗产保护的本质问题。□

注释

1）赫布·斯托维尔，加拿大人，曾主导建立加拿大联邦政府建筑保护领域首个培训项目，常年参与各类国际文物保护项目，并在多个国际组织中任职：原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副主席、加拿大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等；雷蒙德·勒迈尔，比利时鲁汶大学名誉教授，ICOMOS创始人之一，《威尼斯宪章》起草者之一。

2）2025年10月郭旃访谈语。

3）乔治·阿邦古，非洲考古学家和文化遗产专家，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名誉馆长：他曾担任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和首席执行官，是多个国际知名大学的荣誉教授（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毛里求斯大学），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特别顾问；倡导非洲遗产视角和非殖民化遗产思想。

4）以上翻译由中国ICOMOS提供。

参考文献

[1] 吕舟.威尼斯宪章的真实性精神[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4(6):18-20.

[2] 吴美萍,郭旃,西村幸夫,等.《威尼斯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与真实性问题的回顾和反思——《威尼斯宪章》60周年和《奈良文件》30周年专题访谈记录[J].中国文化遗产,2024(9):74-88.

[3] WHC.WHC/2 Revised (October 1980)[R].Paris:UNESCO,1980.

[4] Yamato Declaration on Integrated Approaches for Safeguarding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EB/OL].[2025-11-24].https://sacredlan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7/Yamato_Declaration.pdf.

[5] 徐桐.《奈良真实性文件》20年的保护实践回顾与总结——《奈良+20》声明性文件译介[J].世界建筑,2014(12):106-108.

[6] KANEKO Yutaro.30 Years of the Nara Document in the Global Context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Report[R].Japan Consorti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20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子课题编号：24VWB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