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意大利建筑业在整个GDP占的比重是15%。意大利经济奇迹的特点是形成“建筑业的集团”：房地产公司、企业家、工业集团、地主、房地产投机商及以建筑消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建筑业当然是有强烈的私有化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存在，而是意味着国家被运用来服务于资本和私人利益。可以说，“二战”以后意大利的“发展”和城市化，是以病态地消耗和损害土地为代价的。 ▌被战火夷为废土的德国城市名单举不胜举，柏林、科隆、莱比锡、马德堡、汉堡、基尔、吕贝克、明斯特、慕尼黑、法兰克福、维尔茨堡、美因茨、纽伦堡、克桑滕、沃尔姆斯、不伦瑞克、汉诺威、弗赖堡以及德累斯顿等主要城市均无一幸免。 1970年代初，帕索里尼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指出“发展”和“进步”的区别，他明确反对意大利这样的“发展模式”，认为应该走“与发展恰恰相反”的“进步”的道路。 1974年，他在一个名为“一个城市的形式”的电视节目中，进一步从广义的“美学”角度，批评意大利的现代化对城市的“Civitas”的巨大破坏：“monuments remain, but we are not dealing with monuments, this is not the question, it’s easy to save them, on the contrary it’s hard to save the whole form of a town”.通过对比“二战”前后意大利的城市化的状况，他认为，消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城市的破坏力，比法西斯统治更大。 帕索里尼就像一个古希腊悲剧里的先知，他对城市化的批评，可以说预言了从1970年代到当今的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意大利城市化的过程。 虽然1980年代意大利出现了相当强大的环保意识，政府也制订了新的政策来控制房地产业的无序发展。但是，数据却显示：从1956年到2010年，意大利的人口总数基本不变，但整个国家的人工地表却增加了500%！从1991年到2005年，大约300万公顷的土地，其中三分之一是农业用地，被铺上了沥青、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现在的城市面积差不多占到整个国土面积的10%。 与此同时，城市中原有的各种空间的比例也发生明显的变化。私人空间（Oikos，家庭空间及私人拥有的其他城市空间）大幅度增加，社会/公共空间，例如Agorá（广场或个人/群体聚会的地方）和Ecclesia（学校、市政厅等公共设施），则不断缩小。再以住宅为例，1950年代，“公租房”的面积约占所有住宅面积的25%，但到1980年代，这一比重减少到10%，现在则降到0.5%，可以说“公租房”已经差不多消失了。 看起来“发展”的城市大获全胜。但是，“进步”的城市也随之而起，与之抗衡。 例如，从“热那亚2001年”运动开始，意大利全国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共意识：“共有地”(英文Commons,意大利文Beni Comuni)。这个概念促使人们直面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国家的公共利益正在受到以跨国资本为首的私人组织的深刻损害。它们的目标是只是利润，它们没有社会责任。如果国家也被它们支配了，因为害怕资本离开而接受城市空间的越来越大规模的私有化，那么国家事实上也就不再能履行其对社会之公共利益的代表权。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上，在城市（当然不仅仅是城市）中扩大“共有地”——而不是私有地——的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人们意识到，“共有地”是捍卫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在今天的意大利，各种趋向私有化的政策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抵制。市民不再相信市场的神话。2011年，全民投票否决了供水系统的私有化方案。在公共服务的各个相关领域（从交通到教育），越来越多的市民群体，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和创造新的城市管理方式而联合起来。 ▌意大利街头艺术家的作品。 最后举一个文化方面的例子。文化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对意大利来说更是如此。但是，由于经济危机，意大利的很多国立博物馆、剧场以及类似的文化场所，缺少继续运转所需的政府拨款。怎么办？罗马有一个剧场，原来的运作资金来自市政府，但2011年政府不给钱了，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关门。但是，剧场的所有工作人员认为，剧场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私人，而应该是一个共有地。于是，他们继续开放剧场，组织演出，把剧场变成一个展开各种社会讨论的场所，并为此得到市民及其各种团体的支持，包括经济上的支持。这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空间，一种真正先进的空间：剧场（也可以是其他各种空间）成了一个共有地，它属于社会，而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体制或机构。所有参与管理的人，都只是临时的管理者，或者说服务者，而非可以支配这个空间的“长官”或“老板”。 当各种各样的共有地四面开花的时候，进步的城市也就有了扎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山谷（Diego Gullotta），意大利文化评论家，罗马《宣言报》等的专栏作者。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