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和余裕

文/ 张永峰

让城市生活的速度慢一些，也就是让人的生活从容一些。这个正因为应该所以不容易。要想生活从容一些，离不开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改善。如果为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都要焦头烂额的话，精神上自然无法从容。从容总是需要一点余裕，当然余裕并不见得是富有。这种从容和余裕，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不容易获得吧。它一定要和民生改善联系在一起。

城市生活的速度，可以从流行的艺术中看出端倪。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不喜欢戏曲，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戏曲的节奏太慢，一句话咿咿呀呀唱半天，看着着急。大家都喜欢那种快节奏的艺术，有强烈的动感。戏曲这种体现沉静之美的艺术，如今只有老年人和我这样的乡下人爱看。上海有很多年轻演员都是我看着长大的，因为刚看他们演出的时候，他们还是戏校的学生。不过，近年来我像鲁迅先生曾经历的那样，“从小康之家堕入困顿”，也使得看戏的心思顿减。这过程中，虽未像鲁迅先生那样敏锐地发现人情的冷暖，但混得不好难免遭人指摘。这也可见出，城市生活的速度、看戏的心思与生活的余裕是紧密相关的。

刚才提到乡下人与看戏的关系。乡下人在农业社会，生产生活遵循大自然的节奏，劳作休息与节令的变化合拍，这样的生活生产出舒缓、沉静的戏曲是自然的事。这里说舒缓、沉静或许有人不赞成，戏曲里的武场，很嘈杂嘛，连鲁迅先生都说，中国的戏曲不适合在室内演出，只适合在空场上，因为太嘈杂。这是因为鲁迅先生不喜欢戏曲，不喜欢吃羊肉的人，一点膻味也闻不了。舒缓、沉静、悠长，让人有无限回味的戏曲，与乡土社会由村落、宗族、家庭构成的生活相配套，在本乡本土一代代绵延下去。戏曲中的世俗悲欢、道德伦理与现实生活形成对照，人们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可现代的城市生活完全不同了，革命的铁律打散村落宗族的纽带，试图将整个社会建成一个极大的家庭，这个大家庭散落之后，大家觉得真正进入了现代，成为了现代人。这样的现代人就是成为“一个人”，这里说的一个人不是指将传统像衣服一样，一层层脱掉，赤身裸体走向上帝，做一个精神独立的唯一者，而是这里的上帝已经被金钱利益和消费物品取而代之，这样的现代人不觉得自己非得和人在一起，因为其和物的关系更加亲密。

现代人的恋物癖不只是观念的差错，往往是出于不得已。处于这样高消费的现代生活方式中，不设法谋求被强行给定的生活必需消费的购买力，怎么生存呢？很多人会如是说。如果不打算改变生活方式，那只好从其它方面做文章。比如，现在还有很多人埋怨中国没有更早地实行计划生育，以致这样多的人口阻碍了当今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这样的人似乎有意忽视中国社会今昔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不说更早的时期，就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生产方式因尚未机械化而需要巨大数量的人力；而生活方式是奉行节俭，过着传统的低消费的生活，这两者相配合，人口多的问题并不成为问题。而实行生产机械化、生活高消费（其实就是浪费经济）之后，问题才接踵而来。首先，机器排斥人，就业成了问题；接着，高消费造成对大自然的过度攫取，资源、能源、生态环境都出现了危机，而且，浪费经济极大地加重了人们的生活成本，民生问题并不因GDP的增长而缓解，甚至反而加重，何况还有社会分配不公提供助力。这种种情况让人们一面深感生活难，一面强化物欲癖。两面相得益彰，生活的从容和余裕不见了踪影。

看来，民生的改善需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才行。看来，中国人口众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其让人们看到西方奉行的高消费生活的普遍化是多么不可能。有空的时候，听听中国那些古老的戏曲吧，从那里我们还能感受到不那么现代的节奏，不那么物化的世界，那里的物只是物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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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当代文化研究网：《“城”长的烦恼》，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