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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写作，缘于2017年笔者参加国际城市形态论坛（ISUF）西班牙瓦伦西亚年会期间的巴塞罗那旅行。在一个精彩绝伦的城市中，米罗美术馆被赋予崇高地位（图1），其设计者因此更加令我们关注，那就是拥有至高成就的西班牙现代建筑师塞特。
图1 从高迪的古埃尔公园看向蒙特惠奇山，中间是塞尔达规划的仙柏莱区东侧，塞特设计的米罗美术馆在山坡树林中显现出来（照片中红圈处）
囿于西班牙语文化圈的小众性，我国读者对塞特的故事所知有限，且多为片段化、案例式的，仅以建筑师的定位介绍他的经典作品而已，这无疑忽视了塞特在城市设计方面的诸多成就。
对于他的生平，纵观中外文献，自然聚焦于他显耀的身份——十年的CIAM主席，他被认为早期现代建筑师和年青一代的“过渡人物”，对现代建筑理论思想的传承发扬有较高贡献。然而，荣辱同源，CIAM在他卸任后不久即告终结，弗兰普顿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即将他置于十次小组同CIAM矛盾的漩涡中心，并将他作为批判的对象，无形中也给塞特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而塞特召集创立的哈佛大学城市设计会议，同CIAM的终结仅相隔一年时间，并在此后一直持续到塞特去世，两者关系怎样？显然是塞特个人学术重心转移使然，但这又对现代建筑运动和建筑学学术界有何影响？上述疑问推动了本文的研究和写作，而将对塞特思想的研究置于不同的国际建筑组织活动的背景下，显然是一种适合的研究视角。
在CIAM和哈佛大学城市设计会议之外，加上塞特早期参与创建的GATCPAC，晚年参与的伊朗建筑师会议，构成了塞特较完整的学术历程，本文抽取其中持久稳定的城市思想，也对照时代洪流，查找塞特城市思想的变迁轨迹。
从文中可以看到，塞特的城市设计思想发展自古老的欧洲市镇设计传统，也是他地中海文化背景使然。他将其中重视城市公共性质和文化传统的理念在当代城市设计中加以延续，并据此完成了一系列“市镇综合体”的设计实践（图2）。
图2 哈佛大学皮博迪公寓和远处查尔斯河对岸的波士顿中心区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塞特早期投身现代建筑运动，以及他同柯布西耶的密切关系，使他自始至终都坚持现代建筑运动的最初理念——倡导建筑简化和住房工业化，并坚信应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应通过工业化解决民众住房问题。这是塞特一直坚持的现代建筑运动“大方向”，也是他参与国际活动的动力；同时他又对其“国际式”理念进行变通和改革。CIAM早期革命而激进，导致了对传统文化因素的舍弃。国际式一经出现也意味着各国建筑中民族特征的消失，这是现代建筑突出的通病。在世界出现多元化趋势后，塞特针对这一问题给出的药方是“平衡”，平衡人居也成为他的另一核心理念。平衡人居理念兼顾了城乡之间、诸多功能间，以及传统与现代间等的各种矛盾。塞特最终将“平衡人居”载入联合国文件“人居I”。塞特通过城市设计和平衡人居延续了CIAM的使命，使现代建筑运动和国际式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并通过联合国“人居I”为其找到了归宿。
【摘要】何塞普·路易斯·塞特是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国际建筑运动第二代领袖和教育家。他创立了“加泰罗尼亚现代建筑艺术家和工程师团体”，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了十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主席；1956年起，他召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城市设计会议，逐渐奠定了当代城市设计领域；此后还对联合国人居I的形成有重要贡献。本文沿着塞特在四个重要国际建筑组织的活动轨迹讨论了若干话题，涉及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从创立到解体，现代建筑运动从欧洲国际化到全球化，新老建筑师理念碰撞，以及塞特主导创立的城市设计领域和平衡人居等。一方面较完整地展示出当代现代建筑运动的整体历程和战后现代建筑运动的突出特点：在世界范围深入发展，抛弃国际式和统一范式走向以地区和国家内部的交流，关注于特定文化和地域性等；另一方面，能看到塞特作为现代建筑运动第二代领袖，在不同时代和社会变化过程中对各种现代建筑前沿主题的选择，以及延续现代建筑运动大方向的努力。
本文是给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国际建筑运动第二代领袖和教育家何塞普·路易斯·塞特（1902—1983，巴塞罗那人）的一张素描小稿。随着近年来塞特过去未发表著作的出版【2015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塞特著作集》，首次以文集的形式系统全面地公开了塞特不同时期的短文和会议讲话】，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位相对陌生的现代建筑运动重要人物，也得以更加清楚客观地看待他所经历和主导的那段风起云涌的现代建筑变革时代。本文将沿着他50多年间参与的四个较重要的国际建筑组织的活动，从“加泰罗尼亚现代建筑艺术家和工程师团体”（下称GATCPAC）【GATCPAC: Grupo de Artistas y Técnicos Cataluña Para la Arquitectura Contemporánea，是西班牙现代建筑艺术家和工程师团体（GATEPAC: Grupo de Artistas y Técnicos España Para la Arquitectura Contemporánea）的一个分支】到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下称CIAM）【CIAM: 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1928年在瑞士拉萨拉兹，由勒·柯布西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阿尔瓦·阿尔托和西格弗里德·吉迪翁等来自8个国家的24人组成的团体建立。1959年奥特洛（荷兰）会议宣告协会停止活动，期间共举办过11届会议】，再到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下称GSD）【塞特于1953—1969年担任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院长期间首创了城市设计研究生专业。塞特领导下的GSD从1956年开始主办美国城市设计会议，一直持续到1981年的第13次会议】城市设计会议，以及此后的伊朗国际建筑师大会，重点阐述贯穿其中的城市理念，不论是历次国际建筑组织所倡导传播的，还是塞特本人秉信的，或者两者所共有的。文中将看到塞特如何走出欧洲，联系欧美，又致力于推动现代建筑走向世界；如何将城市规划主题从功能城市理念引向人居环境；又如何在传统的市镇设计基础上，构建了更加完整综合的现代城市设计领域和人居环境理念。
如果人们到巴塞罗那旅行，一定不会错过著名的蒙特惠奇山。山的北麓荟萃了当代西班牙艺术精华，除了居中的巴洛克风格的加泰罗尼亚博物馆，两侧还各有一栋著名的现代建筑：西侧为密斯设计的德国馆；东侧这一组规模尺度更大的建筑，是被认为象征着巴塞罗那现代艺术的米罗美术馆（图1），设计者即是本文主人公——何塞普·路易斯·塞特。
图1 巴塞罗那米罗美术馆（1968年完成）：模型（左）和入口景观（右）
米罗美术馆不仅是塞特作为西班牙同时代最有成就的建筑师设计水准的体现，也是塞特精神世界和建筑理念的集中反映。三者在蒙特惠奇山的分布，隐约透露出塞特所代表的近代西班牙建筑师在传统（加泰博物馆）与现代主义（德国馆）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塞特选择了更近似现代抽象艺术的方式，采用简单的建筑形态，兼顾城市传统，强调优美的建筑群体形态组合等。这些特点既与柯布西耶等早期现代主义大师类似，又具有第二代现代主义大师独有的建筑理念和品味情怀。
塞特的创作虽不算高产，却无不是精品，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哈佛大学内的多组建筑集群和纽约罗斯福岛重建住宅群，他因此荣获1981年美国建筑师协会金奖。此外，他有大量未建成但广泛传播的城市设计作品，其中以巴西汽车城（Cidade dos Motores, Brazil）最为著名，与柯布西耶同时代的圣迪耶规划放在一起，堪称一对“同主题变奏曲”【圣迪耶和巴西汽车城：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巴西汽车城强化了步行系统。巴西汽车城与其后的昌迪加尔行政中心、巴西利亚中心的人车体系更加近似】，两者在印证了他们的师徒传承的同时，也都是当代城市设计领域具有“图腾”地位的经典（图2）。
图2 巴西汽车城方案（左）和圣迪耶方案（右），两者都开始创作于1944年
如果深入了解，会发现他的成就已超越了建筑设计领域，被冠以多个显耀的头衔或学术赞誉。他曾担任CIAM主席长达十年（1947—1956年），是柯布西耶之后现代建筑运动第二代领袖；他是促成了现代城市设计的“奠基之父”【奠基之父，埃里克•芒福德语，王伟强译。文中用了引号，显示并非芒福德原创，而是他所引用的权威评论，或是学术圈共识，但文中出处不明】；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设计研究生专业；他促成了联合国1976年温哥华人居I。
2 简化和唯心——从GATCPAC的创立到CIAM改革
塞特的学术生涯都是在群体团队中度过的。他一生中参与的诸多建筑协会和学术组织中，最主要的有四个：早年作为西班牙现代建筑组织GATCPAC【GATCPAC于1930年10月25—26日创立于西班牙萨拉戈萨市的格兰酒店（Gran Hotel）。之前，塞特已经和他的朋友们面见了巴塞罗那市长马西亚，争取了他的支持。“他将要成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团体，是基于加泰罗尼亚倡议（Catalan Initiative）的西班牙团体”。人们今天能看到GATCPAC成立时的签署文件，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明了团体的原则和行动计划，签名的顺序是Sert, Illescas……塞特排在第一位。该文件于1936年公布】的创建者和骨干（图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了十年CIAM主席；从1956年GSD城市设计会议开始，在塞特的主导下，当代城市设计领域逐渐发展形成。1970年后，塞特参加了伊朗国际建筑师大会，期间领导推动“人居宣言”的制定，并最终将宣言提报至1976年联合国温哥华人居大会，成为“人居I”的依据。此外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尤其对美洲地区建筑学和城市设计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为当时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建筑运动向世界传播作出了贡献。
图3 1932年塞特（前排左一）等GATCPAC成员同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范·伊斯特伦（塞特前任的CIAM主席）等，以及市长马西亚在巴塞罗那合影
塞特上述特殊的经历构成了他长期坚持的建筑和城市理念。“简化”是早期现代建筑运动的核心思想；“唯心”是塞特中年后，尤其是担任CIAM主席和GSD院长后，人们形容他在城市和环境规划中关注人的精神需求的特点。
1930年，28岁的塞特参与创建了GATCPAC。尽管他不是团体领袖，但却是其中拥有最高成就的一位，也被认为是“能长期保持这段GATCPAC工作理念”（下文将详述）的少数乃至唯一的学者。1939年，因为公开反对法西斯政府过分追求技术和忽视人性，塞特遭到政府驱逐。在吉迪翁等人的邀请下，塞特流亡美国，从此离开了GATCPAC。
关于GATCPAC名称的最后两个词——“现代建筑”（arquitectura contemporánea），塞特在他的手稿中解释：“（现代建筑是）那些生活简化，尤其是在大城市，满足我们对空气、光线、阳光的需要……是那些为避免重蹈经济危机的覆辙，限制所有奢侈和炫耀；那些适用于新的社会需求，遵循快速进化更迭；那些利用工业技术进步，不再对先进材料持有偏见；那些鼓励创造功能混合的当代城市器官（organism），包括复合了多种功能的机场、酒店、电影院……”在早期CIAM和战后重建的艰苦环境中，现代建筑的各种特征都可以归结为“简化”一词【1928年CIAM瑞士会议形成了《拉萨拉兹宣言》，构成了国际建协最初的纲领和“简化”理念。宣言的第二条，“经济效益的观念并不意味提供最大商业利润”可以解释为CIAM倡导普通、简化、低端和利润低廉的建筑产品，是福特主义的低利润和大规模生产。与之相反，高端产品是追求最大利润和有限产量。这一条显然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限情况下的选择。第三条，“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从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总量角度看，而不是单一的企业角度）是总经济处在贫困状态下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理念下，现代建筑中引入标准化和工厂化的做法，则是追求建造过程中的“简单路径”。此后所做的大量努力也是围绕着这一理念的结果。同时，1928年会议将主要议题定为“建筑（是与人类生活演变和发展紧密相连的人的基本活动）”，而不是“建筑学”，体现出现代建筑注重建造和实际，反对理论甚至建筑文化的明显倾向（尽管建筑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和经济影响），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理论上的简化”。认为建筑的质量不取决于工匠的技艺和建筑师的所思所想，而是合理化的生产方法】。同时，塞特认为，正是在这样简化生活的社会中，将更倾向于产生因“功能整合”而形成的，具有更复杂形态的“有机体”或“综合体”。这些复杂形态建筑正是生活“简化”后，给建筑学带来的灵活性和创新潜力的副产品。我们也能看出，早在GATCPAC阶段，塞特即有别于其他现代主义者的“分区至上”，已具备了鲜明的“混合功能”思想。
GATCPAC成立初期，西班牙刚结束了长时间的独裁统治，民主风气盛行，社会也呼唤新的城市理念。从西班牙诗人马拉尼翁（Gregorio Maranon）的演讲中能看到这些积极的变化【马拉尼翁提到，“通过我们科学家的科研、艺术家的创作、政治家的行动、作家和教师的持续劳动，我们联合起一个相同的施政信念，我们需要一个统一而多样的西班牙，联邦的和现代的。”】——“合作”“科学”“现代”是当时的主题。要通过加强深度合作，改变以往对立的文化、工程和科学等领域，探求西班牙这一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因此，此时成立的GATCPAC崇尚多专业合作。在该组织文件中记录了GATCPAC的两个主要目的：第一，组织建筑师、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所有工业人士，共同提升加泰罗尼亚当代建筑学水平和房屋工业化；第二，联系其他西班牙和国际建筑组织，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建筑团体的理念。可见，GATCPAC正是此时西班牙短暂的民主和统一社会的集中体现，是倡导合作和交流背景下的建筑组织。
塞特在GATCPAC时期就展示出关注传统和人文社会的“新世纪风气”（Noucentisme）【加泰罗尼亚20世纪初的“新世纪风气”：1920年代，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权派开始在巴塞罗那大量兴建剧院和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同时发展加泰罗尼亚语等地方文化特色，强调一种“理想化的加泰罗尼亚”（ideal Catalonia）风气——自由、民主的文化概念。有关学者在对比了同时期类似一个西班牙语概念“modernismo”——现代性时，认为“新世纪风气”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和拒绝。这些文化气氛催生了随后的GATCPAC，也造就了塞特的关注市镇设施设计、重视传统文化传承等主要理念】和以公共设施品质为核心的传统市镇设计理念。如他反对CIAM布鲁塞尔会议中“理性等同于经济性”的观点【CIAM布鲁塞尔会议的理性和经济性的观点：格罗皮乌斯在布鲁塞尔的报告“低层、中高层或高层建筑”（Low-, medium-or high-rise building）中反映出类似理念，认为讨论城市规划和形态问题的理性理念，要围绕“工人住宅适合高度的间距等经济性问题”】，认为“理性”应是“公众的综合感受相关，不仅包含经济，还有心理和社会因素”。因此他在巴塞罗那马西亚规划（Pla Macia）项目中采用斜线大道形态，他提到“规划要理性，也就是像格罗皮乌斯所说的要同公众需要相符，（但）不能总是向经济妥协”。斜线大道项目是考虑了城市空间气氛与山体关系的结果，也使城市避免了单调的机械感【塞特的原话是“即使是机械师，也不会在场所设计中使用毫无意义的方案”（Would not Sert have said that places should be considered without applying formulae had no meaning even if they were machinist），意指斜向大道的景观意义】（图4）。
图4 塞特和柯布西耶共同编制的巴塞罗那马西亚规划，1934 年
埃里克·芒福德认为，塞特的品味在1930年代已经形成。不仅是艺术、现代建筑理念，还包括关注人和社会，在国际建筑组织中的合作态度，以及整合现代功能的综合体城市形态。这些都是贯穿于他50多年职业生涯的共同主题。
塞特是CIAM第三阶段的领导者和改革者。他的前任柯布西耶及其主导的雅典宪章（CIAM第二阶段1933—1947）较之CIAM第一阶段（前三届1928—1930）已经有明显改革姿态，协会从教条主义转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问答式”（例如以解决拥堵为目的的城市分区）【CIAM第二阶段后的变化弗兰普顿认为，“雅典宪章虽仍然具有早期国际建协教条主义特点，但已经开始变得开放一些，具有新资本主义特点，是一种‘问答式’的”。所谓的“问答式”，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而非纯粹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1937年第五届国际建协巴黎会议上，类似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教条主义进一步弱化，会议主题是“居住和休闲”，并关注历史建筑的价值，同时也承认地方文化和城市所在地区对建筑的影响。而本文看来，这一点（地方文化和现代建筑国际式的分歧）正是后来的以史密森夫妇为首的“十次小组”（Team10）同CIAM很多矛盾的来源之一，也是塞特不能妥协的地方】。塞特又进一步从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整体畅想，转向针对城市具体局部的一系列城市理念。
在1942年的《我们的城市能幸存吗？》一书中，塞特首次用英文，主要向美国介绍了雅典宪章和CIAM的各种城市理念。这些欧洲九年前的纲领性文件，却令美国人耳目一新。芒福德认为这本书是CIAM打开美国市场的“造势工具”，塞特为现代建筑思想走出欧洲，在世界范围传播作出了贡献。塞特另一篇文章是1943年同吉迪翁、莱热合作的《纪念性九要点》（Nine Points on Monumentality）【塞特同现代派建筑理论家吉迪翁，以及原为建筑师，后来成为立体主义画家的法国人莱热（Fernand Léger, 1881-1955）三人合著的文章，是一篇仅四页的短文】，文中认为纪念性是人类理想的象征，文化诉求的最高表达，以及各时代文化的物质见证（第1—3点）。文中所指的“纪念物”，不仅包括纪念碑和历史建筑，也包含现代建筑中的标志性公共建筑。对纪念性的强调，既体现了塞特等欧洲建筑师鲜明的“市镇设计”（civic design，参见本节后文和图6）理念，同时也直指当时现代建筑运动对标志性公共建筑设计的不足。文中提到，大多数现代主义建筑师更关注低标准普通建筑，及其大量重复后所形成的完整城市肌理，因此他们设计标志性公共建筑的能力已不可避免地退化了，进而导致城市的纪念性缺失（第4、5点）；文中除呼吁重视城市中的纪念性，也认为在现代主义建筑师更多地涉足城市规划领域的当下，对纪念物（包括标志性公共建筑）进行整体规划布局，是提升城市规划整体品质最好的途径（第5、8点）。同时文章也谈到生态要素，以及认为在飞机出现后，城市的大尺度形态等对规划设计的意义（第9点）。文章被认为是贴近当时建筑学发展实际的纲领性理念，为塞特走向CIAM领袖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塞特1947—1956年担任CIAM主席期间，协会内一派繁荣景象。1947年英国桥水（Bridgewater）会议吸引了200多名来自全世界的参会者，其中包括很多来自英国和对岸的荷兰的建筑师。两地年轻建筑师借助主场优势，大大提升了自己在协会内的话语权，也为此后英、荷建筑师为主导的“十次小组”上台埋下伏笔。
弗兰普顿认为从塞特上任开始了CIAM的第三阶段，主题为“由唯心主义颠覆了唯物主义”【弗兰普顿将CIAM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三届，1928、1929和1930年。指导思想处于德语国家“新客观”左派思想统治下。第二阶段为1933—1947年，处于柯布西耶个性的统治之下，有意识地将工作重点转向城镇规划。从1947年桥水会议和塞特上任后，弗兰普顿认为国际建协由此开始了第三阶段。”】。将功能城市替代为“为了创造满足人的情感的实体环境”。这一主题是是塞特上任CIAM主席的核心使命，正如《纪念性九点》中以宣言的形式写道的：“建筑应代表一种能够满足人们更多需要的社会和社区生活，能够满足他们对纪念性、欢乐、骄傲和兴奋的需要（第7点）。”塞特在任的十年中也不断实践着这一系列人性和城市精神层面的追求，反对早期功能城市理念。塞特一直推崇像波哥大、麦德林、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可步行的、历史悠久、功能混合的城市。在CIAM层面，1956年杜布罗夫尼克会议上，塞特讲话中提到协会已经明确将对功能分区理念进行修正，他称“城市中心各种功能的相互混合联系，才能赋予城市中心的核心地位，这是对雅典宪章全新的和基本的补充【原文是：He argued that the CIAM 8 “accent on interrelationships of functions was already in the core”, which had added “a new and basic chapter” to the Athens Charter】。
其次，塞特任内的CIAM中，城市中心更受关注。以往雅典宪章影响下，国际建协习惯于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甚至涉及区域层面，但整体城市的巨大尺度与建筑学传统矛盾明显。对此，1951年在给格罗皮乌斯的信中，塞特强调他开始关注城市中“特殊的点”，建议在当年的会议中以“城市心脏”（heart of the city）替代“城市规划”作为会议主题。其原因包含了塞特在拉美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塞特在主席任内完成了12项拉美城市规划和市镇中心设计：（1）巴西汽车城，1944；（2）秘鲁钦博特（Chimbote）规划和市镇中心，1946；（3）秘鲁利马安提瓜（Antigua, Lima）规划和城镇中心，1947；（4）哥伦比亚图马科（Tumaco）规划和市镇中心，1948；（5）哥伦比亚麦德林规划和市镇中心，1948；（6）哥伦比亚波哥大规划和市镇中心，1949；（7）哥伦比亚卡利（Cali）城市规划和市镇中心，1950；（8）委内瑞拉皮亚尔城（Ciudad Piar）规划和市镇中心，1951；（9）委内瑞拉奥尔达斯港（Puerto Ordaz）规划和市镇中心，1951；（10）委内瑞拉波莫纳（Pomona）规划和市镇中心，1951；（11）古巴金塔帕拉蒂诺（Quinta Palatino）规划和市镇中心，1954；（12）古巴哈瓦那规划和市镇中心，1955。尽管这些项目为拉美国家带去了大量先进的城市理念，却无一建成，导致塞特反思大尺度规划项目对于建筑学领域的实践意义，从而更加关注小尺度和更具实施意义的市镇中心设计】（图5），促使他决心将城市问题的尺度缩小，将重点放在城市公共中心，以及历史文化需求和设计质量等要素。塞特在任内推行的各种改革多围绕城市心脏的理念，并将其作为解决城市迅速膨胀后，遏制汽车文化下各种非理性、非人性问题的关键【塞特在1957年克利夫兰一次会议上批评美国汽车社会的问题，谈到：“近年来，人们开始仔细研究导致这些汽车城市问题的原因。其中主要原因是缺少远见。这将关乎1.27亿人（美国当时的人口数量。——作者注）的生活。这应归因于政府的失职，任由城市蔓延，误认为规模越大越好，或蔓延等同于繁荣……这种放任的态度还要持续多久？今天，美国马路上行驶着6000万辆汽车，而1930年只有2600万辆，而我们还在梦想着1975年将会超过1亿辆。你可能会问，谁在乎2000年将要发生的事情呢？但你是否想过，只有43年了！”】。
图5 典型的塞特拉美城市设计作品——秘鲁钦博特规划和市镇中心（1946）
塞特的城市心脏概念来自欧洲传统。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传统上强调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civic），要求政府、医疗、教育等非营利性公共建筑和广场等公共空间具有最高的设计品质，甚至通过有些夸张的景观效果，获得必要的强调；而对其他营利性私人领域则简单处理（图6）。在这种以公共设施为核心的市镇设计普遍理念影响下，传统地中海城市强调步行尺度，有一个或多个精致的公共设施中心，多以低调整体的城市肌理为背景。因此，塞特难以接受CIAM早期功能城市理念，认为以高层建筑围绕空旷公园的城市形态，是“同公共设施为核心的市镇设计唱反调”（anti-civic），将因缺少城市品质和视觉趣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在塞特看来，城市公共性的市镇设计特点，是城市中心品质的关键（图7）。他也倡导在美国特色的邻里单位理念基础上，引入步行区和市镇设计，强化城市中心的“城市心脏”概念。
图6 莱昂·克里尔关于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设施（上）与营利性私人领域（中）共同构成的理想城市的设想
图7 塞特在他即将卸任CIAM主席的1955—1956年间编制的哈瓦那城市设计，可以视为他任期城市理念的集中体现。规划对旧城中心区、新城的公共设施中心都进行了重点设计
塞特构想的“市镇综合体”（civic complexes）是城市心脏的核心。不仅包含邻里单位中的学校和欧洲传统的公共设施机构，市镇综合体中还整合了商业、高层办公楼等功能，并具有综合体的复杂形态。这样既改善了现代主义功能分区的诸多弊端；也为美国郊区蔓延的枯燥景观带来了变化和亮点。市镇综合体强调了15分钟出行距离概念，并以此作为功能混合和城市分区的依据。市镇综合体具有塞特所描述的“有开敞的绿地和公共空间，控制得当的商业和高层建筑，以及遮风挡雨的廊道。不同功能整合在一起，气氛和谐，形象统一，充分体现出建筑师设计技巧”等特点。塞特从1940年代诸多拉美规划设计到1960年代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公寓项目设计都坚持这样的市镇综合体理念。尽管塞特也称“还不能确定哪一种形式对我们（指美国社会）更加适合”，但如今的加州高速公路沿线，每隔几英里散落的兼有传统市镇设计和现代建筑运动特点的郊区生活中心，确实体现了塞特倡导的市镇综合体理念。
塞特任内重视推广多学科合作的“建筑规划师”（architect-planner）【CIAM给所谓的建筑学背景的规划师的定义是：“能在城市理论框架中组织各（城市）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的人，而不仅仅是关注所有局部设计”（“architect-planner” as defined in CIAM: Someone who could organize the “mutual relation of parts” involved in urbanism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design of any individual part）】这一跨界职业。1948年，塞特在CIAM报告中首次提到存在一个“从建筑学到城市规划”的过渡领域。他称从事这样工作的人们为“建筑学背景的规划师，或建筑规划师”，这是此后城市设计师的雏形。塞特认为建筑规划师擅长“对秩序的感觉”和多学科合作，他们设计大型市镇综合体，将城市规划、建筑和景观等行业结合起来。他以柯布西耶为例，说明多学科合作对于建筑规划师的重要性——“柯布致力于同几乎所有的技术方面的人合作，并将他们都纳入城市规划领域，他将城市规划作为不设门槛的领域”。
3 现代城市设计和平衡人居——CIAM终止及此后的GSD会议和人居 I
哈佛大学1956年召开首次GSD城市设计会议，同1959年CIAM解散有内在联系。塞特在1956年卸任国际建协主席后，又相继主导和参与了两项地区性国际建筑学组织：GSD城市设计会议和伊朗国际建筑师大会，促成了城市设计在美国的推广和联合国人居I文件的形成。而离开了塞特等多名哈佛大学教师支持的CIAM，在“十次小组”的运作下逐渐陷入混乱，并迅速萎缩直至解散。本文认为，这一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凸显出现代建筑运动在世界范围深入发展：抛弃国际式建筑和统一范式思维，走向以地区和国家内部的交流，具有更关注于特定文化以及地域性等特点。
CIAM解散的直接推手是年轻建筑师团体“十次小组”，成员以英、荷两国为主，地域文化特征也同样狭窄（相比于此前塞特任内的哈佛帮而言【第一代现代主义建筑师柯布西耶、密斯纷纷退出时代舞台后，塞特作为CIAM主席，是协会中所剩不多的早期现代主义思想倡导者，他同当时崛起的年轻建筑师显得格格不入。而在CIAM内部与塞特理念相近的人，较多是他的哈佛大学同事，如吉迪翁、格罗皮乌斯、蒂里特（Tyrwhitt）（四人文化背景依次为西班牙、瑞士、德国和英国）。因此，年轻一代建筑师，如“十次小组”骨干范·艾克抱怨说，当时的CIAM被哈佛大学占领了。但在1956年CIAM会议中，塞特在卸任讲话中为自己的哈佛大学背景进行了辩护。他明确阐述了当时CIAM核心成员所具有的国际化特征，而非仅仅属于哈佛大学；相比而言，“十次小组”在这方面就显得不足】）。“十次小组”的7人核心【艾莉森·史密森、彼得·史密森、范·艾克、卡迪利斯、雅各布·巴克玛、沙得拉·伍兹、约翰·沃尔克】中，卡迪利斯是唯一的法国背景建筑师，他在同柯布西耶等CIAM高层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十次小组”内部，不论是被认为是精神领袖的巴克玛，还是各种檄文的撰写者史密斯夫妇，都出自北部欧洲，与传统欧洲核心的地中海地区有明显差异。塞特曾经的同事，意大利人罗杰斯，就曾在1959年荷兰奥特洛会议上，在史密森夫妇批评他的米兰高层建筑作品后，与其发生了激烈辩论，称他们在“用英语思维思考建筑所在的意大利文化环境”。此外，史密森夫妇和丹下健三的互不买账【二战后，丹下健三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出现在CIAM，同“十次小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旧有体制的挑战者。但丹下健三此时在日本已经是知名建筑师，具有日本国内权威的话语权。史密森夫妇对丹下健三结合了日本传统和现代建筑形式的香川县厅舍提出批评，认为“这在日本的特定历史和社会中也许有意义，但对其他建筑师来说却不具备必然性”。什么是史密森夫妇所指的“对其他建筑师具备必然性”的文化？然仅有欧洲文化最为典型。这体现出他们执掌下的CIAM排斥欧洲以外文化的问题】，丹下质疑主席巴克玛创新的真实性【由巴克玛与斯托克拉合作，1959年提交到CIAM大会的肯纳默兰方案遭到了丹下健三的质问。丹下怀疑巴克玛作为“十次小组”领袖反对老一代现代建筑师理念的真实性。丹下本身赞赏老一代的现代建筑理念，认为他们理念和建筑实践是统一的；同时，丹下也从巴克玛方案中看到更多与老一代建筑师的类似性，而非“十次小组”倡导的创新。巴克玛也的确承认该设计是借鉴了奥普堡的潘德莱赫项目（1949—1951年）和亚历山大·波尔达的项目（1953—1956年）。弗兰普顿对此评论认为，丹下和巴克玛都是坚持以柯布西耶理性主义为出发点的。弗兰普顿赞同丹下的怀疑，认为巴克玛的肯纳默兰方案来自恩斯特·梅和阿瑟·科恩等德国规划师发展起来的抽象的“邻里”概念（恩斯特·梅等人都秉持1920年代的早期现代主义理念，甚至是现代主义之前的理念）。因此巴克玛作为反现代主义的“十次小组”首领的创新性质，或许正如丹下所言，名不副实且令人怀疑】等，都是典型的动荡因子。显然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CIAM的解体。
塞特卸任主席后，由于“十次小组”管理不善，CIAM参会者锐减直至解散。就在协会终止前不久，1957年第二次GSD城市设计会议结束几天后，哈佛大学的几位国际建协成员同CIAM主席巴克玛会谈，讨论协会发展。但此时，CIAM刚成立的三个分会只有荷兰分会有少量活动。用吉迪翁的话“（协会是否继续办下去）你要看看现在还有多少生命力？”作为身兼国际建协和“十次小组”领导人的巴克玛的谈话颇值得回味，“如果国际建协继续运作下去，要面对来自史密森夫妇和德国乌尔姆学院的攻击”，显然协会内部、外部矛盾已凸显、危机重重。尽管塞特此时仍然坚持“（现代建筑的）大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the big line has to be continued），但他倾向采取的路径却并不是同史密森夫妇进行正面交锋论战，而是消极地希望唤起南美、亚洲开始参与 这日薄西山的协会活动，话语间的无奈显而易见。因此芒福德称，“十次小组”和塞特都在延续着CIAM的使命，但是通过不同的路径，唯独CIAM自己（作为主席的巴克玛）没有做到【“十次小组”领导下的CIAM仍然围绕欧洲中心，采取小型会议，关注建筑设计和创新；而塞特通过GSD城市设计和伊朗国际建筑师大会，发展城市设计和人居理念。谈及“唯独CIAM本身没有延续现代建筑运动”，因为CIAM在1959年就被终止】。
“十次小组”理念具有革命性，正是延续了CIAM长期以来因混凝土和现代交通的出现而具有的创新面目。因此，“十次小组”也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传承了国际建协的衣钵。但二战后西方迎来了稳定高速的发展时期，成熟和传统的建设做法更受欢迎，各国各地区纷纷着眼于自身的地域特征。“十次小组”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追求和国际范式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对于这次风波，正如弗兰普顿的观点，“十次小组”的突出意义在于对主流建筑文化“批判”的启蒙作用。但启蒙的最大代价就是彻底中止CIAM的运行，从此再无类似世界影响力的国际现代建筑组织。但在那时，CIAM的单一“替代品”已不可能出现：CIAM的解散，正是“十次小组”率先在国际建筑学领域打碎了统一的范式和单一组织，并在此后激发出更多“拒绝权威”的“抵抗性组织”【彼得·埃森曼在谈到“十次小组”作为一种“抵抗性组织”，在成功后终究又会转变为体制（即类似于CIAM的权威性组织），于是又会出现新的抵抗组织。因此，此时的国际建筑组织会形成这样的自我否定的循环。“十次小组”的排他性和小规模特点，被当时大量模仿。埃森曼就曾参与创立了纽约“环境研究建筑师委员会”，模仿“十次小组”方式运作，举办过10~11次会议，此后又参加了1973年米兰三年展、“理性建筑”（La Tendaenza）建筑运动和纽约五人组】。从此建筑学领域开始抛弃国际式，走向关注特定文化和细分行业下 的，以各国家和地区为单位的小范围交流发展的新方式，也是当代全球多元化和多极化的初步体现。
1950年代CIAM尚存之时，建筑学领域已在世界范围出现了“摆脱以欧洲为核心”的态势，影响地域更小，专业更细分，以各国家和地区为单位的协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在CIAM解散后，更多的组织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建筑学术活动。塞特1956年召集的哈佛大学GSD城市设计会议即主要针对美国国内城市。1970年伊朗国际建筑师大会（Irania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chitects）【1956年卸任主席后的多年里，塞特仍然坚持CIAM的工业化理念。他参与了伊朗《人居宣言》的制定，在第二届伊朗建筑师大会上，引用四年前的会议决议：“首先，它（建筑学）是人类环境的创造，这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规划和建设的技术，以及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都必须以这个目标为指导”。塞特建议伊朗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尝试更多实验性做法，将用于汽车、飞机及各类机器的标准做法，应用于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中；研究新型实验社区，尝试预制方法；在国家层面制定标准，应用于整个社区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道路等。“随着新社区的形成……一个新的视野可以为你们的人民敞开。你们可能是工业化建造的国家，在美丽的建筑历史上，最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视觉图景；自然、人和机器将聚集在一起，为和谐的环境做出贡献”】使前CIAM成员十多年后重聚古城波斯波利斯。在四年后第二届伊朗会议上，塞特作为主席团成员签署《人居宣言》。该文件1976年被提交到联合国温哥华人居大会，并促成了《人居I》以及此后的联合国人居署的成立，人居环境从此成为人类共同的主题。
1956年，塞特在他首次组织的GSD城市设计会议中，提出了对城市设计的综合理解和系统概念：强调其作为整合不同专业分支的纽带核心作用；将城市空间的尺度和精细比例发展成一种新的艺术——城市设计。会议具有明显的美国元素，参会成员、会议讨论的城市案例都是如此。显然塞特已经从面向世界的建协主席转向美国国内，会议在塞特的主导下开启了长达25年的城市设计探索。
塞特的城市设计理念可以归结为一种针对美国的，对抗郊区蔓延的新城模式【1957年，塞特在克利夫兰召开的美国建筑师协会会议上作了题为《人的比例——城市的尺度》的报告，总结了1956—1957年两次GSD会议的城市设计理念，形成了塞特的“美国的新城模式”理念，包括社区、城镇和大都市等多种尺度共存的城市星云（urban constellation，不同于树状结构的复杂结构）、各级城市中心及其尺度差异，以及城市空间尺度和精细比例等】。美国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低密度的郊区化，而这时的人们并未对此持否定态度，反被认为是改善中心城市恶劣状况的良药【当时美国社会对郊区作为改善城市环境的良药的观点，在逻辑上是认为，尽管中心区环境差，但如果人们走出来，将抵达环境很好的郊区，这样在城市整体环境质量方面，糟糕的中心区和良好的郊区形成了“中和”结果。塞特认为，显然这种想法并没有认清中心区对于城市应有的价值】，进而认为没有规划的、分散发展形态是城市理所当然的结果。但塞特明确将这一现象定义为“城市蔓延”（city sprawl）。他在观察了美国东海岸城市连绵带【1957年6月23日，塞特在克利夫兰会上谈到，“二战后的繁荣，带来了出人意外的郊区发展和郊区的尺度，连绵的郊区填满了美国东海岸，从华盛顿到波士顿，像一片广袤的大城市连绵带。总计有600余英里（近1000km）长，2700万人口，唯一不同的是密度，或密集，或松散。农业用地已所剩不多，这里差不多是世界上当前最大的城市区域。这些大尺度的城市区域没有形态，也缺少尺度。尺度的要素只存在于过去的城市，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但它们都消失了，人类迷失在广袤的景观中。从特征上讲，这里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人们看起来也彻底无视决定他们生存状态的元素：出行距离被遗忘，人行道逐渐消失，所剩无几的步行系统被封闭，警车停靠在富裕的乡村住宅前”】后认为，应明确反对无序的城市蔓延。认为郊区“逃避了为城市构建秩序的份内职责”，是“投机者经营下的可怕产物，是资本主义没有底线和良心的结果”。塞特延续了城市心脏的理念，并进一步提出一种“多器官式结构”（organic structures）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器官仍是作为心脏的城市中心——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服务义务应通过城市中心实现。在各级中心区的设计方面，塞特强调对人及其基本需求的尊重【塞特1957年在克利夫兰会议上发言：“古埃及或者古希腊的生活，同我们今天在本质方面差别很小。人类的脚步、视角或头部转动如此；我们对极端温度、噪音或所呼吸的空气的反应都是人类本性的永恒因素；在我们的生活周期中从童年到老年的变化亦如此；需要睡眠和休息、爱、休闲和运动、人际关系、与人直接接触。对于人来说，支配我们生活的二十四小时周期是基本的和永恒的，恰如没有一颗原子对撞机能取代一棵苹果树！”】，充分利用“可古为今用的历史传统”【地中海学者，不论是建筑师还是哲学家，都习惯于使用“operative history”一词。意大利城市形态学学者穆拉托里将其解释为“可以指导具体设计实践的历史理念”，并将此概念作为意大利城市形态学的基础概念。认为城市形态学领域中的历史概念，不应仅限于考证、叙述等“描述性”或抽象内容，而应是确定、具体和可指导实践的。基于这样的含义，本文将其译为“可以古为今用的历史传统”也更加接近于这一概念的最初意思】，无论建筑式样还是空间形态等。
塞特1970年后关注的主题是“人居”（habitat），并通过伊朗国际建筑师大会和联合国的平台，试图将其作为延续现代建筑运动国际式“大方向”的新途径。人居话题具有鲜明的CIAM特点。1954年塞特就曾提出以人居宪章取代 雅典宪章的建议；柯布西耶在1956年杜布罗夫尼克会议上也提到，“（CIAM）要发展一种配得上我们时代和文化的人居”。人居主题在1970年第一次伊朗国际建筑师大会被确立后，塞特比较伊朗会议和多年前的 CIAM时提到，两者议题、规模（都为75人左右）均很相似，但他不无遗憾地说，“令人困惑的是，即使时隔多年，很多CIAM会议主题仍 被广泛讨论”【塞特在伊朗会议谈及CIAM时的原话：“It was curious to note that many of the subjects discussed at the CIAM gatherings were still controversial, [even] after the many years that had elapsed.”】。塞特显然是在感慨，当年他力推但被搁置的人居议题，此次伊朗会议终被重提。这正是塞特心目中对CIAM未完成工作的延续。
这次伊朗大会（1970年）决定研究“人居规则”（a code of human habitat）。规则内容作为一种工具，可以帮助（各国）各级决策者随时随地构想所需的人居环境【原文为：A working tool suitable for use by all the decision makers involved in the shaping of the human habitat in time and place】。这一普适性的理念显然契合了塞特保持现代建筑大方向的愿望，是又一种“国际式”。他被大会任命为人居课题五人委员会的主席【1974年伊朗会议委员会成员：宣言的署名主席团名单依次为塞特、加拿大建筑师萨夫迪、印度建筑师多西（Balkrishnan Doshi，2018年普利茨克奖得主）、卡迪利斯（“十次小组”成员，法国建筑师）、伊朗建筑师阿德兰】。委员会以“实现紧凑和平衡的社区”为目标，选择若干人居典范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就包括塞特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公寓（Peabody Terrace，图8）等两项案例，从这些范例中提取规划建设原则并持续跟踪总结。
注：右上图的右侧为哈佛大学校园的登斯特舍堂和马瑟舍堂，远处高楼为麻省理工学院校区。皮博迪公寓所在的建筑集群是两所高校之间的旧式学生社区的服务中心。其中三栋高层公寓作为哈佛已婚学生宿舍，集群内设置了商业、儿童中心、公立学校等，体现了塞特市镇综合体的理念。
图8 左：哈佛大学皮博迪公寓总平面图（1961）；右上：皮博迪公寓及周边；右下：马丁路德金公立学校（1968）
五人委员会在几年里分别在纽约、巴黎、德黑兰、剑桥【哈佛大学所在地】、蒙特利尔进行了会谈，在1974年向伊朗大会提交了《人居法案》（The Habitat Bill of Rights）【在1970年第一届会议“传统和技术的相互关系，从一个全新视角审视建筑学的艺术性”的主题基础上，由伊朗城市发展和住房部（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主办，于1974年9月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古波斯帝国都城之一）召开了第二届伊朗国际建筑师代表大会。共75人参会，其中30人为受邀的国际顶尖建筑师，包：美国的贝聿铭、彼得·布莱克、O.昂格斯、塞特、索尔顿、P.索拉里和拉尔夫·雷普森，加拿大的亚瑟·埃里克森、莫什·萨夫迪，奥地利的汉斯·霍莱因，法国的乔治·卡迪利斯、米歇尔·艾柯夏、扎瓦若尼，德国的汉恩、利贝尔·舍尔哈赛，意大利的莱昂纳多·贝纳沃罗、G.L.夸里尼、布鲁诺·赛维，英国的詹姆斯·斯特林，西班牙的F.·坎德尔，丹麦的J.·伍重，瑞士的多尔夫·施恩布利，希腊的道萨亚迪斯，日本的丹下健三、菊竹清训、槙文彦，印度的巴克里希纳·多西、R.赛比克西，阿联酋的哈桑·法赛，苏联的乌森诺夫。第二届会议的主题是“工业化进程中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在国家中的地位”（The Rol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in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会议认为，工业化带来了社会行为的变化，又进而反过来影响建筑和城市的形态。但“仍然应在保持现代建筑（方法）的同时，保持人的地位和尊严”（It is still possible to direct the modern architectural methods in such a way that would preserve the human status），“城市扩张和大尺度综合性建筑建设的同时，仍应避免对自然环境的侵蚀和对城市地区原来网络的破坏”（The expansion of the cities and the springing of great urban complexes should not result in the eros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de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networks of the urban areas）；“对传统建筑样本的留存是对人类尊严尊重的象征，也是建筑学思考的基础”（The symbols of respect for the human prestige should be the basic foundation for the architectural way of thinking）】。法案中强调了“平衡的人居”（balanced habitat）的生活方式，认为生活质量才是真正的人居目标，是作为人类“追求幸福”的一部分。塞特事后将平衡人居解释为八对关系【塞特在人居法案中强调的八对平衡：（1）公与私（the communal and the private）；（2）住宅及其基本配套（dwellings, supporting services）和各类舒适设施（amenities）；（3）人和汽车；（4）建筑和开放空间，或人和树；（5）主动娱乐和被动娱乐，或静与动；（6）自然赋予和人工制造；（7）低层和高层建筑，或水平行走和垂直电梯的交通组织；（8）新技术与古老传统建构方法，合理运用传统会创造具有文化延续性的新感受。八对平衡的最终目标是获得平衡和谐的生活方式】，涉及他历来倡导的市镇设计（公私平衡）、步行化（人车平衡）、混合布局和尊重自然传统等理念（图9）。两年后的1976年，伊朗代表团将该 法案提交温哥华人居大会，并将法案思想吸收入具有国际法性质的“人居I”，文件旨在作为世界各国遵守的共同纲领，倡导一种“国际标准的社区”。
图9 伊朗《人居法案》中的图示，说明在步行街区可以通过“三维混合”获得更好的土地利用模式。其中有塞特的市镇综合体理念，也加入了五人委员会成员萨夫迪的人居67住宅集群形态
联合国“人居I”条文中建筑学理念只占较少部分，但仍能体现出塞特的平衡人居理念。联合国致力于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这一人类大敌，并在世界范围——不分国界和文化信仰——推广对幸福生活环境的追求。这样的“国际标准”符合塞特坚持的现代建筑运动大方向。人居I中涉及的“人的尺度”“传统和人类的文化”“城市空间的四个层级”（国家、区域、城市、邻里），以及同时考虑层级间的相互影响（文件第B-3条）等，也都是塞特城市理念的核心，我们能从中看出塞特为国际现代建筑运动所做的最后贡献。
塞特是“密斯和柯布西耶之后推动现代建筑学发展的变革人物”。他来自文化独特的地中海地区，却最终主导了世界建筑运动的走向；他是最早的现代建筑运动参与者，但罕见地经历了CIAM全过程，并对其兴衰发展产生了关键影响；他卸任主席后不久CIAM即宣告终结，但十多年后又以伊朗国际建筑师大会的形式见证了国际顶级建筑师的重聚；他是建筑师，但他更关注城市，并进一步涉足更宏观的人居领域……我们从塞特身上看到了国际现代建筑运动的历程：从以欧洲为主的CIAM，走向全球多元发展；从关注解决城市基本居住问题的社会住宅，到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居环境；从教条的国际式理念，到突出各自地域性的多元共存等。
我们从塞特历次国际学术活动中能看到他三个突出特点：首先，塞特一生完整跨越了整个现代建筑运动，从参与到主导，并不断对其改革和拓展（表1）。CATAPAC是他投身现代建筑运动的开始，但与柯布西耶的密切接触，使他对现代建筑理解坚定持久；在他担任CIAM主席期间推动了协会改革；由GSD城市设计会议创建和形成的现代城市设计领域，也是塞特和现代建筑运动倡导多专业合作理念下的产物；伊朗建筑师大会和联合国人居会议则是塞特推动建筑学融入世界经济社会体系，以全新方式延续现代建筑运动的生命力。
表1 塞特各阶段的主要城市理念，及其与国际会议活动、社会和建筑学时代主题的关系
①表中塞特各项国际活动时间跨度的界定：按照赛特作为主导者的时间跨度界定，如塞特在1947年之前也参加CIAM，但作为主导者应从他1947年担任主席开始算起；另外哈佛大学城市设计会议一直延续到1981年，但从他1969年卸任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院长开始，他要兼顾于伊朗人居议题，尤其是其中形成人居法案草案的两年。可以看到除了二战期间，塞特的国际建筑活动是连续而紧密的，同时也在不同主题领域中拓展延伸自己对城市的理解。
其次，从塞特一生整体来看，他一直都走在国际建筑学发展的学术前沿，他研究主题的演变、学术团体和身份的转换，也都反映出西方发展环境变迁，以及社会对建筑学学科的需求（表1）。突出体现在他卸任CIAM主席后协会随之解散这一过程中：当时世界建筑学领域开始摒弃国际式，关注特定文化和细分行业，学术活动也多以国为单位。或者说，这就是最初建筑学领域的多极化或多元化。
第三，他作为第二代现代建筑运动领袖，过渡人物的身份造就了他务实的学术特点。塞特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理念，即他的学术观点都紧扣城市问题，务实而直接，包括城市中心、尺度比例和精细设计等，绝无以往抽象难懂的理论。他的城市理念和工程实践彼此印证：实践活动先于理论，每一理念的提出都源于上阶段的实践积累；同时又探索总结出下一阶段的理论纲领，并参与到更大范围的学术推广活动中。他的务实作风帮助他完成了自己至高成就——推动了现代城市设计的形成，从理论到教学，再到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的推广。可以说塞特将其完整经历的现代建筑运动经验，归结为城市设计学科，成为他一生信仰和奋斗的缩影。他以此传承发展了柯布西耶等现代主义建筑师将建筑学、城市规划作为无缝连接整体的追求。
尽管塞特经历了最为风云变幻的时代，但仍有几个鲜明的主题持久地贯穿于他的职业生涯，乃至深远地影响了当代建筑学领域。一是他秉信的欧洲市镇设计理念，尤其重视城市公共性质和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理念虽招致了非议，曾被认为是脱胎于雅典罗马的陈腐思想。但如果将历史拉长，塞特作为半个世纪以来活跃在建筑学学术巅峰的顶级建筑师，他的学术理念对今天的影响持久而深远：正是在市镇设计理念基础上，塞特整合了各种专业，构建了更完整的现代城市设计领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得到广泛推广，并进一步影响了以后的新城市主义等当代理念；第二，他从早期现代建筑运动走来，自始至终都坚持现代建筑运动的最初理念——倡导建筑简化和住房工业化，并坚信应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应通过工业化解决民众住房问题。这是塞特一直坚持的现代建筑运动“大方向”，也是他参与国际活动的动力；同时他又对其“国际式”理念进行变通和改革。CIAM早期革命而激进，导致了对传统文化因素的舍弃。国际式一经出现也意味着各自国家民族特征的消失，这是现代建筑当时突出的通病。在世界出现多元化趋势后，塞特针对这一问题给出的药方是“平衡”，平衡人居也成为他第三个核心理念。平衡人居理念兼顾了城乡之间、诸多功能间，以及传统与现代间等的各种矛盾。塞特最终将“平衡人居”载入联合国文件——人居I。塞特通过城市设计和平衡人居延续了CIAM的使命，使现代建 筑运动和国际式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并通过联合国人居I为其找到归宿。
作者：蒋正良，博士，青岛理工大学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学者。1333501677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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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张祎娴
排版 | 徐嘟嘟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期刊精粹 | 何塞普·路易斯·塞特的国际建筑组织活动和城市理念【2020.5期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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