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三儿

我从小生活在厦门郊区的小镇。厦门的市区在一个岛上，与台湾金门隔海相望，所以进城也就是进岛。直到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家才搬进市区，正式成为岛民，这已经是新世纪的事情。

上小学之前，小镇上还是一派城乡结合部的景象，我家住在老妈单位的宿舍，就在小镇的外围，楼下不远就是一片田地，上学放学可以不走镇里的石板路，而是踏着田埂抄近道。往东穿过那片田地，就是海边了。那时候进城不是什么快乐的体验，半小时的车程对晕车的我来说已经太长了，水泥路面、高楼大厦、车来车往，哪有田间水塘好玩，可以捉鱼摸虾，也可以偷农民伯伯的地瓜，当然，麦当劳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了。上小学之后，我就能切身感受到小镇的迅速城市化，东边的田地变成楼盘，海岸线也向外推进了许多，建起高档住宅区，只有西边的老区一仍旧貌。如今再回小镇上的旧家，回想起当时窗外的蛙声，简直恍如隔世。所以我特别喜欢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就像是我自己的故事，只是我的故事没有那许多变化曲折，终点也不大可能是上海。

对于我们那儿的人来说，上海是很远的北方。本地人以前把外地人统称作“北仔”，不管来自广东还是东北，只要口音不同，就是“北仔”，似乎自己就是最南方的，这一话语中的自我定位和地理想象，是真自信还是外强中干，不得而知，只是现在几乎没人再用这种政治不正确的称谓，只遗留在一种传统小吃“北仔饼”的名字里，大约与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有关。所以上海对闽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强烈，这与长三角地区上海周边的情况不太一样。就在去年，我阴差阳错参加了一个扬州政府机构来上海办的招商贸洽会，领导致词的中心思想就是说，扬州虽然没有苏锡常的地理优势，但随着交通的发展，挤近上海的一小时都市圈也是指日可待，对双方只有利没有弊，言辞之间真有点急吼吼的，生怕被一小时都市圈给挡在外面。

后来我到扬州上大学，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很自然地拿扬州和厦门作对比。初到扬州的感觉是，扬州的街道真脏，普通话普及率真低，冬天真冷，阴天真多，但是东西真便宜，每天的伙食费只要7、8块钱，不过，城市的规模和节奏跟厦门还真像，都是小巧玲珑，都是慢性子，亲切得很。有时跟同是闽南人的室友聊起来，都觉得扬州有文化啊，理由并不是那些文化的遗迹，而是：连路边的报刊亭都有《读书》！在家乡，这简直不可想象。

接着又从扬州来到了上海。当然有诸多的不喜欢，它太大，常常让我心疼浪费在路上的时间；它的水有奇怪的味道，不加点茶叶简直越喝越渴。当然也有诸多的喜欢，文化活动的丰富是家乡难以比肩的，更不用说家乡难以见到的打折书。

我对于生活环境一向迟钝，但从朝夕相处，到上了大学以后，半年才见一面，每次回家都得认几遍新开的路和改造的地段，也使我常常以一个外乡人的眼光看厦门。某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越来越像一个“大城市”，尽管报刊亭依然见不到《读书》和《天涯》的影子。高架建起来了，轻轨建起来了，通向岛外的大桥一座接着一座架起来了。坐车经过高架时往外看，真分不出跟上海有什么区别，轮渡也有点像外滩，当然，天是要蓝一些，树也要绿一些。大卖场、大超市、高档商城也随处可见，生活确实方便许多，许多商品也比过去便宜，除了房价。不过也开始堵车了。空气质量指数，从原来福建省九个地级市之首，下降到倒数第二。头顶的灿烂星空，那是再见了，内心的道德律令如何，不知道。

好多人都说厦门的性格是有点小富则安，但似乎并不逆来顺受，07年的PX（我们喜欢读作“劈叉”）事件，是我头一次对自己厦门居民的身份感到骄傲，无论最终的结果是由怎样不为人知的力量所推动和决定，我都一厢情愿地把它视为人民意志的胜利。作为一个有趣的对照的，就在市民们“散步”的终点市政府，办公大楼的楼顶高屋建瓴地矗立着“为人民服务”的大标语，据说，这用数百万人民币铸成的“为人民服务”，抗得住12级台风。

我也不知道，厦门最好的时候，是还没有到来，还是已经过去了。

城市与城市的关系，也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关系的好坏，只凭个人经验当然不能作为评断的标准，我只是想起了一个太常见的被地缘因素所左右了的爱情故事。一对大学时代确定了关系的恋人，男生是闽南的，女生是浙江的，都是我的朋友，毕业以后，来到厦门打拼。也许海岛太小，容不下女生的梦想，男生呢，又觉得女生的梦想之地大而无当，谁都不愿妥协，女生终于只身离开海岛，去了首都，又展转来到上海，男生回了家乡，一个更安放不下女生梦想的城镇，但有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鞋都。其中的种种原因细节，外人不得而知，这算是两种世界观的冲突么？所谓爱情，在这种隔阂面前也无能为力。现在我仍然分别跟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之间的未来是越来越渺茫，通讯再发达，救不了人心的疏远。反正两个城市之间这种故事太多，无人关心。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