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张松| 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生刍议| 2018年第6期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学刊）：【文章精选】张松| 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生刍议| 2018年第6期

提要

在梳理文化的核心概念及深层含义基础上，系统认识和理解城市文化和城市文脉等文化研究领域的观念，有助于重新认识并发现城市遗产保护的意义和规划设计创新的价值。以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华南圭、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耶有关城市文化的论述，藉由公共史学和集体记忆理论分析物质文化与人居环境的关系，强调关注建成环境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与作用，空间肌理与城市文化的关联性，城市文化保护、传承和创生的整体性。最后，结合日本古都京都文化创生的实践案例，探讨了促进城市文化传承与创生的空间规划理念、景观管理政策和城市设计方法。

关键词

城市文化；传承；创生；景观政策；京都

（本文刊登于《城市规划学刊》2018年第6期）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规划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环境品质的提升与维护管理成为新时代空间规划的关键所在。美丽中国和美丽城乡建设，需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的多元价值，正确理解当下的城市文化状态，并在此基础上传承与创造新的城市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为此确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针，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快速发展时期，对于城乡规划而言文化似乎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同以物质空间为主要对象的规划设计关系不大。即使是在城乡规划成为一级学科，设立“城乡发展历史与遗产保护规划”二级学科后，对于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的研究与关注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有必要通过梳理文化的基本内涵，重新认识城市文化在创新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积极推进城市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身份，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过程中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魅力的城市文化。

 

1 城市文化与城市文脉

 

1.1 文化的含义

 

“文化”一词，从笔画上看是一个很简单的词，但其概念和含义却相当复杂、多元。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 认为，文化是英文词里最复杂的二三个词之一（凯文·马尔卡希，2017）。事实上，文化是一个重要、同时又含糊甚至混乱的概念。

 

文化研究学者马海良综合雷蒙·威廉斯等西方文化学者的观点，对文化的多层次含义如下解释：首先，文化可以指价值得到认同的具体的思想和艺术作品以及制作和分享该作品的过程；第二，由此扩展开去，可以指一个社会的所谓“情感结构”，是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道德、价值观等组成的不断变迁但无法触摸的综合体；第三，进一步扩展开去，文化当然可以指制度意义上的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艺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相互作用的所有成分，它们构成生活经验的总体，决定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马海良，2004）。

 

狭义的文化被认为是由“知识活动，尤其是艺术活动的作品与实践”构成的，是一个描述“音乐、文学、绘画和雕塑、戏剧、电影”的词语，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文化含义。按照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rtt Tylor） 的观点，一个地方人们共享的价值观的综合体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阿雷恩·鲍尔德温，等，2004）。文化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特质，并作为一种发展过程存在着，它无所不是、无处不在（Sharon Zukin，2006）。文化这一广泛的意义，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常常被忽略了。譬如说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和景观环境都是文化或文化之反映，所谓“奇奇怪怪建筑”恰恰正是我们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直接写照，而并不完全是由建筑师、设计师的个人偏好所决定。我们多数城市里盛行的大拆大建等旧改方式，正是社会过于追求快速发展，只计算土地经济效益，不顾城市的历史文脉、环境意义和社会价值而不断发生的“建设性破坏”行为。

 

1.2 城市文化

 

从本质上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就是城市传统文化或地域文化的保护。有人认为对于城市文化只讲保护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和创新；还有人甚至认为拆除历史建筑建造新建筑就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看来有必要对城市本质有更全面的认识，从自然属性看，城市环境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特定形式的生态系统；从社会属性看，城市又是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文化景观，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和历史性层积（historic layers）。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在《西方的没落》中指出：“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世界历史便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尺度”（斯宾格勒，2006）。西方文化学者的观念让人们认识到城市建筑与文化、社会及环境所发生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城市文化认识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遗憾的是现在一些城市“宏伟”规划项目，多是为了打造所谓城市新中心、经济新高地，而将原有的居住功能全部改变，把所有居民全部动迁走，这样的做法对城市文化发展和繁荣非常不利，多数时候还是对城市文化积淀的直接消解甚至破坏。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文化’这个词起源于罗马、源于‘colere’意为培养、居住、照料、照管和保存。它首先涉及到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培养和照料自然，直到让它变成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它代表了一种关爱照顾的态度，从而完全有别于竭尽全力让自然屈服于人的态度”（阿伦特，2011）。在快速城市化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对于历史文化、对于居住生活均缺乏必要的关爱和照料，甚至是在不断地推动“建设性破坏”的发生和扩散。因此，城市保护应当作为一种文化上的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

 

1.3 城市文脉

 

在语言学范畴，“文脉”是指上下文的关系，指介于各种元素之间的对话与内在联系，指局部与整体之间对话的内在联系。从宏观意义上理解，“文脉”可以指文明发源的脉络。简而言之，城市文脉（urban context） 就是建筑和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筑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建筑和环境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城市文脉和肌理为何重要？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ceur） 认为“正是在城市规划的尺度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到时间是如何在空间中运作的。一座城市在同一个空间中会遭遇不同的时代，我们可以在这座城市中看到一段沉淀在趣味和文化形态中的历史，这既是一座可以被观看的城市，也是一座可以被阅读的城市。……同样，与一栋房屋相比，一座城市所能引发的情感也更为复杂，因为城市既提供了迁移的空间，也提供了彼此靠近和远离的空间”（利科，2018）。

 

日本建筑学家槙文彦指出，“城市经过很长实际才能建成，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域文化的整体。因此，不应只靠视觉印象来讨论。视觉印象背后存在的文化形式才是关键”（槙文彦， 松隈洋，2018）。槙文彦认为像东京这样的日本城市其DNA具有“肌理的细致感”，他把东京命名为“颗粒城市”。东京城市肌理是从江户末期到明治初年开始形成的，随着东京人口逐渐集中，地域高密度化，城市形态逐渐发生了变化。今天在全球大都市中，东京具有“安定性”，而这种“安定性”是东京今后应当保持下来的重要的DNA。

 

2 城市文化的再认识

 

2.1 物质文化与公共史学

 

建筑首先是物质的存在，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 与建筑和人居环境的关系相当密切。物质文化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提出的概念，相关词汇有物品（object）、物质器物（material artifact）、人工制品（artifact）、藏品（collection）等。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理解，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社群文化（或制度文化、伦理文化） 和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物质文化因人类克服自然并借以获得生存而产生，故也称为技术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物质文化是文化的沉淀，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创造了多样的文化形态，后人首先应当予以尊重，在尊重与保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继承、发扬和创造。而且，物质文化的研究有很强的史学特征。城市文化与历史关系密切，可以说，史学是文化中文化，文化是历史的投影。

 

西方国家在1970年代开始出现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 研究方向，现在已经颇具声势和规模。1960年代兴起的“社会公正”运动改变了“精英史学”的研究方向，开始关注妇女、劳工、少数民族等“非主流人群”。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随之兴起，历史学家开始注意普通人的平常生活。公共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主要有档案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管理、遗产保护、口述史、影像史等方面，相应的工作可以由政府机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公共和私人研究中心推动。

 

文化资源和历史遗产的整理、保护、开发是公共史学领域人士涉足最多的事情，也是他们直接将知识和技能运用于现实社会的探索。这个领域涉及的对象范围广泛，既包括历史遗产和古建筑，又包括一个国家的或地区具有文化意义的现象。由于公共史学的兴起，对历史保护特别是普通历史建筑、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的保护逐渐得到业界广泛的重视。

 

2.2 物质环境与城市文化

 

在中国，从1930 年代开始，梁思成、刘敦桢等前辈运用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建筑开展系统研究，1930年3月朱启钤等人在北平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促进了中国建筑研究的学科发展和学术实践的规范化建设，营造学社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保存修缮古建筑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建筑，从而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其实，在第一代建筑师之前就有更早的工程技术前辈认识到城市文化重要性，譬如第一代土木工程师华南圭先生（1877—1961）。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由中华工程师学会举办的讲演会上，做了题为“何者为北平文化之灾”的演讲，其中讲到：京剧是文化，但“戏剧亦是文化之一端，……比北平古迹，则只是一点细尘与大海之比耳”，然而戏剧有人关心，“北平文化，竟无人救之”。在担任北平工务局局长期间，华南圭先生主持制定了《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计划书》、《北平河道整理计划》等工程项目计划，他在演讲中犀利地批评道，“我人空言保存古迹，不知整理玉泉，则其罪与摧毁古迹无异；整理若是难事，若费巨款，则其罪尚可减轻一等；然而整理玉泉，固易如反掌也，其易如此而犹不肯整理，则其罪应加重十等；民众空口呼号，不知督促，厥罪亦同”（华南圭，1932）。可见，作为工程技术专家的华南圭先生对物质环境与城市文化关系的认识是有深度的，即使今天，我们许多工程师、建筑师和规划师恐怕也还没有这样思想观念（图1）。

图1 玉泉水系与北京城关系图（华南圭先生演讲文中插图）

 

总之，城市不只是人们生活的场所，如同人类所创造的语言文字一样，城市也是人类最了不起的文化和艺术创造。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城市既是人类解决共同生活问题的一种物质手段，同时，城市又是记述人类这种共同生活方式和这种有利环境条件下所产生的一致性的一种象征符号”（芒福德，2009）。

 

2.3 柯布西耶的建筑文化观念

 

从对现代建筑所做的贡献这一视角看，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年） 的巨大成就是无可非议的。槙文彦曾说过“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柯布西耶简直犹如神明一般存在”（槙文彦，松隈洋，2018）。

 

然而，关于他的思想以及对后世影响，其看法分歧就很大了。“有人说他是社会主义者；有人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2015年8月27日是柯布西耶逝世50周年纪念日，沪上《东方早报》为此出版了一期专栏，童明撰文认为：“整个20世纪，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建筑学的领域，都从他的思想中获益良多。他的洞察力和思维方式是走在很多人前面的，他是从更本质的角度来反思城市、建筑、建设领域的一切”。当然也有人在报纸上发表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他是千城一面的罪魁祸首”。可见我们对柯布西耶的认知与看法存在极大的差异，许多人在淡到我们的城市缺乏人情味时，总是喜欢拿出柯布西耶的“房屋是居住的机器”这句名言来鞭挞和讽喻。

 

事实上，柯布西耶在《现代建筑年鉴》一书中是这样定义“房屋”的，房屋具有双重极端性：它首先是“一个可居住的机器”，也就是一个旨在为我们提供有效帮助以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精准性的机器，一个能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周到而体贴的机器，它意味着舒适；其次，它还是一个有助于安静思考的场所，说穿了就是一个具有宁静美并以这种美给人带来精神宁静的场所，这种宁静对人类是不可或缺的，我不敢断言艺术就是所有人的精神食粮，我只是说，房屋可以为某些人的精神带来美的感受（柯布西耶，2011）。以上这段文字，才是他对“房屋”的完整看法。

 

今天，人们在谈论千城一面、建筑单调、城镇风貌缺乏特色个性时，觉得责任就在建筑师、设计师，而很少从社会、文化和机制等方面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柯布西耶认为“建筑是一个时期内的思想状态的体现”，所以我们的建筑跟我们的社会思潮是有关系的。若真要去改变“奇奇怪怪建筑”的现象，就应该从机制改起，如果没有机制改革，包括经济制度，这种状况是很难得到彻底解决的。柯布西耶在《精确性——建筑与城市规划状态报告》中论述地域文化被破坏现象时指出：“向来被视为最神圣的东西已经陨落了：传统，祖先的神话，本土化的思维，最初中心的坦诚表达，所有的这一切都被破坏了，被消灭了”（柯布西耶，2009a）。他在《人类三大聚居地规划》一书中展望未来时认为，“从今以后，事物将重新回到人的尺度。大自然被再次纳入关注的范畴。城镇不再是一堆毫无感情的石头，而成为一个巨大的花园，规划师将在其中布置规模适宜和真正‘竖向展开’的社区居住单元”（柯布西耶，2009b）。

 

槙文彦在谈话中讲述到，“柯布西耶说过‘建筑界最伟大的老师就是历史’。我想恐怕只有通过‘时间’的考验，才能肯定建筑学习者的价值。他不断地在思考社会性这一问题，而且是相当宏观意义上的社会性问题”（槙文彦，松隈洋，2018）。显然，我们对柯布西耶关于城市建筑文化思想的认识需要全面解读和认真反思。2016年7月1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勒·柯布西耶现代建筑系列作品”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分布在德国、阿根廷、比利时、法国、印度、日本、瑞士等7 个国家的17 处建筑作品（图2）。教科文组织的正式评价是：“这些建筑皆反映了20世纪满足社会需求，以及探索技术进步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种创意天才设计的一个结果。”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对柯布西耶建筑思想和文化创造才能的充分肯定。

图2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立西洋美术馆（柯布西耶）

 

3 京都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生

 

3.1 作为国家战略的“京都创生”

 

“京都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因一成不变才成为京都，而是持续不断的变化使其成为京都”（小林丈广，等，2018）。日本京都的文化遗产保护在亚洲甚至全球都有较大影响，但京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并非一成不变冻结式保存，也不是回到历史辉煌时代的景观“再现”。京都在城市保护方面最重要的实践方向就是不断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生。京都市在城市文脉保护、传承与创生方面的制度创新和设计实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京都是一个富有生机的古老都城，它既是一个文化艺术、宗教圣地都市，也是大学科研城市和国际观光都市；既有辉煌并富有个性的传统文化，又有当代的先进的文化创造力。京都是一座拥有1 220多年建都史的世界文化名城。自公元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直至1868年迁都东京，这期间的1 000多年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造就了京都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城市精神。如今，在这座古都保存了大量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列入国宝和重要文化财的数量在日本全国数量最多。而且，京都还是一个以优秀传统产业为基础的先进技术制造业领先的现代都市（图3）。

图3 京都城市中心区鸟瞰

 

“创生”，即创造产生，生而成长。创造，不是简单制造、快速打造，更不是胡乱仿造。创造一种存在形式并赋予其意义就是创生，如果没有意义，创生便不成立。在日本，关于城市创生是由国家相关政策推动的发展规划，不只是简单的文化艺术活动，也不是少数艺术家参与的环境设计。“京都创生”的宗旨就是要把作为日本国家财产的京都景观、文化和传统守护好、培育好，并传递到未来。2003年6月，梅原猛等学者组成的“京都创生恳谈会”提出了将“京都创生”作为国家战略的建议，这一建议后来成为了京都市政部门最重要的政策方针。所谓“作为国家战略的京都创生”，是指针对世界瑰宝、日本珍贵财富的历史城市京都，及其所拥有的自然、城市景观和传统文化等，由举国之力促进其再生、活化利用，通过推进根植于历史和风土之中的国土规划，扩展旅游交流，振兴文化艺术，并向国际社会传播，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相关政策机制。

 

为了实现将“京都创生”作为国家战略的目标，2004年10月，京都市制定了《历史城市·京都创生策略》（方案）副标题是“对日本而言今天京都创生的必要性及具体方策”。此后，相关机构完成了“超越时光璀璨的京都景观规划”研究报告，制定了《京都文化艺术都市创生条例》、《京都市传统产业活性化推进条例》、以及《新京都观光振兴推进规划》，形成了推进京都创生的新的政策机制。在此基础上，2006年11月，京都市制定《历史城市·京都创生策略Ⅱ》，是原京都创生策略方案全面提升后的正式实施版（图4）。

图4 京都市城市景观结构示意图 

3.2 文化创生中的景观政策

 

除了文化之外，景观和旅游也是“京都创生”策略中的重要内容。1990年代以来，京都在城市整体景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存再生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政策。

 

京都的城市规模不大，城市坐落在东、西、北三面环山的盆地地形中。城市总体发展规划确定了北部保护、中部再生，南部以产业发展为主的总体布局结构。京都景观保护塑造规划确立的基本理念是：着眼于50年或100年后的历史都市京都景观营造；建筑物是“私有财产”，而形成的景观却是“公共财产”；保护好京都优美的景观并将之传给子孙后代，是每个人的使命和责任。由此，京都市政府制定了景观规划的基本方针：①形成以“盆地景观”为基础与自然共生的景观；②形成以传统文化继承与新的创造相协调为基调的景观；③活化由具有个性且多样的空间所构成的“京都风”景观；④形成能够产生都市活力的景观；⑤依靠行政、市民、事业者等共同合作来形成和塑造景观（图5）。

图5 京都市景观规划分区图

 

京都现行景观政策是与京都地域特性相适应的极其细致的政策及设计指南。按照国家法规的相关规定划定相应的区域，对地区内的景观进行保护和控制，包括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风致地区、高度控制地区、景观地区等；同时，根据城市实际情况制定的地方条例，还划定了其他类别的保护区，包括历史景观保全修景地区、眺望景观保全地区等。

京都的景观政策由建筑高度管控、建筑设计管理、眺望景观和借景、户外广告、历史街区这五大支柱组成并有相应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即支援制度）。以商业区建筑高度控制为例，首先确认其商业中心地区所在中央的建筑物的一定高度，沿着这个中央向三面山麓地带逐渐减低建筑高度，以此形成基本管控要求（图6）。具体的考虑因素为：①适应周边地域景观特性尽可能地细化规定；②留意抑制相邻街区之间的高度级差；③同时兼顾土地利用和景观形成两方面的需要。京都的景观规划和政策，早在2006年日本确立建设“美丽国家”政策纲要之前已经形成，因此，京都市在景观保护规划、建筑管理等方面一直处于日本全国的领先地位，管理机构也相当齐全，在市规划局内设立有专门的景观管理部门（图7）。

图6 京都市城市景观政策构成

图7 京都市历史风貌保护相关行政部门

 

为了保证新的景观政策的实施，近年来京都市还大幅度修改了与城市建设相关的法规和地区规划条文中的相关规定。其修改主要体现在修订或制定了《眺望景观创生条例》、《建筑物高度超限的特例许可手续》、《市街地景观整治条例》、《风致地区条例》、《室外广告物等相关条例》、《自然风景保全条例》等地方条例中，并制定各种导则和配套措施。

2012年4月，在原有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基础上，为了促进历史建筑的活用，以“京町家”等传统木构民居建筑为对象，专门制定了《京都市传统木构建筑保存及活用相关条例》；2013年11月，增加木结构之外的近现代建筑的内容，将条例改定为《京都市历史建筑保存及活用相关条例》。

 

在强化城市规划管理上，主要体现在重新划定高度控制地区、景观地区和风致地区。例如，在建筑控制控制方面，为了维护历史城区的良好景观，对市区范围内的容积率和建筑高度做了大幅度下调，将原建筑控高区划由原来的10m、15m、20m、31m、45m，改定为现在的10m、12m、15m、20m、25m、31m。大幅下调开发强度（容积率） 和建筑高度等规划指标的方案，得到超过80%以上业主和多数市民的支持。开发强度和建筑控高等规划指标的下调，有利于环境品质的提升和保持，因而指标调整后地区的地价、房价和租金都有所上涨，反映了提升环境品质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图8，图9，图10）。

3.3 传统建筑再生与新建筑创造

 

“町屋”是日本传统的连体式住宅，始建于17世纪，与中国老城区中的街屋住宅或传统店铺相似。其典型样式为木结构二层建筑，基地狭长，前店后宅，中间有庭院。在京都，这种“町屋”被称为“京町屋”其原型是江户中期形成的城市住宅，过去一段时间内业主大多从提高容积率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物业发展计划，对旧建筑多采取拆除新建方式。后来经过专业调研发现“京町屋”的消失对京都古都的历史景观影响很大，市政府经过研究后专门制定了“京町屋”保护修缮的政策法规，设立“京町屋”保护基金和保护修缮活动中心，聘请专业人士指导居民修缮自家的“京町屋”，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与此同时，还有通过结合传统材料和技术的新技术来使各类老旧建筑得到活化利用的做法（图11）。

在建筑设计创作方面，京都市的许多新建筑在体现地域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创新上也有不俗的成果，以京都车站为例予以简单介绍。1993年京都通过一次国际邀标设计竞赛选出东京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师原广司的作品，当时参赛的还有英国建筑师詹姆斯·弗雷泽·斯特林爵士、黑川纪章、安藤忠雄等7个参赛小组，方案评选过程中争论十分激烈，原广司的方案设计由于充分考虑到京都历史名城的特点，而得到以文化学者为主要人员构成的咨询委员会的支持，从而得以中标实施。

 

京都车站的建筑总面积达28.3万m²，是规模巨大的城市综合体。为了避免庞大的建筑体量给历史城市造成压抑感，又要满足建筑限高60m的规定，原广司在建筑处理上十分用心，在满足建筑各项功能需要的同时，还创造出多样和有趣味的共享空间和活动空间。建筑风格特征却完全没有简单化地采用京都传统建筑手法和建筑符号，这样的设计构思也反映了建筑师对未来建筑空间和传统集落景观长年研究的积累。京都车站建筑综合体落成的数年内还是有一些争议的，保护专家认为其体量过于庞大。如今，京都车站已成为京都市内新的地标景观（图12，图13）。在古都京都像这样极具创新意识的建筑作品并非少数，1966年由著名建筑师大谷幸夫（1924—2013） 设计的国立京都国际会馆也是这些经典建筑中代表作品（图14）。

图12 京都车站国际竞赛方案概念图

图13 京都车站内部空间景观

图14 国立京都国际会馆外景

 

4 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不只是艺术品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包括社会生活多方面特征的“综合体”，是人们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身份和力量。莎伦·佐金认为，“文化既不是城市物质改革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也不是划分社会角色的纯符号性范畴。相反，文化符号具有物质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当城市不再那么依赖传统的生产资源和技术时，文化符号的物质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与此同时，由于就业、住房及社会福利等问题，文化为何会变得如此重要这一问题尚未提上城市研究的日程（Sharon Zukin，2006）。

 

城市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生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具有整体性。城市文化不只是高雅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与城市建成环境和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城市文化发展不只是文化设施的规划建设，也不只是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管理，需要在城市的不同层面展开行动。社会转型和创新发展离不开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创生，无论是物质环境，还是空间肌理，都是文化的产物，也是城市文化繁荣和创新的基础，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离不开多样的城市空间形态这一“土壤”。只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魅力的城市文化。近日，中央高层再次发布文件，要求“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发挥文物资源独特优势，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作为文化中心的城市，规划管理应当发挥新的作用，在空间规划中注重文脉传承、个性保持和特色创造。

德国哲学家阿伦特在其政治观中提出的城市“创生” 原则（principleof natality） 表达了重新开始的政治意愿，有助于人们对古希腊政治的理解，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世纪的城市生活。众多的中世纪城市高喊的一句口号“城市的空气带来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这意味着城市市民试图撰写自己的“世俗”法典，中世纪城市的设计和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 表达了自治的政治意愿。而且，阿伦特的创生概念还暗含着另一个因素，创生不仅包含主动创新和重新开始的意义，它还指新的公共空间的建立（海因茨·佩茨沃德，2008）。

 

19世纪英国学者、诗人阿诺德说：“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要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城乡，就应该对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和全面的理解。虽然所有的思考始终都有纠正错误的机会，但最好应该在规划设计之初就尽量做得更好。当然，如果一个城市物质基础结构出于持续改变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城市文化情景也爱莫能助。因而，有必要牢记苏格兰生物学家、人文主义规划大师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 的教导：“通过城镇和乡村的保护更新和改良，真正的财富不断增加，这是更重要的，远胜于城市的那些金钱符号、财政的乌托邦，及其大量的债务和梦想”（盖迪斯，2012）。

作者简介

张松，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

本文为《城市规划学刊》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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