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持续的对于城乡问题的讨论中，城和乡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构成何种关系，既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又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甚至不需要讨论的前提。 本文对城和乡关系理解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与资本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地方，已经节节败退，再无可以抵挡的资源和能量，而乡村的状况并非如此。一方面，在整个高度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被迅速吸纳进来，更少地分享了其中的好处，更多地分得了其中的恶果，并无例外。但另一方面，在乡村，因其地域的广博，历史的深厚，这场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以至于，在城市里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放到乡村，就会凸显出它的愚昧和诡异，显现出它的非正当。 晏阳初在《农村运动的使命及其实现的方法与步骤》的一开头就说：“凡是一种运动，自身要有远大悠久普遍根本的意义，然后这种运动，才有继长增高进展扩大日新不已的动力。”据此来看，今天重新讨论中国城乡问题的动力，和资本肆意运动的动力的根本不同，便在于对于远大悠久普遍根本意义的追求。而乡村的价值，城市的意义，也应该在这一追求中被重新定位。 E州杂感（节选） 文/ 王晓明 从Y寨返程、小巴士吃力地爬上Q山时，兴致勃勃、正向我强调“我们这里空气好，能见度有15公里”的管理员先生，忽然沉默了。我立刻明白了原因，那被他指作视线清晰度例证的山谷对面的山头上，正坐着L市近几年名声大噪的S项目。这项目的精髓，简单说，就是在一片方圆数十里、包含着次原始林、夏季异常凉爽的山区的中心地带，摊大饼式地圈地造公寓，卖给远近城市里被酷暑折腾苦了的中产人士。这项目的老板，原是当地的官员，从基层机关的会计做起，最后官至财政分局的局长，其在政商两道的人脉之粗大，可想而知。这样公然破坏生态环境的房产项目，何以能如此神速地推进，就更可想而知。短短六年间，已经建成了可容数万人（规划是十万人）的住宅，其中许多已经卖出，这几年，一到夏天，各式挂着州外车牌的轿车，挤满了附近的大小道路。于是，我们从山谷这一边的Q山上，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一片墨绿色林海的中心地带，仿佛被巨刀挖割过一般，东一条西一条地横着大块楼宇和建筑工地，在阳光下反射出惨白的光芒。 来E州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个S项目，说来好笑，是其官网的不打自招，引起了我的注意：“个别记者散布毁林造房的不实信息，给景区声誉造成恶劣影响……（大意）” 在M镇，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只管造房子、卖房子，别的都不管！……”很多兴冲冲买了房子来避暑的房主，叫苦不迭：生活设施不配套，今年甚至连洗澡水都不够用！尽管如此，S项目依然肆无忌惮地继续膨胀，通往M镇的国道两旁的屋墙上，密集地刷着它的房产广告，楼盘的名字一个比一个显赫：“依云国际”、“皇家一号”…… 州内外的各式饭桌上，这样的对话也继续蔓延：“你可以去S那里买房子，那里凉快，空气好，就在森林边上，春天满山杜鹃花！……”“这么好的地方？15万元一套，不贵呀，我去看看！……” 在E州，类似S项目这样的事情，虽不见得都这么嚣张，一定还有不少。但我理解管理员的沉默，那大片的公寓楼不比别处，它们就在Y寨对面的山上，这对他坚持的“先保护、后开发”的原则，实在是太大的讽刺了！从Q山顶往下走了好一阵，他还是耿耿于怀：“那个山上是不能承受十万人住的！光是生活垃圾，你往哪里放？……” 荒谬显而易见。但是，这样的混合着短视、贪婪和无知的“开发”运动，不正是今日中国最浩大的事情么？浊浪滔天，E州自不可能是例外的净土，惟其地处偏僻，卷入得迟，那些生机尚存的风物人情，与那些急切愚昧的“开发”力量，冲突就格外触目。 在E州境内的大小城市，举目皆是高楼、百货公司、专卖店、汽车废气、嘈杂刺耳的流行歌曲…… 与我在上海和其他地方见到的城市景观，从物质外形到精神内涵，都大同小异，一起放肆地凸显主事者的志趣的雷同。凡我经过的Ｅ州的镇子，乃至国道和省道路边的规模稍大的村子，也都差不多是一副模样：二层或三层的水泥楼房，沿着公路两边一字排开，几乎一样的楼层高低，一样的屋宇样式，一样的薄得令人担心的侧墙，一样的鲜艳花哨、铺满店招和广告的街面，当然，还有一样的建筑材料与垃圾的胡乱堆放，一样的积满灰尘的空关的门窗……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城镇化”，要在中西部的广大区域里全面铺开，我这样的外行人，就不免有一连串疑问了：“城镇”究竟是什么意思？密集地造一堆水泥房子，就是城镇了？即便用城镇户口和商品房，将乡民聚集到了城镇，即便这聚集本身，就能生出若干商机和饭碗：房屋装修、餐饮菜场、日用品零售…… 那作为这一切的前提的大多数乡民的生计，那能让他们从中得钱来买房、装修、维持城镇生活的工作岗位，又在哪里呢？总不会是继续种稻养猪吧？镇上也没地方养猪啊！如果还得去沿海和大城市打工，这一排排横列着水泥楼房的城镇，岂不要变得只有春节时才有人气、平日里鬼城一般？如果多数时候，这些城镇其实和乡村差不多，也是只有少儿、老人和残病人口，各种城市应有的公共设施：学校、医院、银行、邮局、电影院、公交线路…… 又如何能够开办起来？这十年，在上海近郊的崇明岛，我就目睹了银行、医院、电影院、消防队、加油站…… 是如何依据“市场经济”的逻辑，从萧条的镇区迅速消失的。如果工作难找，又缺乏这些设施，农民为啥要搬去城镇住？ 不知道那些有责任回答的人，是不是真想过这些问题。也许他们顾不上，因为正忙着别的事。Ｅ州首府的两座四星级酒店的大堂里，都醒目地挂着“党政机关公务指定旅馆”的牌子，听我说到其中的一座酒店时，出租车司机内行地说：“知道，是这里最好的酒店！”从Ｌ市的通衢大道，沿一条横街右转，步行几百米，就是一架大牌楼，上书“XX宾馆”，穿过牌楼，我吃一惊，巨大的院子里停满轿车，一座正面宽阔得比市政府还像市政府的五层大楼，气势轩昂地横卧院中。不用说，大厅里也是金碧辉煌，也是挂着“党政机关指定……”的牌子，豪华的电动麻将桌，更直接就摆在客房里。 不过，那些绛色丝绒面的欧式沙发和靠椅上，多半蒙着一层灰，服务员走来走去，视若无睹。知情者悄悄说：“这些都是临时招来的，春节那一段时间，一个客人都没有，老板把所有员工都遣散了……”走出宾馆的时候，同行者乐了：“哈，没想到，‘X八条’这么有效，一直影响到这里！”有人就摇头，指着灯火通明的大楼反问道：“可现在呢？” 从某个角度看，E州就像一个战场，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展”，固然是步步进逼，那背靠自然和历史的乡土世界，也还在节节抵抗。在上海那样的地方，胜负已定，资本逻辑、都市扩张和官僚体制的三角同盟，充分显示了消灭乡村、重构天地的能力，剩下的只是剔异补漏、收拾边角了。但E州的情形似乎不同：一方面，东南沿海的“发展”尚未走到尽头，资本增值的盛宴还在上菜，吃得肚子滚圆的老饕们，能够分出来长途扩张的精力也就有限；另一方面，惟其已经开始长途扩张，版图越画越大，那些在小范围里还说得过去的“发展”规划，势必随着尺寸的成倍放大，愈益暴露出明显的悖谬和不可行。你在黄浦江边密植高楼也就算了，那只是细细一条河，最多就是板结了黄浦江流域的土地，虽然很可惜，那是数千年养成的鱼米之乡啊，毕竟地方不大。可现在，要在清江两岸、乃至E州内外的所有大小“清江”岸边，更乃至这些“清江”周围一切可用的山岭上——想想S项目吧，都圈地密植高楼、“发展”“城市经济”，那就太荒唐了！而且，这怎么可能呢？ 都市化也罢，工业化也罢，再说大一点，现代化，它们都有自己的优长，也可说是体现了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改善。但是，一，“都市化”和“今天这样的都市”，不是一回事，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现在看来相当恶劣的——形式，它绝不能代表那些以后应该创造出来的较好的形式，“工业化”和“现代化”等等，也是如此；二，如果以为人人都应该住进今天这样的都市，人类的生计——包括农业，都应该用今天这样的工业化方式来做，人的改善生活的标准，就是今天这样的现代化了，那就恕我直言，是太不动脑子了。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全面的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都还只是想象，并未成为现实。少数“发达”地区确实做到了这些，但却是以其他更多的地方没有做到为前提的。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要做到这些，这是否应该，又是否可能，都是极大的问号。看看最近一个世纪无数学者、知识分子和政经人士的讨论，再看看当今世界从社会到自然系统的各种恶化、危机和灭绝，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也就是说，E州不应该变成另一个初级版的上海，要是真被搞成了那样，无论对E州和上海，都是灾难。 不过，理性上知道不该做，实际上却大张旗鼓地做，这样的怪事，过去就不少，现在更多了。即如E州地面上，尽管前景可疑，大大小小的S项目还是蜂拥而起，城建工地还是四处蔓延。作为这事情的另一面的，是乡间小农的生计日渐艰难。住在C寨山脚下、抽竹竿烟的老汉，如此描述他的收支大概：水稻一年两熟，再种一点烤烟，刨去各种非己力的成本，一年得不到两千元，远不够老夫妇两人和第三代的吃用，“主要是靠养猪，一年养两头，一头可卖两千块，这就够了。”现在又有了合作医疗保险，一个人一年交60元，小病自理，生大病的话，可以报销差不多七成的医疗费。但老汉依然很担心：“我以后养不动猪了，那就麻烦啰！” 显然，如果老汉这样的务农生活继续这么拮据下去，那在上海及多数沿海地区已经结束的一边倒的战况，迟早要在E州重演。看看L市和M镇，你甚至可以说，这样的重演已经开始了。 怎么办？人类尽管常常愚蠢得出乎意料，却不是坐以待毙的物种，只要看清楚一样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就一定想得出办法去克服它。就拿E州来说，凭什么那位老汉的务农生活就该如此拮据？为什么他不能靠出售稻米烤烟就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大多数乡人的务农所得都达到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他们有什么必要背井离乡、去城市吃不干净的食物、呼吸滞浊的空气？千千万万乡民挺直了腰杆，E州又何愁挡不住资本主义的野蛮“开发”？ E州东北边境的深山里，有一座以水井闻名的D村，村中现存的李家大院，中西合璧，气势之宽宏，结构之讲究，规模之巨大，足令每一个初访者惊讶：“山里怎会有这么考究的大宅子？”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惊怪的，E州内外的广阔大地上，无数今人以为是穷乡僻壤的地方，正有多少高屋巨堂的局部和旧墟，依然形神俱在、可供踏访？它们并非只是砖石梁栋之物，分明代表着各自所属的安坐于山野的生活世界！是啊，即如这李家大院的历代主人，多有离家远游、出洋留学的经历，但只要家乡不被搞得无法安身，他们在出门追逐异域新潮的同时，也总会带着新气息返身回乡，以新培旧，壮大乡村，很少会如今日千千万万的被迫离乡者那样，卡在城乡之间，身心两面都进退无着。当然了，在过去的时代，能如此在城乡之间自主往返的，多半是乡村的地主和读书人。但这同时不也说明，只要有文化、不受惑，能摆脱C寨老汉式的贫困状况，中国农民完全有能力打破今天这样的阶层隔离，重建城乡的平等互通？ 不用说，事情的关键之一，是农产品的价格太低。今天这样的极度贬抑农产品的全球价格系统，是现代的一大病态现象。两百年来，发明了许多东西来为它辩护：各种庸俗的线性“进化”、“革命”和“发展”理论、“恩格尔系数”、“经济=不断增长”的糊涂观念，还有美国式大农场——它其实是一种工业——所推动的畸形的农作物供求关系。但是，无论叫得多响，搞昏了多少人的脑子，它们却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正是在这套价格系统的统辖之下，作为人类第一生存必需品的稻麦薯黍的供给，差不多被逼至除了大规模种植、越来越转基因之外，就别无选择的绝地。真正安全、有营养、又好吃的农作物，竟然快要成了富裕和权势阶级的专享品！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农产品的价格之所以被压得这么低，主要是因为定价权不在民众手中，更不在农民手中。民以食为天，可那些掌握定价权的人，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赚钱、强国、革命、追求世界霸权，甚至就是因为愚昧，硬把这个“天”搞得比袜子还便宜！正是靠着把农业和农产品死死地踩在脚下，那些今天看来是越来越弊大于利的“现代”工程：大工业、城市化、军火工业、虚拟经济、知识经济…… 才得以疯狂扩张，将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搞得岌岌可危、人类的未来一片昏暗。 因此，大幅度提升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只是回归常理，将被颠倒的世界颠倒回来：既然在今天，所有人造物中，人第一需要的仍然是粮食，它就理当位居于商品价格的第一序列。这也是重新理顺人类社会的内部关系：那些默默维持着人与社会的基本生存条件的艰辛的劳动者，理当在社会公认的价值等级表上，也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体系中，获得高度的尊重，尸位素餐、却高官厚禄，造出许多新花样——想想那些投机性的“金融创新”吧——伤害经济和社会，却理直气壮掠走惊人的财富：类似这样的荒唐事，绝不应该继续存在。 不用说，这也是重新认识土地和其他自然物的意义，弄明白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比如农地，它不应该仅仅因为变成了“非农地”才得到珍爱，农地本身就是尊贵的，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继续做人，不用进森林与野猪争食，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呢？同样，空气、水、植物和动物，它们都比人类来得早，无论人类如何灭绝它们，多数也会比人类活得长，它们无求于我们，我们却一天也离不开它们，自人类诞生以来，一直是我们单方面地受惠于它们，但同时，我们却变本加厉，如儿孙忤逆慈母那样，一天比一天更贪婪地伤害它们。置身E州的绿天绿地，想起年轻时为之激动的莎士比亚的名言：“人是万物的灵长”，虽知道那有特定的涵义，却还是觉得是一种愚昧。在今天，这样的愚昧正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成分之一：绝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事情越说越大，要想都颠倒回来，可能吗？单是提升农产品价格这一项，难度就极大。我从E州回来，伸着脖子对人讲述这个想法，那人立马回我一句：“农产品大涨，城市里的穷人怎么活？”对，如此根本和全局的变革，困难是一定的。但我还是要说，最难的不是怎么做，而是看清楚应该怎么做，只要能看清楚，大家努力，其实是没有做不到的事的。远的不说，光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奋斗者就做成了多少看上去绝难做成的大事！从孙中山到陶行知，他们之所以屡屡反过来提倡“知难行易”，根本的道理，也就在这里吧。 E州当然不只是E州，它同时是中国，是世界，或者说，是启发人理解中国和世界的一个清明的角度。惟其如此，我就特别感激E州，感激所有让我有这一次E州之行的朋友。这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能让人看到大局，明白事理。 2013年11月 上海 欲阅读完整版，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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