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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6日晚，中央美术学院第三届“文化遗产学术周”：“中国青铜技术与艺术”系列讲座第六讲在14号楼A306教室举办。此次讲座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主讲，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李军主持，题目为“复古的艺术：重构与重现”。
图1/四川江油窖藏宋代铜瓶
首先以宋代的两件复古青铜器为例：绵竹青铜觚由铸成的三段拼接而成、江油铜瓶由铸成的两半拼接而且没有底，因此显然不是实用器，而是专门的供器，或者称之为礼器——那么宋代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复古”是恢复什么样的“古”？所谓“三代铜器”又是指什么？
199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晚期青铜器：英国学者柯玫瑰（Rose Kerr）研究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13件晚期青铜器，这批青铜器便涉及到复古的问题，杰西卡·罗森受到柯玫瑰的启发也研究过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几件晚期青铜器，美国凤凰城美术馆曾举办一次私人收藏的青铜器展览，题目为“中国青铜艺术的复兴”。对于晚期青铜器的关注也逐渐在中国学界形成热潮，台湾学者陈芳妹曾有多篇论文与此有关，根据李零讲座而整理出版的《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专门讨论复古艺术，不仅限于晚期，也包括战国和汉代的复古艺术，王牧、袁泉等学者对此也有精深研究。
图2/早期青铜器：壶与觚
目前所见可知，青铜器作为礼器的功能基本终止于汉代，东汉仅有两广、福建、甘肃等边远地区尚存，中原青铜礼器已经退出舞台，墓葬所出青铜礼器也多是早期产物。从秦到西汉的礼制改革使得青铜礼器逐渐消失，青铜主要用来制作钱币、铜镜，大量的实用工具已被铁器取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青铜也用来铸造佛像。礼仪是体现国家社会秩序、等级观念的制度，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历代都有其礼仪制度，周公制礼不仅影响了孔子，也成为后世历代社会的最高理想。汉代早期，道教文化占据统治地位，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但后世文献失传，许多制度已无法考定，故有东汉郑玄等历代学者先后编纂《三礼图》，可惜均无传世，到宋聂祟义编成《新订三礼图》。“三礼”以“六尊六彝学说”为核心，其因名图器，根据前人文本推测而来，并无根据，所以很多条目并不清楚，而宋人追求名副其实，因此引起争论，时人由此发现青铜器铭文对考订礼仪的重要性，从而形成金石学。
图3/宋代牛鼎
金石学的先驱为刘敞，为了把自己收集的古器流传后世，所以刻碑且编纂《先秦古器记》，在这本集子中，刘敞建立了金石学的学术纲领，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逐渐有学者将私家所藏器物汇编起来。河南望族吕大临将三十一家收藏的青铜器和玉器编纂成《考古图》，全书纲领可概括为“追三代之遗风，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与刘敞的倡导相差不大，但较之更为具体。到徽宗朝，皇帝下令大力搜求青铜器，内府收藏增多，命王黼编撰《博古图》，较前述著作，其分类溯源一法为很大进步。因此，从《先秦古器记》到《博古图》之间，金石学有很大的成就。北宋早期发现的一些青铜器由刘敞著录于《周秦古器图碑》，并收入《考古图》。到仁宗后期，疑古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刘敞和欧阳修是推动疑古的代表，皇祐三年（1051），皇帝下诏，将内府的收藏作为当时制造乐器的参考，但所作乐器并未留下图像和实物。宋代金石学具有长时间的积累，从真宗到仁宗，再有刘敞、欧阳修等学者的推动，其中，吕大临的贡献意味着金石学的定型，并逐渐形成两支，一支考证文字，一支兼及图像。李零将宋代青铜器著录大体归纳为三类：一是仿《考古图》类，二是仿《考古图释文》类，三是仿《集古录·跋尾》类，另外，赵明诚《古器物铭碑》、晏溥《晏氏鼎彝谱》及《绍兴稽古录》也都是重要的金石学文献。
图4/宋代鉶鼎
宋人如何认识三代青铜器？从工艺方面来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载有失蜡法工艺，与《天工开物》所载相同，而三代青铜器主要以泥范块范法铸造，宋人不知，可能是此法久已失传。宋代人复古铸器最初见于《宋史·礼志》，主要是在内府，且不出“三礼”中“六尊六彝”体系。政和三年（1113），徽宗下令编《政和五礼新仪》，始有政和铸器。宋代的青铜器铸造很快推动了仿古瓷的发展，各大名窑都有仿古瓷烧制，器型受到青铜礼器的影响，使得瓷器的烧制水平得到提升。
图5/宋代仿古瓷器
宋徽宗大力推动复古青铜器铸造，其即位不久便下令铸九鼎两套，以体现皇权，由于崇信道教，此时的九鼎多有道教意义，已与古时不同。皇家铸造复古青铜器呈现出复杂的状况，既有比较严格的复古，也有对古代器物的改造，还有不同器物的拼凑，总之，宋人对器型、铭文的解读存在一些失实之处。对宋代复古青铜器及其铭文的考察不得不提及一位重要的人物：翟汝文，江苏丹阳人，字公巽，徽宗时期为皇帝起草文书，《忠惠集》为其子所编，其中卷十收录了翟汝文起草和撰写的铭文，铭文中未出现具体铸造时间，而是以“某月”表示，说明铭文是在铸造前便已拟好的。据现有文献和实物来看，上述复古铜器均由朝廷铸造，一部分为皇帝自用祭祀宗庙、方泽、道君，一部分由皇帝赐予权臣，如童贯、李邦彦、秦桧、贾似道等，所赐多为豆和鉶鼎。
图6/浙江苍南黄石夫妇墓宋代铜器
宋代宫廷所作器物都有铭文，这是区分皇家和民间制造的重要依据，也因此造成民间器物不易断代，目前仅能根据有铭文器物的风格来推断无铭文器物的时代。宋代金石学的重要人物吕大临的墓中未发现复古青铜器，可见宋代复古礼制仅在庙堂之中，并未推及葬制。此外，现存有几件罕见的私家复古铜器：1971年发现于苍南桥墩水库黄石夫妇墓中的铜器，包括壶二、鼎一、钮钟一，体量不大，形制有所谓“三代遗风”，是宋代少有的青铜礼器陪葬；1994年发现于金华洪湖路郑继道母墓的青铜炉，与古器形似，但纹饰已无关联。
宋代金石学是否催生了古器物学？当时金石学知识的流传仅限于少数爱好者的圈子，没有成为社会共同的知识体系，无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宋代青铜器的复古主要集中在徽宗内府或民间局部，甚至南宋人已无法识别北宋晚期的器物及其铭文，可见金石学并没有发展成一种学问。
图7/《绍熙州县释奠仪图》
较之于北宋，南宋国力衰弱，但经济水平依然较高，学院教育兴盛，学院的礼仪也不断被讨论。朱熹对南宋书院制度的兴盛起了很大作用，《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传为朱熹所作，现在看来应当有后人的改动和附益，其中，图当为后人所配，主要的来源仍是“六尊六彝”系统，少量来源于古器，此书流传广泛，成为元代至清代释奠铜器的一个渊源。
图8/湖南浏阳文靖书院元代青铜簠
元代时，浏阳文靖书院铸有一套礼器，现存32件，由于元代重视教育，尊崇孔子，文靖书院礼器是为学院所造，多出自湖南和江西，尤其在大德九年（1305）所造数量较多。从元代青铜礼器来看，元与宋的复古一脉相承，器型仿古，而铭文则大多与古代金文相差较大，多为自创或非金文，器物的座是元代特色。根据各地文献记载，可以得知元代对青铜礼器的普及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各地文庙中都有大量青铜祭器，通过文献中文庙祭祀陈设图来看，这些器物的器型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其摆放位置和祭祀对象。
图9/宣德器
明代的青铜礼器从追求西周礼仪制度转向五供体系。明代铜器最为重要的是宣德器，宣德时期，暹罗进贡了一批风磨铜，被用来铸造礼器，称为“宣德炉”。明礼部尚书吕震奉敕编撰《宣德鼎彝谱》八卷，分别论及明宣德炉的原料、名目、造型、色彩及铸冶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断定宣德器的依据。根据图谱记录，当时会将器物处理成各种颜色，比如：枣皮红、青蛙绿等，但《明史》记载吕震“宣德元年（1426）四月卒”，因此本书可能为后人托伪。北京孔庙也有大量祭器的记载和遗存，其中清代祭器数量庞大，核心器物为鉶，纹饰来源于漆器。从故宫现存的铜缸、铜狮等室外陈列的铜礼器来看，当时的铸造工艺与质量缺陷甚多，已远不如古代。此外，在铜短缺的情况下，清皇家庙坛大量使用瓷礼器，并以不同颜色配天、地、日、月和先农坛，这些器物以“六尊六彝”为根据，或改造鉶、簋、豆、簠来模仿铜器。除了供奉于庙堂的祭器，清代还有一批用于商业目的的作伪器物。
总体而言，晚期铜礼器的制作规模浩大，其目的在于尊孔崇礼，以示虔诚与操守，所用的器具并不讲求三代遗风。宋代制器已经不是以三代器为模范，后代几乎就以图籍为蓝本，多用礼图，少用器物图录，做法也主要用当时的失蜡法和掰砂法技艺。
本次讲座为“中国青铜技术与艺术”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讲座结束后，主持人李军教授进行了总结：系列讲座按照时间顺序如此系统、全面地讲授中国青铜技术与艺术，内容非常丰富，苏荣誉研究员的学术成果将艺术、技术与材质密切结合，并综合考虑与形式、工艺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美术史研究的启发，不同学科的研究可谓殊途同归。
中央美术学院第三届“文化遗产学术周”：“中国青铜技术与艺术”系列讲座，共六讲，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主办，理论性与技术性并重，敬请关注。
整理：文天骄，图片均由主讲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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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遗产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美术遗产）：讲座综述丨中国青铜技术与艺术：复古的艺术——重构与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