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城市1846年，英国学者William Thoms将撒克逊语的“folk”（民众、民间）和“lore”（知识、学问）合成为一个新词，既指民间风俗现象，又指研究这门现象的学问。后来，为了避免混淆，学者们将“folklore”专指为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而以“folkloristics”来指称研究民俗的学问——“民俗学”。
“民俗”，十四画，两个音节，也许会轻易将你的思绪带到异邦，带到别族，带到乡野，带到身边的日常：博厄斯笔下“千金散尽”的夸富宴，《格萨尔王传》里对山、对马、对刀剑的赞歌，很多华北宗族记忆中明初山西洪洞的那棵大槐树，用小勺一杵就淌出糖浆的“猴拉稀”糖人……
除了这些“身外之物”，民俗学人们也关注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关注作为文化承载者的社群，关注人们活生生的“生活”。“活鱼要在水里看”。为此，他们前往异邦、前往别族、前往乡野、前往身边的日常，去开展追问生活的田野工作。
2017年，在《鹤鸣九皋》的发布会上，民大的邢莉教授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民俗学人的田野工作图景。
在我看来，田野工作展现了一种真实。有人说，谁都走向田野，除了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之外，有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新闻记者，甚至法律学者，很多人都在走向田野。但是民俗学的真实和田野，与他们有根本的不同。我们的田野是情境化的，是体验，也就是说，我们的田野是完全融入到民众之中的田野，而不是像新闻记者那样对一个事件进行调查，这个事件结束了就是他的一个新闻报导。我们要完全在田野之中吃、住、体验，体验他们的感情。
《九寨沟朝圣》节选
领队的老年妇女带大家朝着路边的转经房走去。转经房处在数株高大的松树下，是一栋体积不大、非常坚固的木结构棚子。滚滚的流水穿棚而过，下面的木轮在激流的冲击下有节奏地旋转，旋转永不停息，带动转经房中央的转经筒。转经筒上绘有吉祥的花纹和经文，在信奉苯教的藏族民众眼里，这转经筒是神圣的。
那位老年妇女围绕着转经筒缓步而行，其他的人——男的、女的、年轻的、年老的，还有年仅三岁的娃娃，大家都鱼贯而行，每个人路过，都要不停的旋转。我照样转了几下，但这时的我担心爬不上山，想快走几步，没有转完就急忙离开了。那个藏族老人看见了，用极不标准的汉语说：“回来，回来！”接着就是藏语了。她的声音急切而生硬，仿佛不近人情；她的表情，与其说是生气，毋宁说是愤怒，那是一张涨红的脸。我急忙回来，在她的监督下重新把一个个转经筒转完，当我转完的时候，她拍拍我的肩膀，轻轻地叹了口气……后来我才知道，转经筒是祈福的，我没有转完，就是违反了藏民的习俗，而且她担心我少了福祉。
一看见神山，朝圣的藏民立即“煨桑”，然后五体投地叩拜，不断挥舞龙达，纷纷扬扬的龙达又在地面上遮盖了一层。撒龙达是原始苯教祭祀各种神灵的重要形式。“龙”指天地间大气中的元气和无形的神灵，“达”表示信徒在元气的支持和神灵的保佑下立于不败之地。
在圣山面前，理智告诉我不能“咔嚓咔嚓”地给藏民照相，因为当他们在倾尽全力、倾尽全心地追随一种超然的意愿的时候，在被一种神圣的情感、神圣的向往笼罩的时候，你要重新确认自己——我是谁。于是穿着藏袍的我也在五体投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五体投地，我虔诚地、慢慢地亲近大地母亲，我听到了她的呼吸，听到了她的脉搏在跳动。我仰望着扎依扎嘎山，它单纯到了极限，也朴实到了极限。
（作者：邢莉）
民俗学者进行民俗学调查，要将自己当成工具，他要反思自己、研究自己。他们不是像记者那样将“他人”作为研究对象，而要不断通过调查去反思自己已有的知识系统的缺陷、不足，去建立一个民间的、民俗的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只有通过田野才能够得到。
北师大的岳永逸老师也曾有过这样一段表述：“做民俗学研究的人，其实不是民俗专家，我们就是生活在民俗之中的，就是‘环顾四周’，谈不上‘从上而下去深入’。民俗学是在研究我们自己，只不过需要透过民众，反思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们’的原因。”
《萨满眼中的“狐仙”》节选
每次带领学生们到民间考察萨满教现象时，我就一再提醒他们：你对见到的现象进行描述是一回事，对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的理解是另一回事，不要对所看到的现象轻易下结论。只有在深入了解、理解某族群文化的内在逻辑之后，你才会把你见到的某种现象放到这个文化最适合的地方进行设置和讨论。
从表面上看，“狐仙”信仰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很普遍：在科尔沁地区的蒙古族，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在新疆察布查尔自治县的锡伯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和莫力达瓦县的达斡尔族等民族中，都存在祭祀狐仙的状况。许多萨满文化观察者和本民族的研究者，都证明这种信仰的存在。这就很容易让人以为“狐仙”信仰是北方民族萨满教信仰中的古老现象。然而一旦深入到萨满的解释和理解当中，我们得到的事实要比看到的更复杂。
在调查中，很明确，有一些萨满绝不认为萨满教的信仰对象包括狐仙，这些萨满往往自认为（或被族群成员认为）是大萨满或很有力量的萨满。吉林省九台市小韩屯的石姓家族最为乐道的是他们家族的大萨满战胜狐仙家族的传说。石姓认为，就是因为自己家族神灵的威力大，所以狐仙一类的汉族仙不敢冒犯自己的家族。在家族叙事中，有领狐仙的汉族人想给石姓家族成员治病，但是在石姓的祖先神龛面前，他无法降神。领狐仙的汉人说，你们家的神太大，我们惹不起。
2014年，石姓家族举行萨满出马（即萨满领神）仪式，在昏迷中舞蹈的萨满突然大发脾气，摔掉手中的各种神器，倒在炕上发抖不肯回答萨满助手（栽立）的问话。一时众人慌乱，此时有人猜测可能是有带“汉仙”的人在祭祀场内，惹恼了神灵。后来虽然经过占卜得到的解释并非如此，但还是可以看出石姓对狐仙抵触的家族意识。
（作者：孟慧英）
民俗学的田野调查不是出于一种生硬的交换心理，或者索取材料的心态，它是一个与被调查者的平等的对话，要将自己放下；甚至应该以被调查者为主，而我们处于一个学习的位置。这样，在调查中，才能给对方以人文的关怀。
《北京东岳庙的“记忆”》节选
L大爷用手指指着东岳庙的门前广场，问我：“看到那个大门了吗？”我说：“看到了，很有气魄。”他说：“之前这里是有山门的，可是1995年政府要扩宽朝阳外大街，就把山门给拆除了。当时很多人都在劝阻，其中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师也强烈建议保留，结果山门还是在某些人的意志驱动下被迫拆除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柩星门，原属于东岳庙的第二道门。”他发出长长的叹息声后接着说：“东岳庙没有了山门，就没了气势，少了标志，所以现在的庙会才会如此冷清，很难回到以前那种热闹的场面喽！”
L大爷接着对我讲：“以前，每年三月二十八，东岳庙都会举行东岳大帝巡游仪式，就是围绕着东岳庙外围进行走会，而现在的东岳庙周边都建成这样了，感觉就快要被包围了，已经没有任何场地允许巡游了。东岳庙原本是有后花园的，可是后来都建了小学，哎，没办法，啥都拆了。”
瞬间我才恍然大悟，其实来调研之前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可是到这里之后，发现凭借着自己的识别能力，很多都已经对不上号了。
当我问到旧时东岳庙进香的情况，F大爷异常兴奋。他立刻变身成了北京“说书匠”：“道教会长在进香时是主持祝圣法会的，头天晚上，是要放萨祖铁罐烟头的，第二天早上，道长得先给东岳大帝上完茶，上完茶后，洋片这么一响，跟着文场就起来了，噼里啪啦哄……噼里啪啦哄……接着就开始走会，各摊也开始卖货……”他带着肢体动作的说唱让我瞬间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庙会盛况，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庙会特有的一份重视和敬畏。
（作者：刘敏）
（本文摘编自邢老师发言及《鹤鸣九皋：民俗学人的村落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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