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竞争风起云涌,世界各国城市在文化软实力、文化影响力上的较量也愈演愈烈,并正在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方式之一。
城市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发达程度和物质生活方面,还突出地体现在其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等功能之中。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存储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
城市文化,构成了整个城市内在的精神要素,反映着一个城市和地区中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诉求、思维方式和内在认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在这一背景下,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开发利用城市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经济,塑造独特的城市文化与城市个性,成为今天世界各国在城市发展与建设中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我国国家决策者与城市管理者高度重视的议题。
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基本概念
大多数学者通常把城市文化竞争力放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通过其对城市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效果来定义其概念。如李向民认为城市文化竞争力是“一种精神生产力”,强调城市作为竞争的行为主体“获取资源,并推动该地区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度的独特能力”。
赵德兴等人认为城市文化竞争力是指城市“在文化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所具有的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城市文化价值的能力”。
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城市文化竞争力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定义:一定区域内,一个城市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要素实力的总和。
关于该定义,我们作出如下四点解释。
第一,城市文化竞争力也是城市在文化方面的能力、实力综合呈现的结果。
第二,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即狭义文化的概念。为了更显著地区别于城市竞争力,这里提出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是从狭义的角度出发的,但是依然包括了物质文化(有形要素)和精神文化(无形要素)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三,竞争力是一个相对概念,也是一个动态概念,因此我们在评价一个城市的文化竞争力时,将其划定为城市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时期内展现出的能力,便于我们对其进行评价、测定并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
第四,文化是伴随着人的出现而诞生的,从古至今,人一直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体。当今文化更强调以人为中心,所以提高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精神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进而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提升其人文素养。
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十分庞杂,诸多要素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维度和层次上共同影响着城市文化竞争力水平。
因此,构建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理论模型时并非仅从产业经济、文化资源或政府管理等要素中的某一角度出发,而应是一个综合、动态和彼此关联的系统。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将城市文化竞争力描述为城市文化内生与外化的共同作用影响下的结果,并构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跑道模型”。
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硬要素是“跑道”的两条直道,决定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基础实力,包括文化禀赋要素和文化经济要素。
软要素包括文化管理要素和文化潜力要素,作为“跑道”中的弯道部分,是发展城市文化、提升文化竞争力的隐性因素,是城市文化竞争力“竞跑”进程中逐渐实现超越的必要条件,是城市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要素。
硬要素与软要素基本体现了城市文化内生效应,最终目标是通过城市文化要素内部关联和发展,实现城市文化的内生发展,实现城市精神的传承和可持续协调发展,进而提高居民的人文素养及认知改造社会的能力。
其中第一硬要素——文化禀赋要素,是城市从古至今在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基本文化素质的总和,体现出一个城市最初、最直观、原生态的文化竞争力。文化禀赋要素由文化资源要素和城市综合要素构成。
第二硬要素——文化经济要素,是指标体系中文化在经济能力方面的集中体现,是指城市在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总和,更多的是从产业角度考虑城市文化竞争力,体现出一个城市在当下文化发展的生机活力。文化经济要素由文化生产要素、文化消费要素及文化企业要素构成。
第一软要素——文化管理要素,指一个城市或地区以政府为主体,在促进地区文化发展方面所给予的政策支持、制度保障以及设施投入等的相关管理制度的综合。文化管理要素作为地区文化发展的后备支持力量,对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关键的助推和引导作用。具体来说,文化管理要素包括文化组织要素及文化设施要素。
第二软要素——文化潜力要素,是指一个城市文化后续发展、实现长期有效的良性循环系统所需要素的集合,决定了城市文化发展后劲的强弱,包括文化创新要素和文化素质要素。
文化禀赋要素是城市文化竞争力最初规模形成的基础,即文化资源累积阶段;
软文化管理要素是城市文化发展规模上升时期的推动力,即文化资源开发管理阶段;
文化经济要素是城市文化发展成熟并形成规模时期的主要表现,即文化创造财富阶段;
文化潜力要素是城市文化规模再扩大和创造长远价值的关键,即反哺文化发展阶段。
当然,城市文化应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其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也应该强调能够丰富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内涵。
除了内部要素,城市文化还有外显、开放性的一面,所以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要从城市文化产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的角度来考量竞争力的大小和强弱,因此文化交流要素也是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对外传播的途径、内容和效果,以及城市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和吸引力等,这样就构成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外生化过程,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由此,一个城市的文化竞争力完成了从内生到外化的拓展。
城市文化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指标体系理论模型基础上,我们初步构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一二级指标框架(如表所示)。
内生体系的四个一级指标——文化禀赋要素、文化经济要素、文化管理要素、文化潜力要素分别从文化资源累积、文化资源开发、文化创造财富、反哺文化发展四个阶段全方位审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内在效果;
外化体系主要由文化交流要素构成,其包括的文化传播要素和文化开放要素从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传播途径、传播内容及传播效果等角度全方位评价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外显效果。11个二级指标则相对完整地阐释、支撑了5个一级指标。
在上述各级评价维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文化竞争力归根到底是城市文化的独特个性与活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吸引力与影响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符号。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不论拥有多么无与伦比的雄厚实力,最终都更清晰地表现在其文化特性上。
这种文化特性和文化活力,构成了一个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基石,具备了这些也就具备了屹立于世界城市之林的竞争力。在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中,当中国的城市承载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城市文化的战略意义也将日益凸显,并以文化引领绘就“中国梦”的宏伟蓝图。
注:本文系北京市课题“世界中心城市文化竞争力核心要素比较研究”(ICS-2013-A-0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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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参考:《中国社会科学报》
新疆新土地城乡规划设计院 信息中心 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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