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麦肯锡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 华强森
华先生与上海的缘分，要从1926年讲起。那一年，华先生的爷爷奶奶从德国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当时他们分别22和25岁，同船的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乘客。就这样，两位祖辈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这20多年中他们常常组织PARTY，总是有很多活动，包括二老的20周年结婚纪念日。4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变得不再“方便”，于是1947年，华先生的爷爷奶奶举家迁往了美国。
华先生的爷爷奶奶组织的Party
1965年，华先生在美国出生，1984年第一次到上海，大约在2005年，华先生跟他的韩国太太搬到了上海生活，用华先生的原话说，是“回了上海”。现在，他们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上海的一所英国学校，而他的中文也说得越来越好。他感叹，从他爷爷奶奶的那个年代到现在，上海的变化其实不大，仍旧是那么国际化。
在华先生眼中，上海是一座国际性与本土性相互影响、相互包容的移民城市，尽管这个过程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反复、变化，但他坚信这是上海作为一座大都市所必须的、会不断坚持的品质。
华先生说虽然自己出生长大在“歪果”，但工作模式其实很上海化。在上海担任咨询顾问的10年中，华先生做了不少项目，包括南京路、世博园、工业区等。其中，南京路是他在上海的第一个项目。当时的南京路已经很有名，但年收入却没有提高，相比之下，徐汇区则发展的很快。于是，怎么在四川路、淮海路所造成的竞争压力下发展南京路，这成了对他的一个很大挑战，也是团队的战略重点。华先生说，他没什么理论，就看事实，根据事实情况进行分析、调研、研究，再制定一系列应对举措，这是他们做事的基本方法，很朴素，却倒是与市政府“实事求是”的要求不谋而合。
南京路设计效果图
作为一位城市规划工作者，华先生对80年代以来上海的变化十分敏感。首先是老龄化。他很幽默，指着投影仪上的中国馆说，“有人说这是中国老龄化的一个代表”，倒立的金字塔，顶层是庞大的老龄群体，底部是不堪重负的年轻人。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
第二，是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90年代大概有2.5亿人住在城市，2005年增加到了5.7亿，有1亿是流动人口，没有户口的。城镇化的过程，从90年到2005年，不是一个流动人口的驱动因素。是城市土地扩大的因素，一个农民晚上睡一觉，早上起来就城市化了。这是老的故事。未来的故事不一样。2005年到2025年，流动人口增加了2.3亿，所以总的来说，可能全国有3.5亿多的流动人口。这是城镇化很大的一个变化，也是很大的挑战。”
在这个问题上，华先生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以前他每周末都会去给一个学校讲课，那里大多是6-11岁的安徽孩子。一次，华先生问一个孩子说，你是不是上海人？孩子说，不是，我是安徽人。华先生又问，安徽去过吗？孩子说，没有。那家在哪里？家在上海。有没有家人在安徽？没有。你想回安徽吗？没去过。你是不是上海人？不是，我是安徽人。
华先生与学校孩子合影
华先生说，西方大都市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发生过这种情况，这个故事发生在现在，尚还容易解决，但十年二十年后，如果他们还感觉自己不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那问题就严重了，这是不可持续的。
面对老龄化、多元化、提高生产率三大挑战，华先生设计了三个工具：
第二，集约化发展，是一种结合型的发展模式，也是一个应对以上三大挑战的机会。目前，上海的地铁已经发展得很好，假使与地铁站结合实现集约化的发展模式，那么上海的土地需求即可随之下降。
而这些挑战该由谁来应对呢？对于这个问题，华先生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
“Some people in rural areas and cities should be allowed to get rich before others. When some areas and people become rich, they are encouraged to help poor areas and people get rich, so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e country will ultimately become rich and prosperous.”
即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华先生解释说，“以前我们要做第一个，现在要做第二个”。在他看来，“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起来”已经实现，现在正是需要这一部分地区和人履行他们责任和义务的时候，即成为应对未来挑战的主力军，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富裕起来。
（以上根据嘉宾在SEA-Hi！论坛上的演讲整理，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