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多亏现有的土地制度，中国才没有出现大面积贫民窟！

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良好的基础就是土地制度带来的土地财政。然而，我们对这样一个土地制度却表现出不尊重和不重视。

前不久，我参加某省一个座谈，一个主管农业的副省长说，现在农产品降价，农业收入增长没有空间，务工形势也不景气，农民收入很难增加。怎么增加收入呢？只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同样提出了“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这就等于把土地当做财产。而在宪法里，土地是生产资料，不是财产。在这个意义上，财产性收入增加只能是利息，是租。农民这么大一个群体，如果主要增长收入靠吃租，却没有创造财富，这个社会就很奇怪，那么多租金哪里来的？最终大家在做好人，让农民吃租，让他有财产性收入，说白了，这个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让大家坐而分享利益，这么做的后果，必然是最后大家都会成为腐朽的、贪婪的、甚至缓动的势力者。

在中国，没有大面积的贫民窟。有人说，我们的城中村就是贫民窟。究竟是不是呢？我认为不是。第一，中国城中村的外观在大中城市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房子是好房子，都是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设房子，用于收租，他们的收入很高，对未来充满希望。第二，总体来说，城中村无非是人口住的密集一点，社会治安差一点，消防通道不健全，但跟印度、拉美那种居无定所是完全不同的。何况，我们的城中村里除了村民外，还集聚着两类人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农民工，他们租住在这里是因为房租低，距离打工地方近。他们也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自己的运气，相信自己能成为中产阶级。即便自己很难在城市定居，也会租住在城中村，不断赚钱，培育子女，让下一代融入城市。所以你去看，中国城中村的人群，对未来都充满着希望，大家都在积蓄能量，很清醒。

如果贸然改造城中村，将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某省花了五六十个亿进行改造，原住民发了大财，但是原来租住在这里的农民工却失去了居住的基本条件，只能住到更远的地方，这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所以说，政府没有必要花钱，去换取一个城市形象，而让居住在城中村的农民工丧失利益。城中村的改造完全可以往后拖，把钱用在刀刃上，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科学进步。否则，如果没有从产业链低端走向高端的话，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为啥没有大规模贫民窟呢？这归功于社会上经常批判的“城乡二元结构”。它其实很重要，以前限制农民进城，现在限制城市人下乡，为何这样规定？其实，阻止城市资本下乡，是为了保护农民。农民是我们社会里最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他们如果进城失败，农村就是他们的退路。如果放开土地政策，农民土地保值增值之后，城市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失败后就没办法返乡了。

有人说，农民卖掉宅基地，可以获取几十万，很容易进城。但说实话，中国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能容纳多少人在城市里体面生活呢？能提供多少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呢？最终，必然有一大批农民进城失败。所以，农民不能随意卖掉土地。土地是他们的基本保障，这绝不能靠市场去支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就使得每一户都有一小块土地。它的缺点是难以致富，但好处是基本保底，解决温饱。今天的乡村建设很大的麻烦是，要让农村建设的比城市还好。这很奇怪，你都没致富，还去帮扶农民致富？你需要做的是帮农民解决生产生活的问题，解决保底问题，而不是喊出“建设的比城市还好”的口号。

所以说，当前的土地制度，是中国没有大规模贫民窟的原因，一旦把农民土地、宅基地和住房当成财产，农民就可能失去土地，失去返乡的权利。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包括变成财产权，风险极大。

现实状况是，这种情形越来越多上演。法律不断把农民的土地从生产资料变为财产，比如物权法，物权跟原来债权不一样，物权就是可以自由处置的权利，说穿了就是私有权。

要知道，中国的农村起了稳定器的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2100万农民失业，其他国家一听吓得要死，认为中国将要面临着不稳定的社会结构，政治将会发生动荡，经济也会崩溃。当时我们的中央政府也很紧张，全世界都很同情我们。

当时，我在贵州调研，春节期间返乡的农民很多，我询问他们怎么打算的，农民们纷纷告诉我，打工赚钱比较难，那就在家歇一年吧！他们的理由是，自己在城里赚钱多，但开支也大，在家宅着，顶多是添一双筷子，没什么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别说2100万，就算5000万、1个亿的农民失业也没有问题。这可能在其他国家难以想象，比如美国，失业登记率上升到百分之五，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

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我们可以在持续的发展中还能均衡分配财富，不发生任何政治动荡和经济溃败，非常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制度的独特性不能取消，反而要进一步完善。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老师讲座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