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上周，我院邀请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来院作主旨演讲，主题为《城市化与乡村建设的若干问题》。
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农村调查，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20余省市的农村蹲点调研。2002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乡村建设实验，累计驻村调查时间超过1000天。其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农村研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可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良好的基础就是土地制度带来的土地财政”、“中国城市化太激进可能会翻车”等言论，在业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也因此被称为拥护土地制度的“少数派”。
规划君根据录音整理出了贺教授的主要观点，分期推出，以飨读者。
城市化和乡村治理的若干问题
随着《城乡规划法》的出台， 规划的重心从“城市”向“城乡”转变，规划突然跟我们搞农村研究的有了关系。
对规划，我纯属外行，但对农村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十几年来，我所在的华东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们，一直坚持驻村调研，每年大概四千人驻村，平均每天十人驻村，对于农村的最新变化和最基本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我们调研选择的是人口比较密集的、比较普通的地方，除了边疆之外，全国基本都跑过。江苏也跑过很多地方，国庆期间还去射阳调研了十天，了解他们农业现代化的情况。
很显然，中国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从2000年到现在，这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人口的1/4已经进城了，这是个巨大的事件。是什么原因带来中国这20年的快速发展呢？我们需要了解两个问题。
第一个，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是在什么语境下发生的。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眼下，全世界有两种城市化类型，第一种是又快又好的欧美日型。主要表现为，城市化率高，基础设施好，城市人口生活质量高，绝大多数进城的人都有稳定的就业和较高的收入，生活体面而有尊严，国家能为城市弱势群体提供比较高的社会保障，基本没有因为贫困引起的大规模的贫民窟。另一种是亚非拉型。不管是城市化率达到80-90%的拉美，还是10-30%的非洲和印度，城市化质量都不高。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不好，进城人口大多数没有正规就业，就业不稳定、收入不高，生活不体面，社会保障水平较差，四处遍布着触目惊心的贫民窟，黄赌毒泛滥，社会、经济极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城市化肯定要学欧美日，而不是亚非拉。我们要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设计，让中国的城市化又快又好，就算不快，质量也要好。不好肯定是不要的，不好的话宁愿慢一点。
为什么亚非拉和欧美日的城市化质量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其实，欧美日并非今日才成为发达国家，是经过了长期的积淀。一百多年前，它们就处在世界体系的塔尖。而亚非拉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比较低，在国际分工中，一直处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末端，效益差，得不到更多的利益，无法支持更好的城市化。
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凭什么向欧美日学习呢？快很容易做到，好就很难了，全世界都没有先例。因为，这与制度、政策无关，只与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有关。某种意义上，这种阶段与水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可能还有20年、30年，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变成发达国家。何况，走不走得出，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从20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世界体系，欧美日就一直处于塔尖位置。有人说，日本在二战之后重建，才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二战只是炸毁了它的物质性成果，但技术、教育、管理等，人家在19世纪末就完成了，而且到达了相当高的高度。所以说，日本不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而是重建。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期间我们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达到高收入。然而，回顾百年历史，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真正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的，极少。全球加起来不超过10个。真正从发展中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只有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总共加起来八千万人。亚洲四小龙缘何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在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无条件支持冷战最前沿的国家，最终成功从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变成发达地区和国家。
中国14亿人口，是四小龙的20倍，从塔底到塔尖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如果14亿人到了塔尖，塔底变小，金字塔结构就会倒掉， 世界体系规则要重建，原有的规则将不再起作用。所以，美国说推动TPP，就是不让中国人主导世界游戏的规则。所以说，我们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今年5月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中国走出陷阱的可能性只有50%，并不是100%。当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有了很强的心理预期，觉得收入支出会增加。然而，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有些群体的收益会下降更快，与预期发生冲撞，就会产生个人利益受损的感觉，群体会根据收入状况、受损状况，结成一个个集群、阶层，甚至阶级，中等收入阶层长期不上去，可供分配利益又比较少，内部矛盾极其尖锐，社会结构弹性就没了，最终导致社会失序、政治不稳定。放眼全球，中等收入一旦陷阱去，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政治斗争极其激烈、军人专政、左右政权交替等现象，拉美如此，泰国也是。
通观100多年世界史，体系从19世纪就没改变过，塔底是塔底，塔尖依旧是塔尖。然而，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是，我们14亿人口，在过去的20多年里，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这个事情不可思议。有没有人想过，这个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土地制度。现在中央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我们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要保持新常态不变成新新常态。既然没有人口红利了，我们就改革红利，对制度和政策进行改革。
去年年底，北京开展了一个对话会，吴冠中、茅于轼、张曙光等人都就土地制度发表了各自看法。沈宏和吴冠中说，中国土地制度很奇怪，我们土地制度是公用的，全世界都是私有的，那恐怕有问题，最后一定要跟世界接轨，学习世界共同规则，让土地制度变得流动，让市场配置资源。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让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经济增长速度还会加快。但在我看来，过去20年里，14亿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的世界奇迹，中国成了世界工厂，这时如果学习他人，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进行私有化，最终发展速度更快，但更快了会翻车。从逻辑上说，也许正是因为土地制度的不一样，我们才支撑了过去这么多年的快速增长，也支撑了我们未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并保证了我们的城市化的不一样。
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小农经济结构。
中国城市化率不管高不高，很重要的是，质量不错。可以从三个方面衡量。第一，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相当不错，没有大面积贫民窟。第二，城市里的人，包括进城没有安居的农民工，都充满着向上的精神。
第一，基础设施。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制度的安排。与全世界不同，中国的土地制度是经历了两场革命才确立下来的。第一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要求“平均地权”，消灭贵族、地主这样的土地集团。很糟糕的是，拉美、印度、南亚国家，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平均地权。土地占有不平等，相当一个阶层的人占有大量土地，不用劳动，通过土地租金就分享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胜利成果。
社会到了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就会形成特定的经济剩余，包括三要素，资本、劳动和土地。今天的资本是全球化的，一定要获得平均利润，如果在一个国家投资的收益回报低，它就会跑到其他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是流动的。第二个是工资，最多的社会群体就是拿工资的。第三是土地所有者，拿地租。如果经济剩余是固定的话，资本分走一块，地主再拿走一块，剩余的供给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管理层、工人、农民再来分，可供分配的就比较少了，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紧张，因为资源不够。在中国不存在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已经消灭了地主这个群体，所以分享这个利益的就只有资本和工资两部分。工作人群分享的空间和资源相对多，关系也会相对缓和。所以说，是否完成了土地平均地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没有完成的，肯定竞争不过中国。
第二场土地革命，源于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收归公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土地成为生产资料而不是财产，不允许买卖，你生产就分给你，不生产就收回来。最终土地有两个形式，一个国有，一个集体所有。农地主要是集体所有。这让土地成为城市获得发展基础设施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扩张已经是两个城市化，一个是人口的城市化，另一个是土地的城市化，比如南京扩张，平面推进，城郊土地就要征收，变成建设用地。大家知道，建设用地很贵，为什么？因为经济发展城市扩张需要更多土地。原来的农地不值钱，用来种庄稼，一年租金1000元，就算2000元，按照10%利率，最多5万就够了。而一旦变成建设用地就值钱了，那究竟是建设用地值钱还是特殊位置值钱呢？比如戈壁滩、我老家的农村土地，叫什么名字无所谓，因为大家不需要，而城市有聚集和规模效应起作用，所以一定是经济发展、城市扩张，所带来城郊土地的增值收益。
换句话说，经济发展、城市扩张，附着在城市郊区土地上大量的利益，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产生增值收益，按照我们的制度，给农民按照土地的原有价值给予补偿，主要是做农地的价格，30倍补偿，最多10万。但是变成城市开发用地后，可能值300万，那么300万减去10万，就算30万，还剩了270万，这个大头就会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基础设施建设就因为有了经济发展、城市扩张带来的城郊土地的增值收益的增加，然后收益涨价归公，归到地方政府手里，以便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既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又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润滑剂，最终经济更发展，城市更扩张，更多城郊土地变成建设用地，形成良性循环。这种机制使得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好。如果没有完成两次土地革命的国家，城市扩张形成的增值收益，最终归谁呢？就会归到城郊的特定地段的地主手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土地实力基层。这样一个收益是因为经济发展产生的，但利益归为少数人，最终基础设施没有改善，城市越扩展，基础设施越差，还产生了一个庞大的、腐朽的、缓动的实力阶层，眼下很多国家就存在这样巨大的陷阱和困境。
然而，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政策决策层都在冲击现有的土地制度。有人认为，人的城市化，就是让农民自主的城市化，还举出了北京郑各庄的例子。北京郑各庄处于城交位置，自己的小产权房可以卖给城市，城市得到了便宜的房子，郑各庄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如果有千千万万的郑各庄，我们整个国家不就完成城市化了么？
其实，郑各庄处在北京郊区，他们把土地增值收益拿到自己手里，就等于把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钱赚取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特定区位的土地占有者，最终获得巨大利益，社会失去润滑剂，农民没有历经任何风险就获得了财富。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
我们的城市基础建设像欧洲，关键就是因为我们特有的土地制度，这也是我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利器。如果就因为它与国际主流不一样，就把它抛弃，是非常糊涂和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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