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创造力与自由：社群主义模式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整个世界陷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一战和二战时期那些毁灭性影像和创伤记忆成了人们心头一时挥之不去的梦魇。从边缘社会里不断爆发出的种种反理性主义、种族暴力、无故迁怒于少数人群、厌女症以及同性恋恐惧症等极端行径愈演愈烈，且有不断蔓延扩散到政治主流当中去的势头。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在与时间展开一场生死赛跑。过去一度难以想象的气候变化引起的混乱，如今已成了这个星球的日常现实，而那些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和机构，他们在对气候灾难的纾困解围方面并没有做出多少严肃的努力。

随着美国这个左支右绌的脆弱共和体制走向终结，人类这一具有创造力和自我意识的独特物种，在自然的无情考验下，行将步入危险的边缘。

恶梦已然成真，人类命运已处于如此的决定性时刻，它必须为自己开创一个真正自由公正的政治经济体系。出于人类自身利益的考虑——实际也是为了地球上所有复杂生命体的利益——今天，我们必须去抗争，去和披着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抗争，去解开那令人畏惧的，由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等层面的问题深深纠缠在一起的，威胁人类命运的诸多症结。可是，该怎么去做呢？

针对世界当下的情势，“社群主义”道路成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热烈关注的一个可行性解决方案。“社群主义”通过在城镇、乡村及邻里社区间开展集会与联合，由小到大，由点带面地推动社会各个层面的直接民主实践，以此去改造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社会等级制度。

社群主义是一个鲜活有力的想法，它有着深厚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史渊源。

“社群主义”一词最初源自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二十世纪后期的政治哲学家穆雷·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对这个术语重新加以了诠释。“社群主义”通常可以和“地方自治主义”、“自由地方自治主义”以及“民主联邦制”替换使用。（“民主联邦制”一词由身陷囹圄的库尔德人政治领袖阿卜杜拉·奥察兰（Abdullah Öcalan）所创制。）

虽然这些术语要描述的是那种直接的、面对面的民主，但“社群主义”更强调的是这一民主机制的有机性和生命力。历史上曾把这种面对面的市民社群称作“公社”，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组织结构或管理模式，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将各个不同社会和文化团体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和道义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社群生活，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无数的历史先例型塑了社群主义的体制与道义原则。在这方面，有很多规模较小的以及一些以部落为基础的社群可供资证。在北美，由被称作Haudenasanee人的六个印第安民族组成的Iroquis联邦体，以直接民主的联邦制方式，管理着大湖区长达800多年之久。在巴拿马海岸地区去，Kuna族至今仍管理着一个富有经济活力的群岛区。

早在殖民时代和奴隶走私之前，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Igbo人就对本地区实行着高度都市化的公共管理。在更近的当代，墨西哥的Chiapas地区，当地的萨帕塔运动（Zapatista Movement），重新恢复了前哥伦布时代就已存在的地方集会式政治管理方式，萨帕塔运动将成百个自治辖区和五个名为“蜗牛”的地方首府组织起来，“蜗牛”壳上的螺旋象征着那些村庄相互沟联在一起的紧密关系。

历史上，在规模较大的都市，也出现过社群自治的各种先例。从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到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直接民主在城市里安家落户。2015年，西班牙政治团体Barcelona en Comú赢得了巴塞罗那城的市长席位，他们的政治运动群众基础深厚，其邻里社区活动范围大，层次多，涵盖广。今天，作为市议会的最大党，他们继续坚持一贯以来的群众路线，以群众集会的方式开办种种论坛、制定种种方针政策。

在叙利亚北方，库尔德人自由运动建立起民主联邦制，联邦委员会和开展民众集会的工作组一起，协同管理民主联盟党（PYD）。

以上只是无数社群自治政治传统中的一部分实例，它们足以证明，那些来自实践的“伟大理论，组织和政治财富”，能够赋予人民力量去对抗赤裸裸的权力主义。

社群主义最根本的建制是市民集会。市民集会是针对某一市政辖区所有成年公民开放的经常性公共集会——比如，一个城镇，村庄或者城市的某一行政区，其目的是对整体社区所关切的事务加以商讨、辩论并做出决定。

要理解市民集会如何运作的话，就必须清楚行政管理和决定权这两者间既细微又关键的区别。行政管理围绕的是与政策执行相关的任务与计划。一个特定项目的行政管理，可能需要做的只是一些细小的决定，比如，修建桥梁时，需要使用哪一种石料等等。而另一方面，决定权则涉及到实际的政策制定和重大决策——它关乎的是要不要修建桥梁这样的大事。

在社群自治领域，权力存管于集体大众手中，它的具体执行，则交由一个集体授权托管的规模较小的理事会或委员会来操办。在具体的项目执行工作中，工程师、公共卫生专家之类的技术人员，他们身份比较重要，在集会上由他们负责向公众宣讲告知相关事宜，不过，项目的实际决定权，还是要通过集体商议共同决定。

通过明确区分行政管理和决定权之间的差别，个人领导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领导者负责推动对话与交流，执行社群的意志。萨帕特人用“cargo”一词来形容领导者的职责：cargo意味着担负责任或担子。理事会成员努力落实他们社群的意愿，“领导”一词在这里意味着“服从而非命令，代表而非取代，向下落实而非高高在上。”

需要把握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是，社群运动和平常所谓的以政治为业的政治活动之间对“公民权”的理解相当不同。社群主义者通过“公民权”这一术语，故意地将其与现代民族国家所提出的那个带有限制性且又空泛无力的“公民权”形成鲜明对比。在社群自治社会，公民权被授予每一个市政辖区里生活的成年人。他们都拥有直接的参与权、投票权以及轮流执掌行政事务的职权。当然，对于公民权的这种激进理解，是以居住身份和面对面的关系为基础的。

市民集会是活生生的政治传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此，需稍作停顿，来梳理一下雅典人的古典民主制度传承给我们的这个概念的渊源。应当承认，雅典社会远非完美。就像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雅典是由奴隶和驯顺的女性支撑起来的。然而迄今为止，雅典人的民主制乃是有着最为充分文献记载的，直接的社群自我管理样本。

雅典人的古典民主制，其精要乃在于它有机运作的集会政治模式。社群自治不只是一副结构或一套运行机制，它是由各种因素和制度协同作用，形成为一类特定的社群和运作方式。然而集会本身并不会耗尽社群政治，就像社群之间在社会、生态和经济上所保持的互相依存的紧密关系一样，一个真正自由和道义的社会必然不断致力于加强社群内部的对话与协作。联邦体制认可各自治社群在地域范围内不断扩大其合作的规模。

联邦体制不同于代表制民主的地方在于，联邦体制里的委托人是一个可随时撤换的不固定职位，不像那些获得授权可以行使个人权力的民主制代表。委托人不得为社群利益擅做决定，他们更多要做的是把不同的倡议带到公众集会上来。宪章阐明了联邦体制的道义原则，明确了对成员的期许。社群自治通过这种做法，为社群和成员之间提供了相互沟通解释的基础。事关行动的讨论只要是出于理性人道和公正的原则即可，对此无须加以详尽规定。

在叙利亚北方Rojava的库尔德人自由运动那里，Rojava的“社会合约”立足于女性权利、生态，道义经济和直接民主这些价值支柱上。经由运动的提倡，这些分散的原则逐渐融汇成整体，将不同组织和社群团结到一个关注女性权利、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和生态管理的共享平台上来。

地方自治运动并无单一蓝图。毋庸置疑的是，只有当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层的变化，对这一自由政治共同体的认识才可能应运而生。

今天，在像美国这样的一些地方，必须强调以族裔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多元化这一激进的人道主义立场，才能对抗由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所滋生的法西斯主义的邪恶兴起。而由于几千年来的性别压抑，那些曾被说成是女性价值和社会形象的内容，受到不断的妖魔化。针对这样的处境，必须取而代之以真正属于妇女的，以女性主义的伦理与情感上的互相关怀为基础的价值观。

没有稳定的经济保障，何来自由可言？必须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种种经济剥削，取而代之以注重使用和享受，而非追逐利润与销售的生产和分配体系。

必须对大幅成片的混凝土“现代”工业城市加以彻底检视，必须将现代城市重新调整为有意义的，适合居住和可持续发展的都市空间。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地处理好都市发展、中产社区的高档化开发以及都市空间内的诸多不平等问题。

就像个人生活无法自外于宽泛的政治共同体一样，人类社会无法脱离开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所以，在生态问题上，正因为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特生命存在，那些致力于合作、人道主义政治的社群应携手并进，努力保持激进而敏感的生态立场。

在管理好我们的需求与欲望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具有外向思考和未来导向的能力。Iroquis的联邦制把这一关切化现为“七代原则”。照“七代原则”看来，所有作出的的政治审议都须考虑到当下社群的利益——这其中也包括了动物的利益以及更为宽泛的生态环境保护——必须要考虑到接下来七代人的生存需要。

这篇速写性质的简要随笔，无法涵括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穆雷·布克钦和其他社会生态学家的许多著作，在直接民主与生态社会等话题上，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绿色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占领华尔街，到智利和西班牙的Indignados运动（“愤怒”运动），社群主义理想在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斗争中，扮演了一个不断成长的角色。它在争取自身权益方面也在不断成长。

社群主义不是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相反，它是一个理路清晰、不断延展的观念实体，有着一套核心的原则和机制做基础。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过程——一个开放的，可随着无穷变化的文化历史和生态环境不断作出相应调整的过程。的确，在地球所有角落，你都可以找到部落民主和城镇/乡村集会这样的社群自治的历史先例。

以国家“政治”作为职业取向的时代已是山穷水尽。只有全球范围的草根民主运动才能成功对抗反乌托邦的人类未来命运。是啊，我们手头不缺工具，人类无尽的奋斗为我们积累了伟大的财富资源，借由它们——借助社群主义——我们就有可能开启人类在追求理性、创造力和自由上的巨大潜能，继而重新打造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