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3. “玳瑁”钱与舍利瘞埋的中国化
在“金钱铺地”之外，法门寺的前室、后室还有放置于容器内的钱币。如前已述，前室开元盝顶石函之中有153枚开元通宝铜钱，后室素面银香炉中有13枚玳瑁制成的“开元通宝”。从形制上看，这两处钱币都还属于自印度传入的、作为财富舍入的钱币供养传统。
前室的供养品都是围绕供奉佛指舍利的阿育王石塔摆放，铜钱放置在一个被称为“开元盝顶石函”的容器内，石函下层放置钱币，上层是一件折叠的佛幡。但最惊人的供养钱币，是后室发现的13枚玳瑁钱。玳瑁钱的形制很特别，正面按唐代钱币规制刻“开元通宝”4字，背面空白，其中一枚背面刻莲花纹（图10）。这枚莲花纹可以表明，这批玳瑁钱是专为佛教供养特别制作的。
图10/玳瑁“开元通宝”（最右一枚背面为莲花纹）
这些玳瑁钱放置在一盏素面银香炉中，这个香炉又紧挨着盛放后室佛指舍利（编号为特1）的八重宝函。《衣物账》的记载是：“香炉一副并碗子”，并没有提到里面放的玳瑁钱。由于法门寺地宫内的供养物是由数位皇帝分几次舍入，所以首先面对的问题便是这批玳瑁钱的供养人是谁？
地宫后室的中心是放置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衣物账》记载，这个八重宝函由懿宗供奉，而装有玳瑁钱的香炉则紧挨着宝函最外层，关系极为密切（图11）。同时，《衣物账》记载装玳瑁钱的香炉亦由懿宗所出，那么最合理的推测即懿宗在咸通十二年（871年）迎佛骨时特制了这批“玳瑁钱”以为供养。
图11/地宫后室舍利函（矩形）与玳瑁钱（圆形）关系示意图
唐懿宗使用玳瑁钱供养达到了两种效果，一是保持了钱币供养这种传统形式，二是与常见的流通货币以为供养拉开距离。然而，以玳瑁制钱仅此一处，在其他舍利供养物中没有余例可以参照。中古时期中国地区出现的钱币种类，最常见的为历代官私所铸铜钱及少量铁钱、丝路沿线流通的外国金银货币，以及通常作为冥币的铅钱。懿宗为何舍弃这些材质而选择玳瑁？这个问题还需做进一步考察。
唐代日常生活使用“开元通宝”铜钱，在铜钱之外，还有少量用黄金、白银制成的“开元通宝”，形制也是模拟铜钱。在何家村唐代窖藏中，有金质“开元通宝”30枚，银质“开元通宝”421枚（图12）。这些钱币质地精良，无明显的磨损，似乎没有真正使用过。有学者指出，何家村窖藏的性质应当是皇室库府内藏，这些钱币极有可能就是为宫廷特制的。同时，文献记载表明唐代帝王在某些场合也确实会用到黄金制成的“开元通宝”。
图12/何家村金质“开元通宝”
《旧唐书》记录了一则唐玄宗在承天门宴请群臣之后，赏赐“金钱”的举动：
已卯，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及诸司三品已上官争拾之。
皇帝站在城门上，命人抛撒“金钱”，高级官吏在城楼下争抢金灿灿的钱币，场景充斥着绚烂的颜色和嘈杂的声音，或许这正是令唐玄宗欣喜愉悦的景象。这个充满着表演性质的事件在安史之乱后更是被增添了无限意味，它被看作盛唐气象并在唐诗中被反复回味。顾况的《宫词五首》之一将这个场景描述为“万人楼下拾金钱”：
九重天乐降神仙，步舞分行踏锦筵。
嘈囋一声钟鼓歇，万人楼下拾金钱。
而张祜《退宫人二首》更强调拾取金钱的不是他人，而是皇帝的“百官”：
开元皇帝掌中怜，流落人间二十年。
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官楼下拾金钱。
文献中对唐玄宗命人所抛洒的“金钱”没有做过多描述，但如果“金钱”仅仅是宽泛意义上的金钱，即抛洒的只是普通铜钱，那么就很难理解玄宗将拾取钱币的官吏品阶限制在“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及诸司三品已上官”，同时为何这些唐朝最顶层的权臣高官会去“争拾之”。合理的解释是，唐玄宗在宴请王公百僚之后，让他们哄抢取乐的是类似何家村窖藏所出的黄金制成的“金钱”。
以金、银作为货币并不新奇，要强调货币的价值，最好的办法即采用本来就贵重的材质铸造货币，先秦时期楚国的“郢爯”、汉代的马蹄金、金饼都是先例。但在唐代，这些早期的金质货币都已销声匿迹，唐人能够接触到的金、银货币，主要还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金、银货币。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沿途所经国家的货币有详细记载，阿耆尼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屈支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印度诸国“然其货用，交迁有无，金钱、银钱、贝珠、小珠”。屈支国即龟兹，阿耆尼国即焉耆国，都在今天的新疆地区。丝绸之路沿线，金、银质地的钱币是主要的流通货币，作为丝绸之路东部的末端，这些外国货币随着丝路贸易也进入了中国。据学者研究统计，中国地区发现的外国钱币种类多达14种，数量较多的是拜占庭钱币、萨珊波斯朝钱币和阿拉伯钱币，仅萨珊波斯钱币就达1900多枚，拜占庭钱币亦有百枚之多。这些钱币进入中国之后，除了作为流通的货币，也担当起了别的作用。在考古发现中，除了窖藏之外，外国钱币还常常出现在墓葬中作为陪葬物，以及作为前文总结的舍利瘗埋的供奉。
不过，唐代所铸造的金、银“开元通宝”并不直接用于流通买卖，而是更近似于仅在特定场合使用、带有仪式性质的珍宝。用金、银等具有更高价值的材质去模仿较低价值的青铜来制成“开元通宝”，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外国金币的对应物，以金、银为材质制成中国的方孔钱。
唐懿宗时代的玳瑁“开元通宝”则是在玄宗朝金、银“开元通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材质从金、银转为了玳瑁，用玳瑁替代青铜，制成一种珍贵的、仅仅具有礼仪性和观赏性的象征性钱币。实际上，玳瑁的使用比从铜到金银的转换更有突破性。
首先，由于玳瑁不是金属，无法用熔铸的方式铸造，这就意味着加工方式的改变。金、银开元通宝的铸造与铜钱开元通宝的铸造在方式上并无不同，只是版式更为精良，而玳瑁“开元通宝”是雕刻而成，每一枚都是单独制作，独一无二的“限量版”。可想而知，每一枚的心血和价值远远高于金、银质地的“开元通宝”。
之前已有学者认识到了玳瑁材质的珍贵性与特殊性。在唐之前的中国人已经对玳瑁有所认识，东汉扬孚的《异物志》记载：“瑇（玳）瑁，如龟，生南海。大者如蘧篨,背上有鳞，鳞大如扇，有文章。”因为材质的坚硬和纹饰的美丽，而且不见于中原及两京地区，使得玳瑁一直都被视为珍宝。到唐代，玳瑁的获得仍然十分有限，以商贸往来和外藩进献为主。“诃陵国，……（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遣使进献僧祗女二人、鹦鹉、玳瑁及生犀等。”诃陵国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地区，诃陵国以僧人、玳瑁作为礼物进献，说明玳瑁即使在产地——南海诸国亦是价格不菲的宝物。更多的需求则通过贸易获得，《新唐书》中说道：“徐申，……外蕃岁以珠、玳瑁、香、文犀浮海至，申于常贡外，未尝剩索，商贾饶盈。”徐申任岭南节度使时对贸易的控制较为宽松，商贾因此在买卖玳瑁的过程中获利。可见广东地区是南海诸国商品进入中原的门户，第一次贸易在此发生。随后，玳瑁通过陆路、河道运到其他地区，尤其是需求最为强烈的两京地区。
玳瑁通过运河到达京城长安，与其他商品、贡品一起组成了长安一道靓丽的水上风景线：
天宝元年三月……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瑇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椀；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虵胆、翡翠。
各处运送贡品的官船云集长安，这是一道只有在天下太平、道路畅通时才能看到的风景线，载有各地特产的船只聚集在长安城外的水面上，浩浩荡荡，“舩皆署牌表之”，每只船来自何地一目了然，其中就有运送玳瑁（即“瑇瑁”）的南海郡船。这样的景观彰显出长安统治者对天下的掌控，是大唐的盛世雄风。
然而好景不再，懿宗若是站在城门上大概是看不到这样的景观的。这位处于唐末藩镇割据时期的皇帝苦苦支撑，自他上任的第一天起，天下已不太平，在他的朝代，每年伴随的都是天灾、战乱。他年底登基，尚未来得及改元便遇上叛乱。
是岁，云南蛮陷播州。
（咸通）元年（860），……五月，京师地震。……十二月戊申，云南蛮寇安南。
二年，……八月，云南蛮寇邕州。九月，寇巂州。
三年，……七月，武宁军乱……；九月，岭南西道军乱，十一月，云南蛮寇安南。
四年，……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乙酉，昭义军乱……。
五年正月丙午，云南蛮寇巂州。三月，寇邕州。……五月丁酉，瘗邕、巂州死事者。乙亥，有彗星出于娄。……十月，贞陵隧陷。
六年，……十二月，晋、绛二州地震。
七年，……闰月，吐蕃寇邠、宁。
八年正月丁未，河中府、晋绛二州地震。……七月，乙巳，怀州民乱……
九年正月，有彗星出于娄、胃。七月，武宁军节度粮判官庞勋反于桂州。十月庚午，陷宿州。丁丑，陷徐州，……十一月，陷濠州……十二月，庞勋陷和、潞二州。
十年，……十二月壬子，云南蛮寇嘉州。
十一年，云南蛮寇黎、雅二州，及成都。……八月，魏博军乱，杀其节度使何全，其将韩君雄自称留后。
十三年，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张允伸卒，其子简会自称留后。三月癸酉，平州刺史张公素逐简会，自称留后。四月庚子，浙江东西道地震。
十四年正月，沙陀寇代北。三月，迎佛骨于凤翔。……七月辛巳，皇帝崩于咸宁殿，年四十一。
他执政时期，主要面临的就是南诏（“云南蛮”）和吐蕃的入侵，各地藩镇割据、内乱，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每一次懿宗也都及时做出了反应，咸通九年（868年）的庞勋叛乱解除之后，为了安抚民众，及时免除徐、宿、濠、泗四州三年的赋税。此外，懿宗还经常免除地方赋税，不居正殿，遣散宫人，大赦天下等等，这些行为都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努力。法门寺迎佛指舍利不过是他病急投医的又一次尝试。
咸通十二年是他在位期间最为太平的一年，他开始着手准备迎佛骨的活动，在咸通十四年四月八日佛诞日这天将佛骨迎至长安。迎佛骨时，唐懿宗发布了一篇赦书：
朕以寡德，缵成鸿业，十有四年。顷属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崇释教，至敬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今观睹之众，隘塞路歧。载念狴牢，寝兴在虑，嗟我黎人，陷于刑辟。况渐当暑毒，系于缧紲。或积幽凝滞，有伤和气，或关连追扰，有妨农务。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发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级递减一等。其京城军镇，限两日内疏理讫文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内疏理闻奏。
这次迎佛骨是为万姓祈福，为了祈福能够如愿，懿宗大赦天下。诏书中清晰地显示出他对各地叛乱的担忧，他明确地自我反省，希望通过法门寺迎佛骨的方式达成心愿。如果这些在诏书中表达出的心愿只是堂而皇之迎佛骨的理由，在法门寺地宫中的鎏金银捧真身菩萨所捧金盘上的发愿文，则更真实地道出了他的心声：
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
“八荒来服，四海无波”是风雨飘摇的唐朝皇帝所迫切需要的，他希冀恢复到盛唐时的光景——万邦来朝，长安城的河道里拥挤着四方进贡的船只，他的政令也广达天下。这些愿望需要通过在法门寺结下的“法界”或“佛国”来实现，“八荒来服”的愿望在这法界或佛国中则以八方的物品来体现，玳瑁就是其中的一种，而“开元通宝”是盛唐的货币，以玳瑁制成盛世的钱币寄予皇帝的心愿。玳瑁钱币与法门寺的其他供奉物一同体现出帝王对政权正统性的强调，以及希望“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愿望。
4. 结论
在法门寺所出供养品中，就“财富”而言，钱币所占分量并不惊人，但就占据地宫空间比例和象征意义而言，钱币却有相当的价值，成为审视唐代舍利瘞埋制度以及唐代物质文化的一个新视角。
密集散布在地宫入口空间（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地面上的铜钱营造出一个“金钱布地”的景象，将地宫转化为供奉佛骨舍利的神圣居所。此外，这些钱币还暗示了一个撒落的过程。在地宫舍利及供养品安置完成之后，僧人在封闭地宫之前，在地上散满铜钱，完成一个将尘世转化为佛国的仪式。这个仪式化的过程将物质财富与宗教信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图13/财富供养“中国化”示意图
玳瑁“开元通宝”则意味着舍利瘗埋中“藏”的中国化。在早期阶段的舍利瘞埋里，外国金银币既是贵重的供养品（“七宝”），又直接代表着物质财富—但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异域的财富。唐代开始用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仿制开元通宝铜币形制，制成文献中所谓的“金钱”，又进一步生发出“玳瑁钱”，用这种中国式的贵重钱币来替代早期阶段的外国钱币。从外国银币到中国“金钱”再衍生为玳瑁钱、玉钱，是一个源于印度的舍利瘗埋方式，从材质和形制两方面走向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图13）。而其源头的法门寺的例子，它的地宫为中国钱币构造出佛国居所，当中佛之肉身的遗存——舍利——为中国所供养。供奉者期待来自印度的佛骨舍利能够满足一个中国式的愿望。
图14/雷峰塔地宫的“金钱铺地”
图15/雷峰塔地宫所出玉质“开元通宝”
“财富供养”与“金钱铺地”是法门寺地宫中钱币的两种处理方式，这两种模式在晚唐之后的舍利瘗埋中频频可见。“玳瑁钱”虽是独一无二的个性化选择，供养钱币“中国化”的思维模式却得到了继承。比如，北宋太祖时期（约971—977年）建造的雷峰塔地宫，其中的钱币供养是法门寺地宫的延续。雷峰塔地宫中3428枚各个时期的钱币成串地铺在地宫的地砖之上（图14）。此外，一些墙缝和砖缝间也塞入了钱币，似乎将壁上的墙砖也视为“金钱铺地”的延伸。其中，一枚玉质“开元通宝”则无疑是与玳瑁“开元通宝”如出一辙的处理方（图15）。雷峰塔地宫的建造者是当时吴越国的末代国王钱俶，彼时北宋已然强大，吴越国随时面临亡国的危险，钱俶的境遇与唐末的懿宗何其相似，而借助建造地宫、供养佛骨，乃至运用钱币的手段亦都有法门寺地宫的影子。因此雷峰塔地宫钱币中除了玉质开元通宝，还发现一枚上书“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铭文钱，就并不意外了。更为直接的一个例子来自隆平寺塔基地宫的考古发掘，石函层层覆砖之间和地宫石板之下满铺各时代的钱币，计一万余枚（图16）。隆平寺塔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性质为民间捐助的佛塔。在这个地宫中不仅供养钱币数额巨大，钱币所在位置绝大部分为砖下和地板之上也可以看作是“金钱布地”。从这几个例子来看，或许我们可以说，唐宋以来舍利瘗埋的中国化表现中，钱币作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其“财富供养”和“金钱铺地”逐渐成为两种常见的模式，在地宫中普及开来。
图16/隆平寺塔基地宫钱币出土情况
全文完，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徐胭胭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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