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村行动招募| 古村落的保护，比保护一个故宫更难！

乡村古建筑是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遗产，留下了一个地域的历史印记，承载着一群乡民的古老回忆。毋庸置疑我们对待乡村古建筑的态度是应该加以保护。可是要怎么保护？又有没有法律来保障这些乡村古建的“权益”呢？

“对农村的建筑，同样建筑的保护，比保护一座紫禁城更难。”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古建筑研究所所长楼庆西先生是建筑大家梁思成的弟子，他对乡村古建的保护问题积累了长期的研究成果，有着独到的见解。

以下是楼庆西先生2012年在清华大学《文物建筑的价值和保护》主题演讲的节录：

古建筑有了价值当然要保护，怎么保护？我们有《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公布了《文物保护法》，国际上有《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因为这个宪章于上世纪60年代在威尼斯召开规定的，所以又称之为《威尼斯宪章》。我们搞古建筑保护，《文物保护法》、《威尼斯宪章》是必然要遵循的条例。

一、中国法律如何保护古建筑？

《文物保护法》规定了整个文物的保护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先把它保护下来，尤其在农村里看到农村破了、瓦漏了，雨水浇后，木头梁架最怕水，腐蚀了，这时候最重要的抢救是把瓦修好，不要再漏；如果要倒塌了，先维持住，这是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古建筑是建筑，本来有物质功能，可以用它，但要合理利用，然后要加强管理。

建筑除了平时保养外，怎么保养？中国古代建筑怕火、怕水，我们要防火、防水、防污染、防虫害。南方有些建筑被虫子腐朽，看外面好好的，其实里面空了，一捅就断了，这是白蚂蚁的祸害。所以平时要保养、保护。但不管怎么保养，经过长时期的日晒、雨淋、风吹不免会有破旧与损坏，损坏要修理，怎么修？

△ 徽派建筑的马头墙本作防火之用，却也极具美感

修缮对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不像一些青铜器、玉器可以移动，“对不可移动的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不改变文物的原状原则”，也就是说文物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科学馆修过多次但原样不能变。科学馆里面的窗户可以变成油漆钢，钢玻璃窗，外面原来的窗铁杆不能动。不能因为里面的需要把原来的改了，这是《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要保持原样。

国际宪章是怎么保护的？“古迹的保护包含了一定规模的环境保护”。建筑不是孤立的，总是在一个环境里，即使在没有人的沙漠地带也是上有天、下有地。一个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四周有护城河、皇城，它有环境。

△ 紫禁城与现代的北京城

所以保护紫禁城不仅是孤立的保护紫禁城72万平方米的范围，还要保护环境，而这要做到很难，所以一定要有环境的保护。“各个时代为一古迹之建筑所做的正当贡献必须予以尊重”，经过时代的修理必有印记，对这个印记要尊重它、保留它，因为它代表了历史、记忆的历史，它代表一个时代它的技术和文化。

“修复的目的不是追求风格的统一”，意思是保持建筑所记载的信息，这是保护古建筑的重要原则，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整体保持核心，但同时要区别于原作，以便于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

△ 利比亚的普莱提斯古城遗址

利比亚（2011年）被推翻，利比亚是一个文明古国，古罗马占领期间，它盖了很庞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完全石头建筑）。毁了，毁了怎么办？不要修，保持原状，看着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是它的宫殿群，很大范围都是这样。

这是古罗马，柱子缺了，黑的部分是原来的，白的部分是新加的，考古学家、古建筑专家把它复原了，知道是什么样的。修补的部分有意的不要跟原来的部分相混淆，使后人一看知道这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建筑，这是什么时代修理的。外国建筑讲这个道理。

△ 南方农村的一处老宅子

对农村的建筑，相同建筑的保护，比保护一座紫禁城更难。为什么？紫禁城历史的终端是1911年或者1924年溥仪被赶出宫，没有使用价值，主人已经出去了，是作为博物馆保留下来，没有发展的问题，不允许它发展。

农村不一样，农村从过去到现在以至到将来都是老百姓生活的聚居点，生活在不断变化，不断提高，意识也不断提高，让他完全维持原来的样子他是不干的，你没有理由终止他对生活提高的要求，这样对保持老建筑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要保护起来很难。

△ 中国南方破败的乡土建筑

现在想了很多办法：一是可以盖房子，但不要拆旧房子，里面可以新装修，外面不允许动，里面跟现代厨房一样。如此，老的一代很满意，年轻一代不满意，年轻一代要盖新的。第二个办法是盖新的，而且是在村子里盖，必须按老样子盖。

浙江有一个土政策：盖新房子不能超过三层，必须要有玻璃和白的码头墙，这几条是当时浙江古村落房子的典型面貌。大部分老百姓这样听从，少数老百姓不干：为什么限制我干三层楼，就要盖四层楼。

按《宪法》、《物权法》来讲，你不能限制老百姓，除了是文物建筑，《文物保护法》介入，作为一般老百姓，你不能够限制他，因为是他的私有财产，现在只能说服，所以矛盾比较尖锐。

△ 曾经很有生活气息的图景，在如今的农村已经少见

还有一个办法是另外找一个地，新建。比如故宫，空出来变成陈列馆，这种做法可以避免老村发展的矛盾，但有两个问题：一是人走了，村落没有生活气息，原来粮食收后，玉米、辣椒都挂在外面，变成一种农村的景观，现在没有。当地官员说可以弄，到秋收时挂起来。我说那是布景，不是真实的生活，这是第一没有生活气息。

△ 周庄是闻名遐迩的江南古镇

第二，中国耕地缺少，不可能所有的村落都给他另外一块地给他盖房子，国土局不会答应。所以浙江规定除非是国宝单位、国家一级保护单位、国家一级历史文化名村，才批你地盖新房子。这里面的矛盾很多。在实践过程中有许多做法需要在实践中总结，周庄保护得很好，大家认为周庄毁了，经过我的两次调查，我认为周庄保护得很好，周庄没有毁，你认为毁了可能是人太多，人一走还是老样子。

乡土建筑消失速度很快，有它不可避免性，因为它生活在变化，不可能完全保护。但我们要力争大家理解乡土建筑的价值，所以我现在出去做讲座相当多数是讲乡土建筑，乡土建筑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它有它的优势，让大家理解它的价值所在，保存它，这是一方面。

另外有些地方要在平地上重新建乡土建筑，那是他创作的东西，我们无权干涉他，他征求意见我们可以帮他们做得更好一点，做得乡土建筑更像乡土建筑，属于新的一方面。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是古诗里描绘的乡村画面，令人向往。

“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荒凉得像世界的最后一家。这条路，这小村庄容纳不下，慢慢地没入那无尽的夜里。”这是现代诗人笔下正在消亡的村落，让人惋惜。

“古村落的保护，比保护一个故宫更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曾慨叹。这也不难理解，古村落星罗棋布，而故宫只有一个。 ——题记

古村旧巷老人家。记者 王斌来摄于江西婺源汪口村　　

积淀着几千年文化氤氲，传统村落有我们民族的魂、文化的根。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很多传统村落曾引以为豪的地貌、特色民居和生活方式，被渐渐湮没。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南方古村镇发展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梁洪生，用25年时间跑遍江西所有市县，不无痛惜地说：“南昌的安义古村落群，是江西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就是这样一个发现得比较早、原本应该保护较好的点，却因为经费不足，村里很多木屋已经腐烂。如果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可能很快就会消失。”

传统村落保护，难在哪儿？难在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建筑，更涉及文化、民俗、生产、生活等；难在你必须与时间赛跑，进行抢救性保护。然而，你还没钱。

“缺钱！没有钱，很多古建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倒下去。许多古村落、古建筑，也许你去年去还在，今年去就没了。”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如此回答。

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因为过去开发少、发展慢，所以存留的古村落较多，但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没钱。

国家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给予300万元的补助。但这笔钱在一栋房屋动辄上百万元的维修费面前，远远不够。

更让人担心的是，缺乏资金引发“建设性破坏”。“本来是明清的砖，结果一换就没了。有些房子木柱被白蚁蛀了，老百姓没钱买木头，只能弄个水泥柱。”一位经常调研古村落的住建系统人士颇为痛心。

“第一任务是抢救，刻不容缓。”江西省住建厅副厅长曾绍平呼吁。一些受访的专家、干部群众建议，对于濒临倒塌的古建筑、古构筑，要整合资源，以有限的资金做更多的事情。

如何整合？如何跑赢时间？如何做更多的事？

山野阡陌间，炊烟缕缕，茶香袅袅。粉墙、黛瓦、马头墙，一幢幢徽派农家院落，与绿树清溪点缀辉映。“梦里老家”婺源，宛如一幅素雅的山水画。

“婺源，村村如画，步步是景。”土生土长的江西婺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炬星颇有文化自信，“全县境内现存古建筑4000余栋，是名副其实的明清古建筑群博物馆。”

古建家底雄厚，保护不能滞后，婺源致力于以原生态的方式保持原住民的生活。

“要古意盎然，科学规划、注重保护传承是关键，我们把全县3000平方公里作为一个‘徽派建筑大观园’来建设和管理。”婺源县委书记周遐光说。

——对明清徽派古建筑，修旧如旧；

——对新建房舍，“改徽改古”，最大程度地保持原有的街巷肌理和建筑风貌；

——对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村落，因地制宜地规划自建新区，以满足村民改善住房的需求。

为此，婺源县2013年拿出1亿元财政资金。

规划部门组织建筑设计专家，按照徽派建筑风格设计出几种方案供村民选择。

“老百姓如果想建新房，必须按照设计图来盖。”婺源县城乡规划局副局长汪季伟说，“新房从外面看起来与当地文化相符，只是在内部对卫生间等设施加以现代化改造，以保证徽派建筑整体风格上的统一和历史风格、文化特色的延续。”

同样是为了保持原貌，离婺源不远的安徽泾县查济古村，采取的则是将传统村落与商业开发分开规划的方式。

入村处，两排崭新的徽派小楼夹道而立。石板街两边的楼房多为商店、饭店和客栈。沿溪而上，直到看见一处石板桥，才是査济老村所在。溪水两边，是伫立了数百年的传统民居。

尹建生是泾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査济是他最爱拍照的地方。在他眼里，査济这些年没有因为发展旅游“改变自我”。

旅游配套都在村外，入村基本没有商业。査济景区管理处副主任査从俭说，査济有明代建筑80余处、清代建筑109处，不任意搭建，不随意翻新，破落的地方原样修复。“保留原生态，是我们査济人最大的愿望。”

对参观者而言，古村落越原始越有味，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希望生活得更舒服、更现代化一点。

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査济“古村只做减法，村外可做加法”，在村外划定范围，设立新区，建设与古村落相协调的新房，既解决群众需求，也满足旅游配套。

随着社会发展，古村落的人居环境已不能满足现代人对居住条件的需求，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不可缺少。“切忌大拆大建和盲目整治，应充分利用古村落原有地形、建筑风貌，营造古村落风情，彰显农村田园风光。”梁洪生说。

山雨甫过，肇兴河水急了起来。对歌的声音从寨子里飘散出来，伴着流水淙淙，若有似无。

肇兴侗寨所在的贵州省黔东南州，是全国苗族侗族人口最集中的民族自治州。得益于民族村寨保护政策，这里的古建筑群和民族文化被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下来。

“全州共有276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在全国前三批2555个传统村落中占10.8%。”黔东南州住建局局长吴春说。然而，骄人的数字掩不住背后不乏尴尬的现实：大量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村落景观保存相对完整是基于当地的欠发达，大多村寨处于自然保护状态。

有关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大量的传统村落分布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有的老建筑被废弃了，许多传统文化习俗面临衰落和断裂之虞。

“针对这种局面，贵州选取部分交通条件较为便利、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发展旅游、民族手工艺品、特色食品等，探索一条保护、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贵州省住建厅副厅长杨跃光表示。

2014年1月，肇兴侗寨作为少数民族风情旅游景点，开始售票迎客。“没想到唱大歌还能赚钱。”64岁的陆海英是村里的老歌师，如今有了新任务——将原本用于娱乐的侗歌、侗戏搬上舞台，展示给游客。

“自家织的布，染料用的是山上的植物，纯天然，很受欢迎。5丈就可以换500块钱。”陆勤美一家就是肇兴开发的受益者，日子不是宽裕了一点半点。

如今，寨子里像陆勤美这样开店的群众有100多户，主要从事旅馆、土特产、饭店经营，以及歌舞表演等。肇兴景区管委会主任石斐介绍，2014年以来，游客接待量已达1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6000万元。

古村落，作为一种极富吸引力的文化旅游资源，正成为许多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传统村落也因为有了收益，而有能力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

福建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处长苏友佺认为：“通过旅游开发产生的经济效益，激发村民对古建筑、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增强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有利于村落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促进村落保护。”

和肇兴一样，査济从事旅游经营的村民达到千余人，带动了当地40%的农户就业。査从俭坦言：“靠旅游增加的收入，与老房子的维修费相比，仍然杯水车薪。”

目前，很多地方修复一幢老宅子平均耗资百万元左右，一年的日常维护费用也要几万元。重压之下，古村如何展新姿？

“婺源鼓励投资商以租赁的形式保护古建筑，在租赁期内投资商按古建筑保护要求，负责修缮、维护。古建筑业主从中既可得到租金，又省去了高额的维护费用。”婺源县网宣办主任郑清源说。

如今在婺源，一些旅游业主集中承租了大量古建筑，对它们实施修缮维护，作为旅游产业来经营，力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历经百余年风雨侵蚀，婺源花园村“九思堂”，梁木腐朽，门窗油漆脱落，尽显沧桑。2009年，屋主江文昌另建起新房，全家搬迁。2010年下半年，婺源尚逸轩度假公司总经理吴志轩和两个伙伴与江文昌签订了租期40年的协议，对九思堂进行修缮。修旧如旧，融入文化元素，大到家具，小到地图、钥匙扣，都体现出婺源和徽商文化特色。九思堂徽商文化度假古宅一开张，就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

“为了做到对古村落资源合理利用，适度开发，有效保护，婺源鼓励‘以开发带动保护，以保护促进开发’，村集体和村民在开发中增加收入，形成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周遐光说。

毗邻昭陵博物馆的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始建于北宋时期，主打“关中风情牌”。2007年，袁家村“荟萃”本村和附近村庄存留的“老传统”，成为关中民俗文化的聚集地。

“永泰和”布坊、“五福堂”面坊、“德瑞恒”油坊……一条长约千米的青石街上，各种手工作坊令人目不暇接。

“活着的关中文化”是袁家村的主打特色，而这里最独特、也最吸引人的是“体验”：在布坊，你可以亲自动手，尝试一下纺线、织布的乐趣；在辣子坊，可以自己烧一勺热油亲手做一碗油泼辣子，夹一个袖珍的饼子，一口吃掉；在油坊，可以看到菜籽油从油坨中被挤出……

“我们提供的是鲜活的文化体验，而不是冰冷的仿制建筑。这里都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让关中手艺得以原汁原味地传承。”村委会主任郭占武说，袁家村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搬运工”的角色，将关中民俗文化从散落的各处归集到一起，使濒危民俗得以保存和流传。

作为乡村社会的生活空间，传统村落存储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囿于传统村落的建筑保护，不仅要保护外在“筋骨肉”，更要传承好内在的“精气神”。

福建省福安市有一个廉村，行走在寓意“方正刚直”的青石古道上，不时能看到各种古老牌匾、对联、照墙等历史遗物，整个村庄散发着浓郁的廉政历史文化气息。“唐肃宗为嘉许薛令之廉洁清正，而敕封他的故乡为‘廉村’、水为‘廉溪’、山为‘廉岭’。”村里的“义务讲解员”、老支书陈木成如数家珍。陈木成说，他们带游客游览，会详细地解说历史和文化，这些祠堂、老屋不仅是文物，更是历史课本。

“传统村落保护，不仅要保护物质形态的古建筑，也要注重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古建筑是古村的躯干，非物质文化才是古村的灵魂。从文化的内在价值着手，可以听见文化的声音。”福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吕增华介绍，每年有3万多党员干部在廉村接受廉政文化教育，廉村前不久入选福建省廉政教育基地，以后来参观的人会更多。

“附丽在古村落上的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化的庞大载体，也是许多从福建走出去的华侨华人、闽籍台湾同胞的原乡。”福建省住建厅副厅长王胜熙认为，古村落保护不仅在于物质层面，更在于文化和精神层面。

究竟如何让传统村落真正“活”下去？在安徽泾县文广新局局长朱代胜看来，村民才是古村落的精魂所在。査济的保护，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留住原住民，从而推动传统村落的持续发展。如何留？査济的办法是强化保障，带动群众致富。“帮助村民缴纳合作医疗参保费，给予居民房屋翻漏定补和维护的差额奖补。”査从俭说，县有关部门还对村民开展旅游知识和技能培训。

“如果村民都不知道自己身边文化的价值，不认同、不热爱，谁还会真心去保护呢？”在千年古村福建屏南漈头村，今年67岁的张书岩说。

张书岩是地地道道的漈头人，退休前任屏南县旅游局局长。为了抢救村里的古文物，唤起人们的记忆，老张退休后在村里租借了11座明清风格的古民居，筹建起一座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耕读文化博物馆”。

茶壶、油灯、榨油坊、斗笠、蓑衣、年糕印模、种子竹筒……农耕时代所有的生产生活用具，在博物馆内几乎都能找到。

这些都是老张挨家挨户收集来的，有些年头已经很久了，可以追溯到明清。“很多年轻人对老祖宗的这些物件基本没有印象。说实在的，馆里展示的这些物品，绝大部分并不珍贵，但都是村里的生活点滴。许多东西要是再晚几年去收，就见不到了。”为什么这么做？“一方面是想为自己和后代留住乡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唤醒村民的保护意识，让大家都能自觉地参与保护。”老张说。

记得住乡愁，道出了人们对乡土气韵、桑梓情怀和历史记忆的依恋与渴望。

目前，全国多数地区的古村落保护均“自上而下”，往往缺乏村落的视角、村民的视角，忽视了村民这一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主体。费尽心力保存下来的古村落、古建筑、古文化，不只是给旁观者、过客准备的，更应是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准备的。

多位受访者表示，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仅停留在政府与专家层面上，更应是村民的自觉行动；不是违背社会发展单纯“复古式”的保护，而是兼顾传统文化传承与村落经济发展的保护。

“文化只有首先被它的拥有者热爱才会传承。要保护好传统村落，必须发挥群众的力量。宁德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闽东文化大观园》栏目，专门聚焦本土古村落，就是为了让村民认识保护传统村落的价值和意义。”宁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姗娜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变政府‘主导保护’为全社会‘共同保护’，让老百姓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

对于如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保护传统村落，古村之友的汤敏村长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见解，汤敏村长一直从事乡村公益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累了大量乡村振兴工作的经验，总结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模式和方法。

近年来，汤敏村长不断总结乡村振兴实践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切实可行的“善村模式”，深入挖掘人心向善的力量，用善良凝聚人心和人气，让村村有慈善，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近年来，乡村振兴成为了重要的国家战略，“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具体举措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标志着乡村振兴事业进入到了新的阶段，由强调物质建设到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由外在美走向内在美。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位一体的乡村振兴要求更加均衡与具体，“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这两块短板在新时期的乡村振兴中，如何通过理论创新带动实践创新显得迫在眉睫，乡村经济、文化、社会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风险越来越突出。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这些领域的新风险与新机遇，提出了基层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自治德治法治”的融合目标，这些风险、要求、目标都急需一个广泛共识的理论和切实可行的操作路径来回应，这是“善村”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善村模式的全面解读，请点击下方图片查看文章《解读善村模式及其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性意义》

上善若水、积善余庆，善良是中华民族最接地气，也最广为人知的社会智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殊历史时期，善良未能得到充分地弘扬，在乡村振兴进入新阶段的历史契机下，扬善成为了社会进步、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善村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善村模式最大的优点是通过公益志愿服务，完成了乡村新乡贤组织的振兴，新乡贤的振兴回应了人才振兴这一最大难点，也就因此引发了系统性的全面振兴。

从传统中吸取智慧，从问题中启迪方法、从未来中设计蓝图，逐渐丰富善村的内涵和操作办法，形成一套理论深厚、现实易行的善村创建路径，期待祖国大地上每一个村庄都成为善村，善村先行、感染善城、成就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