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历史建筑的辩证 ——《建筑遗产的寓意》述评

《建筑遗产的寓意》（L’allégorie duPatrimoine）由法国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çoise Choay）著于1992年，作者凭此书获得了法国政府1995年的遗产国家大奖（Grand Prix national du Patrimoine）。萧伊于1925年诞生于巴黎，是巴黎第一大学、巴黎第八大学和法国城市规划研究院的荣誉退休教授，也曾执教于美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的高校。身为20世纪60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一代法国学者，萧伊拥有经典哲学与美学的教育背景，擅长文本研究。这为她日后逐渐从艺术批评过渡到建筑史、建筑及遗产保护理论、城市问题等课题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许正因如此，与其他遗产保护著作相比，她的书也充满了对人性本身更加形而上的探讨。

本书中，萧伊以时间序列的方式叙述了从15世纪人文主义启蒙时期直到成书的当代，建筑遗产保护理念的形成和演进。但与尤卡·约基莱赫托（Jukka Jokilehto）所著，被遗产界奉为经典教科书的《建筑保护史》不同的是，萧伊并不想建构一个严谨的遗产保护学术史，而是通过建筑遗产，或是书中所述的“历史性纪念物”（monument historique）这一载体，对历史遗产的概念、用途及其影响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借此对当代城市和建筑的发展进行深刻的反思。萧伊将遗产视为一面镜子，镜中反映出的影像是当代人对历史记忆的解读。萧伊对历史遗产的兴趣源自于她长期以来针对当代城市发展的思考以及对此作出的强烈反应，尤其本书的后面几个章节，她毫不掩饰对当代建筑遗产和城市发展趋势的担忧，并认为恢复她所说的“建造能力”是面对历史性纪念物的恰当态度，只有这样，才可能启发符合人文主义精神，并富于创造力的城市发展方向。

本书展示了作者严谨而深厚的学术功底、犀利的观点和文学性的书写，无论阅读原文还是英译版，都能对此有所体会。但非常可惜的是，尽管这本在法国被视为经典的遗产保护文献在2013年就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但中译本并没有呈现出萧伊原著的精彩之处，生硬钝涩的翻译使得阅读并不流畅，对一些专业名词的中文译法和使用不够规范，原文同一词汇在中文译法上也经常不连贯，造成一些理解上的困难。译本存在的这些问题，是这本著作至今没有在国内产生更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在此语境下，笔者撰写这篇述评，意在尽可能还原和解读萧伊书中的主要观点。

作者在书的开篇，基于李格尔《现代的古迹崇拜》（Der moderne Denkmalkultus: sein Wesen und seine Entstehung）里关于纪念物价值构成的理论，来解释纪念物（monument）与历史性纪念物（monument historique）①两个名词的概念定义，由此切入本书的综述。文中指出，两者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纪念物是一种为了记录“时代与记忆的关系”的精心创造，历史性纪念物的创造初衷却不一定具有这个目的，其纪念性意义是由后人产生的历史共识赋予的。作者认为这种被某些群体（包含历史学家、文物爱好者等精英知识份子）所建构，进而被广泛认可的历史维度视角，是催生西方历史遗产概念的关键原因。

本书虽然以保护史的形式书写，但无论是论述时间段的选择还是历史事件的选取，都意在论述作者的观点。例如第一章《人文主义与古代纪念性建筑》开篇的第一句就以坚定的态度断言历史性纪念物“约于1420年诞生于罗马”，其契机为天主教廷于1420年重回罗马的事件。中世纪文化上的断层，以及面对衰败的罗马遗址所产生的情境反差，促成了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对古典时期文化价值的再发现。当然肯定并不那么绝对，萧伊也提及，中世纪已经产生了主要针对古典文化（希腊、罗马）的历史兴趣，包括被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称为“文艺重现”（renascences）的一些地区性、短暂而不全面的“小文艺复兴”现象。包括历史性纪念物的概念在内的相关意识形态的产生，是一个逐渐积累延续的过程，复杂并且难以精准定性。萧伊特意点明如此明确的时空点，是想借特定的历史事件来阐述本书中一直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因距离感和美学观察方式所产生的历史维度视角，是构成历史性纪念物概念的先决条件。

古代建筑在这种历史维度视角下所产生的价值可分成两个方面：首先，古建筑作为一种第二媒介载体，印证了文献媒介的历史价值，人文学者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历史遗存的本体，而是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性内容；另一方面，当复兴风潮由人文学者引领起来之后，艺术家们开始对古建筑的形式产生兴趣，古建筑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开始体现出其本体的艺术性价值。这种在人文学者与艺术家之间迸发的历史与艺术疆域的“双向渗透”，使古建筑产生了新的价值维度。

无论以何种视角来看，这个时代欧洲已经开始出现因为对历史遗存有着共同兴趣而展开研究和收藏的“古物学者”②，他们由遍布西欧且背景和学识水平不一的艺术和历史爱好者组成，以知识分子和权贵集团的成员为主。这一时期，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尚未发展到付诸行动的地步，但在启蒙时代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对于构建知识体系的工作有着高涨的热情，这些早期自发组织的学者也开始对所收集到的可移动历史文物和不可移动的文物建筑与遗址等进行图像化与档案化的汇编工作，奠定了后来博物馆学、建筑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

由于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历史三阶段（古典时期、中世纪“黑暗”时期、近现代“文艺复兴”时期）学说的影响，学术界将古典文化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制高点，中世纪文化相对被贬抑。当时的古物学者竞相对希腊和罗马遗迹进行调查和研究，主要位于意大利的罗马古建筑和遗址也因此被视为历史性纪念物的最高殿堂。而这样的学术背景也使一些欧洲学者逐渐开始对自己国家的地域建筑产生兴趣，并将其视为地方化“国家古物”的象征（尤以哥特式为代表）。这也可视为其他欧洲国家对意大利处于领先地位的历史文化话语权的一种抗衡。

另一方面，启蒙时代开启了知识获取与美学体验的民主化过程，在此背景下，对于艺术和古代文物的热爱不再为特权阶级所专有，而逐渐演变为公众共享。于是，现代博物馆模式的雏形开始显现，遗产的概念也开始包括公共服务的含义。

萧伊虽然在书中试图解析历史性纪念物这个源于“西方”的概念，但她的论述主要聚焦于少数几个西欧国家的关键性历史进程。前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历史性纪念物概念的建立，以及对于古代文明的历史性和艺术性的认知，可以说主要是围绕意大利古罗马时期的遗迹展开的。而书的后半部——历史性纪念物的构建及其保护，则完全基于现代化的条件而产生。作者主要以因大革命而发生巨变的法国为典型事例，来说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乃至全球在历史遗产的议题下，面对相同的问题和相似的发展历程时所共有的思想观念（mentalité）。

① 中译本先后用“历史性纪念物”“历史纪念物”“历史纪念性建筑”和“历史遗产”等词翻译“monument historique”这一概念，而不同词汇的运用随意性很强，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互换。本文除引用中译本原文的情况以外，统一采用“历史性纪念物”的译法。

②“古物学者”一词法文原文为“antiquaire”，译者注释称，其早期含义为“爱好及研究古董的学者”，在现代法语中的含义为“古董收藏家”。《法汉辞典》将其古代用法释为“考古学家”。为和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家有所区别，中译本将其译为“古物学者”，对应学科译为“古物学”。本文沿用中译本的译法。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全面翻盘，也全面更新了历史性纪念物的概念。宗教机构和王公贵族等特权集团创造的教堂、宫殿等宏伟的历史性纪念物被剥夺了其私享的产权意义，成为被全体国民所继承的共同财产和责任，奠定了现代“国家遗产”概念的基础。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是对一组财产整体抛弃的宣示行动，通过给国家遗产加上某种被推倒的标记来毁掉其形象”[1]58。破坏主义虽然带来了大量的物质损坏，但也给历史性纪念物的保护带来了必要的推动力。暂时的暴力破坏之后所留下的伤痕，让公众清楚意识到艺术、知识和意识形态必须有所区分。历史性纪念物被赋予了主导性的国家价值和教育、科学、再利用等实用价值，并且面临两种情况：可移动物品被转移到博物馆和陈列馆，服务于国家教育；不可移动物品（建筑物）因为大部分不能被博物馆化，只能在再利用和毁坏之间艰难抉择。萧伊高度肯定了大革命对法国历史性纪念物保护实践转向的直接影响，认为其“标志着法国在历史性纪念物的产生及其保存方面第一次创新性的干预活动”。[1]65

在此之后的19世纪，工业时代的来临将历史性纪念物推向一个不可逆转的定位，这也是继前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第二次历史距离感的建立。工业革命前后的城市空间、生活和生产方式，包括建筑的营造技艺、形式，甚至使用功能都被彻底改变，时间被人类技术所吞噬，历史的断裂再也无法弥合，而在工业时代以前所创建的历史性纪念物更因此正式确立了其不可再生的遗产特质。与此同时，一种与主导性国家价值无关，而由浪漫主义所启发的，从景观维度上对历史性纪念物的审美也在酝酿中。这是一种人人都能享受的感性认知，一种纯粹发自个体直观艺术享受和浪漫情绪的美学情感。基于这样的历史断层和感性的审美维度，以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为代表的反干预主义学派对历史建筑怀抱着宗教般的狂热情感，开展了基于记忆情感的探索，并给手工劳动以普适性的价值认可，坚决抵制现代工业社会对历史遗存的污染。

同样基于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历史距离感，工业城市空间的剧烈转换所造成的差别效应还构建了历史性城市遗产的概念（在此之前，建筑领域的历史性纪念物原本只限于单体建筑或建筑群），也由此进入了萧伊最关切和擅长的城市议题核心。她先借由拉斯金和伽米奥·西特（Camillo Sitte）的观点介绍了城市肌理的概念，认可了历史城市环境内相对简朴和非纪念性的民间建筑之于整体环境的价值，由此拓展了历史性纪念物概念定义的空间尺度。萧伊也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对法国风格性修复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的核心理念进行了新的诠释。她认为维奥莱-勒-杜克的思想并不是要保护过去，而是基于“未来的乡愁”，基于历史假设而进行的一种对于当代建筑的探索。接着，萧伊进一步提及了意大利规划师乔万诺尼（Gustavo Giovannoni）的城市保护规划理论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的小尺度城市历史片区作为一种城市形态，嵌入在当代或是未来超大尺度的城市发展中，依然能够维持和发挥其“现在”的社会价值和“过去”的遗产价值。

至此，我们看到了在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历史性纪念物和历史城市转换为建筑遗产和城市遗产的过程，而在步入20世纪中叶以后，全球化的战争和经济贸易模式更将遗产的概念从国家层面上升到普世的层面，尤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名录的建立为代表。随着遗产理念越来越多元，遗产的定义和类型也进一步拓展，并越来越复杂，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妥善回应拉斯金和维奥莱-勒-杜克等人对于历史延续性和现代渗透性的争论，就已经要面对新一轮的历史遗产及其保护的问题了。萧伊在书中总结出两个当代最突出的现象：历史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以及一种近乎无限拓展性地囤积历史遗存的“诺亚情结”。

历史性纪念物从私享私藏到促进知识体验民主化的公民共享，再演变成一种消费历史的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已经脱离作为大众利益产品的单一功能，牵涉到多方利益集团的复杂运作。对于文化与遗产的产品化、商业化所带来的影响，萧伊给予了猛烈抨击，并对遗产类型以一种近乎无选择性的方式进行拓展的趋势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对文化遗产物品的选择性的观察或处理，不再有助于奠定一种被动态地构建起的文化认同。它们趋向于被被动的自我观照及对一种类属认同的崇拜所替代……遗产因此将失去其建设性的功能而有益于一种防御性的功能，这一功能确保了对一种受到威胁的认同的追忆。”[1]150她将这一现象形容为当代人的一种自恋行为，并归结于针对现代社会正经历的超速和超尺度转型所引起的认同危机的一种“求救方式”。她认为电子信息时代的技术革命对于城市和建筑，对于人类自身的行为能力都有不可逆转的巨大影响。当技术可以将我们从先辈们所受到的建造制约中解放出来，城市成为大尺度的网络社会，建筑变成这个网络系统内可插入或替换的功能技术产品，人们便不再需要考虑其与地方性空间的关系，从而造成了建筑物与周边环境和肌理文脉关联的消失。这种建造趋同性引起的恐慌和失落促使我们用非理性的态度让遗产概念的外延不断膨胀，将历史进程中具有共性的文化建构与宁滥勿缺的记忆收集混为一谈。对此，萧伊提出了恢复人类“建造能力”的理念，这是经由“记忆和历史的辩证冲突，通过有意识地忘却的实践”[1]161学习和吸取历史建筑的内涵，从而建立和触发人类活动与土地联结的有机记忆，重拾曾有的建造创造力。她认为这是遗产真正的共时作用。萧伊把遗产比喻为反映21世纪西方历史建构进程的“一幅寓意画”，寄寓了历史性纪念物对于当代，甚至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

但是，现实是否真如萧伊所描绘的画面？我们是否真的因为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达而失去了具有文脉的建造创造力？遗产是否真能成为解决这一危机的指路灯？从萧伊成书至今，西方城市发展已经走向相对稳定的状态，前工业时期的建造传统只流传于拉斯金和莫里斯等人的文字回响，萧伊甚至以此断言，在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乡村类遗产的保护是无法解决的，甚至注定要消失。但人类的建造创造力似乎并没有如她所预言的走向丧失鲜明地域文化的末路。世界上许多其它地理文化区域都正在经历各自的现代化历程，在一些地区，传统建造能力和现代生活的延续性并没有如西欧国家一样，遭遇不可跨越的时空断裂。当然，在中国，“千城一面”的高速建设屡见不鲜，传统村落也在不断消亡，这些现象足以证明萧伊的担忧还是成立的。另一方面，萧伊也警示了遗产崇拜所造成的迷思，她认为这会进而羁绊人类城市建设中有益的前瞻性发展。中国现今大量的仿古建筑活动，乃至历史城市和街区中的大尺度“历史复原”建设，也印证了这一点。然而，正因为人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危机，如此一系列的反应才会被触发。因此，对于历史性纪念物的解释，和其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不断受到挑战，并不断被重新定义。对于不同的文明背景来说，在当前更为复杂和快速变化的全球化信息时代的条件下，更开放和多元的文化遗产定义和历史记忆的保存收集，也许正是探索未来发展方向时所需要的。

参考文献

[1] 弗朗索瓦丝·萧伊.建筑遗产的寓意[M]. 寇庆民,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本文选自《建筑遗产》2016年第4期 

作 者｜李光涵

李光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博士研究生

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项目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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