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清华同衡规划播报（ID：InfoTHUPDI），欢迎你关注他们
导读：读
本期乡村观察小组于2019年春节前后深入探访了北京清河地区的城中村——朱房村。之所以聚焦在清河地区，是因为自从2017年底北京疏解人口，城中村的空间形态和人口构成都发生了巨变。朱房村地处北京城区边缘，社会功能极其复杂。既有高精尖的科技园区，又有落后的城中村，人口构成既有高收入群体，也有低收入的外来打工者。清河作为城乡结合部，内部发展十分不均衡，而城中村往往成为城乡发展融合的矛盾点，而这恰恰是当今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缩影。
作者：
赵世娇，清华同衡总体规划四所（村镇所） 规划师
董悠悠，清华同衡总体规划四所（村镇所） 主创规划师
朱房村，隶属清河街道朱房社区，目前共有居民1100户，3000多口人，位于北五环路以北。
随着近年来北京道路交通如火如荼地建设，朱房村的交通位置变得越来越重要。村庄紧挨着北五环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清河五彩城购物中心。村庄北侧的朱房路-清河中街沿线为清河和上地区域最重要的商业街道，生活气息浓郁。
朱房村建设历史悠久，据考证始建于清代，村内曾有1公里长的汉代城墙遗址。朱房村的名称也源自清代乾隆年间，据传乾隆皇帝曾在此养猪而御赐“朱房村”。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来人口聚居于此，以河南、山西、河北、安徽人为主。尤其是河南人，在朱房村形成了打工“传帮带”的小团体，通过儿女带父母、叔叔带侄子各种社会关系带来了大量外地“老乡”。自2000年始，这里却成了远近闻名的城中村，村内有大量群租大院和违章建筑。朱房村有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两条主干道，多年来违建肆无忌惮地在街边生长，原本十米多宽的马路，有的地方被侵占得仅剩下三四米宽，小商店、小餐馆、小理发店，甚至黑幼儿园、黑诊所在主干道两侧一字排开。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村内衍生出了各种没有营业执照的理发、餐馆、维修服务，在混乱中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内循环。
2015年朱房村街道（来自北京晚报2017年7月17日）
近年来，中关村地区科技产业的北移带动了清河-上地区域的崛起，建设了多处院校、产业园、居住区和商业配套。如今，村庄形态已经被城市功能团团围住，研究范围内仅剩七个城中村如同城市碎片般被遗落在城市角落里。
纵观村庄周边的城市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切分成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上世纪50-70年代，清河地区为城市的工厂区，为城市制造各种生活用品，如毛纺厂、加气混凝土厂等；70年代后期到2000年之间，清河地区城市发展非常缓慢，而工厂逐渐倒闭，使该地区逐渐衰落，村庄的形态和生活方式却依然根植于这片土地上；而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13号线上地地铁站的开通，清河地区被一夜之间拉进了城市通勤圈以内。新的产业、高档社区以及配套服务业迅速吞没了这片区域。
在改造前，朱房村的混乱跟每一个城中村一样，既包括了交通停车、基础设施、居住环境，也包括了村庄治安、管理等多方面问题。城中村是一个熵值很高的地区，朱房村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既存在着村庄普遍存在的设施不足、居住环境较差等问题，也夹杂了交通拥堵等相关城市病，治安管理不到位也加剧了村庄的混乱。但与此同时，朱房村既可享受城市的便捷设施也有着村庄天生的人情味。
2017年，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的大火引起了全社会对城中村居住安全、私搭乱建问题的重视。与此同时，朱房村也被北京市列为重点城乡结合部重点治理地区。此次整治工作共涉及违建拆除的38个点位2000余平米、开墙打洞130余处，按照“拆除违法建设、清运建筑垃圾、封堵开墙打洞、粉刷楼体墙面、拓宽城市道路、修筑人行步道”六步走的方式，对朱房村风貌进行了整治，同时疏解群租大院。
经过综合整治，朱房村面貌焕然一新，安全隐患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整治后的朱房村清除了街道两侧的小商贩，拆除了大量的违建、商店牌匾，梳理了乱停车的问题。街道变得整洁、清晰可见。与此同时，还增设了电动自行车充电柜，推动了煤改气，修建了垃圾站、消防站，改善了公共厕所，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村内的设施情况。
但是，村内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烟火气，曾经各种人群、业态聚集的“生态系统”也被打破了。在村内居住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河南老汉感叹到：钱挣不到了，生活也不方便了······
村内市政设施虽然有所改善，但需要人们自费改善的环境依然陈旧破败，需要依靠管理来提升的方面依然不见成效。为防止漏雨在屋顶加盖的塑料薄膜、混乱的群租房、随意乱倒的垃圾……这里没有户厕，人们只能去上公共厕所；这里没有村庄应有的院落，人们只能把衣物晾晒在路边；这里生活空间很狭小，杂物只能越堆越高；这里生活节俭，纸箱、水瓶都收集整理······
即便是这样，打工者也依然觉得在这里生活比在农村老家好多了。“房子虽然小，虽然破，但是一进屋是暖和的！”一位受访者说道。
生活在朱房村的居民多半来自外地农村，听口音有河南、山西、甘肃等地方，河南口音较多。从事的行业包括车辆维修、商店售货员、快递员、小商小贩等等，包罗万象。
在对居民访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有两个共性，一是防备，二是缺少认同感。面对采访，他们很难对我们敞开心扉，总怀疑我们是来“赶走”他们的。尤其是一些违规摆摊的商贩，由于长期被城管赶来赶去，面对陌生人习惯摆出一副冷漠脸，摆摆手。如果你问他们是不是本地居民，恐怕没有一个会赞同，哪怕在这里居住十几年的居民，也始终把自己当做外人，这里发生的一切仿佛与他们无关。
通过对村内本地北京居民的调查，我们了解到他们对风貌整治多半是赞成的。因为人少了以后，道路通畅了，环境变整洁了，城市管理也更加有序了。他们中一些人认为这些外地打工者扰乱了北京的秩序，占用了他们的生存资源，适当的控制北京外来人口数量是合理的。
但是，据了解，村内真正居住的多是外地人，整治前的朱房村外地人更多，更拥挤。村庄原住民并不多，本地人多搬到北京的其他地区住进了楼房，他们的身份只是“房东”。棚改后的朱房村，人变少了，房租却没降，因为房东只是换了一批房客，总有新的外地人愿意为高房租买单。
对于这些外地人，我们采访了很多当地居民，他们的情况有很多相似性，正如下面两位采访者所说：
一号被采访者：
他来自河南营口，52岁，在朱房村十几年，年收入估计在2万上下，远低于北京最低收入标准，房租每月500元。
来北京的原因是投奔老乡，目前跟老伴在北京生活。在村内从事自行车维修，老伴干保洁，孩子在老家卖电动车。曾经以街边摆摊为生，售卖各种商品，后由于朱房村清理无证经营商贩，只能在朱房村内摆个小摊做自行车维修，至今仍时常被城管赶走。
关于未来，采访者说近年来由于大量打工者的离去，自行车维修生意也日益艰难，随着年龄增长，所能从事的行业越来越有限，只有保安的工作还有些机会，年后他打算去试试看，不行就考虑离开北京去南方城市讨生活。
谈及回家，他说他并不想回去，家里有地只能种玉米小麦，连燃气都没有通，近年来村里也不让烧煤了，取暖都成问题。如果北京待不下去，他宁愿去天津、保定这样的城市谋生，也不会考虑回家。对于孩子，他觉得孩子负担也很重，还要养自己的小孩，养老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
一号采访者的摊位
访谈完，我们提议拍张合照，但是这位被采访者由于是违规摆摊，他甚至不愿意让我们拍一张跟自己摊位的合照。
二号被采访者：
他来自河南周口，57岁，在朱房村已住两年，“北漂”历史近二十年。与村里其他人相比，他看上去收入还行，目前房租每月1000-2000元。
80年代因为超生，从河南投奔在京的亲戚。过去二十年里，他曾经从事过车辆维修、商品销售等各行各业，一直跟老伴在北京打工，目前是快狗打车司机，一天工作12个小时。孩子由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目前送回老家读高中，老伴在五彩城沃尔玛超市打工。今年由于五彩城的沃尔玛关门，老伴面临失业的危机。
关于未来，随着年龄增长危机加重，打工机会越来越少，想要学门手艺做烟机维修，但要交三万多的学费，考虑到自己年纪已大，新行业也干不了多少年，不想再继续投入。未来如果实在没有工作，只好去应聘当保安。
对于老家，他很乐观，他说老家都是现代化农业，种地比以前轻松多了，实在不行回农村养老也挺好的。他的孩子从小在北京读到初中就被劝退回家上了高中，长期与孩子分离导致父子感情日渐疏离。
采访前我们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支撑这些人忍受这里脏乱的环境、高昂的房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和家人的分离呢？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答案其实是“暂住”。这些打工者认为自己早晚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他们真的只是暂住吗？根据我们的调研，住在这里的居民，少则两年，多则二十年，为数不少的人已经居住了五年甚至十年，这样的时间长度实际上并不是暂住。
而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他们又能去哪里呢？他们的回答是只能回老家。但当问到未来的打算时，却少有人认真地把回老家列入计划，他们始终寄希望于在城市找新的机会，“老家”只是一条始终存在却鲜有人走的“退路”。其实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回老家是被动的选择。当初这些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就是想要在城市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如果城市呆不下去，如今的他们是否还能适应农村的生活？
在中国，每四个孩子中就有三个在农村地区长大，对于打工者来说，孩子是联系家乡和城市的纽带，因为心系孩子，所以多了一份对家乡的牵挂，也因为孩子的嗷嗷待哺，才多了一份在城中的干劲。
对于学龄前的儿童而言，这里的居民只求孩子能安全，能有饭填饱肚子，能有容身之处可以安睡，无所谓是否设施齐全。值得庆幸的是，朱房村还有很多的社会组织会定期去村里的托管班给孩子们上课。
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本应该是最天真烂漫的时段。但是在朱房村的孩子们却懂事得让人心疼。
三号被采访者：
三号被采访者11岁了，老家在山东，父亲是水暖工，最近出差，妈妈找了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要晚上十点才回来。白天三号被采访者自己在家，晚上她就抱着货品去购物中心旁边摆摊。货品是从附近的小批发市场进的，“大白”要多进一点，因为卖得很好。但是三号被采访者没看过有大白的那部动画片。全家唯一一次进电影院，是因为《熊出没》上映，观影送礼物。家乐想着暑假去一次游乐场，去年哥哥带着她去游乐场她还记得很清楚，今年哥哥还没来北京。她并没告诉爸爸妈妈自己想去游乐场的事情，“他们很忙，没办法的。”
四号被采访者也住在朱房村，11岁的他开学以后就要升入五年级了。四号被采访者四岁跟着父母来到北京，姐姐在老家跟着祖辈读书生活。四号被采访者不怎么爱笑，总是一脸的严肃，四号被采访者爸爸说：“我们村里的男孩，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四号被采访者说：“爸爸妈妈很忙，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没有空带他出去。自己也很忙，要帮忙卖馒头、送馒头。”送馒头的自行车是去年买的，四号被采访者最初是借了伙伴的自行车，一个人摸索着学会了骑车。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富的创造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代价之一就是义务教育阶段2000多万的留守儿童，稍微幸运一点的跟着父母来到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一共1300多万（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但他们也只能在这里读完初中，初中毕业，没有北京户籍，他们就会被送回老家或者面临辍学。但是这些打工者与子女长期分离只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带来的结果真的会比陪伴孩子成长更好吗？我们今天因为不能忍受现状，而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假想上面，那我们可能既不会拥有现在，更不会拥有未来。
真正的留守儿童问题，可以说就是在受教育期间，因为是孩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但是父母把孩子给奶奶带，自己外出工作。让孩子的父母能够留在家，给孩子充分的陪伴，才能真正助力孩子的成才和祖国未来的发展。毕竟，少年强，则国强。
今年正月初十，观察小组又一次来到朱房村，我们发现这里的春节连街道上都没有几个人，略显冷清。因为大量外地人都回家过年了，大部分商店从腊月28到正月15停业，部分人家甚至连春联都不贴。朱房村在过年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哪户是本地的，哪户是外地的。因为这些打工者在朱房村不管住了多少年，也很少会在这里度过春节。
一次风貌整治行动固然提升了朱房村的形象，便利了居民日常生活，消除了安全隐患。但另一方面，村庄里曾经丰富多彩的街道生活消失了，打工者的生存环境变难了。城中村的问题绝不仅是空间形象上的脏乱差，它反映的是快速城镇化过程引发的民生问题。它的改善应该是建立在安置好这里的每一位居民生活的基础上。而如何在改善城中村环境的同时，为打工者、创业者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是城中村改造工作中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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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设计）：北京城中村的街道正在改善，但可能不再热闹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