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几乎每年都要去深圳,但是比较集中和长期驻扎在深圳主要是1984年和2000年两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原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博士生导师李迅回忆起自己与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缘分时感慨道。
从当年25岁的普通技术员,到如今头发花白的博士生导师,李迅对深圳的感情溢于言表。让他自豪的不仅是自己和同事们规划了一座从无到有的城,而且是见证了这座城的发展与壮大,参与了这座城的转型与升级。

李迅
中规院原副院长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从规划的角度来看,深圳这座城市有三个成功,一是采取了带状组团式发展,二是基础设施适度超前,三是规划始终伴随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在进行。”李迅说,“深圳改革开放40多年来,规划师们每一次最大胆的预测,最后来看都是保守的。”
25岁首入深圳
“我第一次去深圳是1984年的秋天。当时深圳要办特区,全国都要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亲自关心,要求中规院派专家前往深圳做总体规划。所以中规院原院长周干峙带队进驻,而我那时才25岁,是一名普通技术员。”李迅说。
回忆起那段历史,李迅非常感慨。
李迅说,当时深圳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机场,从北京到深圳只能先坐33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广州,而且是“硬座”,而后再从广州乘坐3小时的大巴才到深圳。“当时有的同事实在受不了,就钻到座位底下去睡觉。”
“深圳那时实际上是一个小渔村,最初也就是3万人口,大片大片的荔枝林和红薯地,我们在街上进商店购物自行车不用上锁,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自然环境也非常好。”李迅说,但是在当时,整个东南沿海包括深圳也是真的穷,晚上没有太亮的灯光,夜晚非常暗。相比对岸灯火通明的香港,差距很大。在深圳改革开放之前有很多内地人趁着夜色和潮水,偷渡到香港谋生。彼时,随着深圳迎来了改革开放,中国也开始走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我们需要有一个点来进行探索和示范,而深圳则紧邻香港,所以要办经济特区。中央将深圳视为改革的试验场和开放的排头兵。
随后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央同时希望由深圳作为连接香港和内地的一个纽带,进行对接。“当时深圳画了两条线,一条是特区线,也叫二线,从内地进入深圳的人要办边境证。而另一条则是边境线也叫一线,以此来区隔香港和深圳。深圳算是香港和内地的一个中间地带。曾经设想‘放开一线,收紧二线’,而现在深圳的‘二线’也已经拆掉了。”
2000年后,李迅又驻扎深圳3年之久。而在那时,他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对深圳2030年的发展策略研究。这个项目是基于深圳长远发展所做的基础性研究。因为深圳要从过去加工贸易,走向高科技和创新型的道路。“也就是在那时,给深圳确立了一个长远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希望深圳的眼界是全球的,而不是国内的。”李迅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来看,这个目标并不落后。现在的深圳做的非常好,科技创新,敢想敢试,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科技创新城市。”
随后 2010 年,中共深圳第五次党代会提出“成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孕育了华为、大疆、华大基因、腾讯以及中兴等一批国际领先的品牌和技术,深圳正在成为一个不断崛起的全球创新城市。深圳特有的基因就是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造就了深圳。
而《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成果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提出了深圳长远发展的目标,即“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这个目标与最近党中央提出的深圳要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总体设计是不谋而合的。
“三个成功”
25岁的李迅初入深圳在做城市规划时,负责的是深圳南山片区规划。而他的“手笔”至今还留下很多印记。“现在南山到蛇口的道路仍旧是弯弯曲曲,当初之所以要这样规划,主要是因为道路建设要保护农民种植的荔枝树。”李迅回忆说,而他的另一“手笔”则是负责深圳宝安机场的净空区选址和确定。
“深圳是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也是最成功的特区。当初要从农村建设为现代化城市,首先在规划中要先确定‘四定’。”李迅说,而所谓的“四定”则是确定城市性质(定性)、确定开发规模(定量)、确定空间布局(定位)、确定建设时序(定时)。
在采访中,李迅表示,深圳城市规划非常成功,主要有三条经验。一是当时周干峙院长在规划时确定选择了带状组团式布局结构,而不是连绵成片式的发展,每个组团的居住和就业相对平衡,人生活在其中可以安居乐业,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这样的布局结构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经济发展快,相对应的组团也就快,反之,组团就发展慢一些。避免了空城等现象的出现。”规划保持弹性和适应性。未来学界有一句话:“对于未来,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所以,规划不是一纸规划,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的规划,是个过程。深圳应保持“在有充分预见的远景规划的条件下的随机调节机制”。
二是在规划时确定了基础设施适度超前战略,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规划时,所有的基础设施确定规模后,都要乘以1.5的系数放大。这就像是给三岁小孩子买衣服一样。小孩子快速生长,不能买刚刚能穿下的衣服,但也不能买18岁时那么大的衣服,要适度宽大一些。但即便如此,现在来看深圳的发展永远是比我们预计要快的多。”李迅说,“当时我们在规划时,认为人口将来会达到80万人,尽管按照150万人的规模来校合,但没想到现在人口快达到2000万人左右。深圳的发展是超常规的发展模式。”
第三个成功则是规划始终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在不断调整。李迅表示,中规院在深圳设有分院,规划师们和这座城市同步成长,规划也在不断调整和修正。“比如当初深圳有18个工业组团,但随着城市的演变,‘退二进三’的政策深化,这些工业组团都变成了创意办公楼、商业写字楼等。这就是时市场的力量。”
“三个借鉴”
在采访中,李迅回忆说,对于两次集中驻扎深圳的经历,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困难”。
在1984年的秋天,虽然提出要把深圳规划为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但多数人甚至都没踏出过国门,又何谈全世界和最先进?另外,因为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是自上而下的,而如今要让深圳适应市场经济,变成多元化发展,城市自主发展,难以预估未来成为规划的挑战。
“当时深圳市的领导有去过新加坡、香港的,所以我们就请教他们,通过他们的二传手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李迅说。现在从福田到新机场的深南大道上有一大片的绿化带,这实际上就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预留了大量的宽阔绿化带,当初是想要规划成一个地上的轻轨,但现在建成地铁。
图:李迅与中规院原院长周干峙院士讨论深圳2030城市发展战略
而在2000年后,城市规划要为深圳的长远战略考虑。但究竟城市如何实现转型,如何走向高科技发展城市,他们不得而知。而他们便走出国门,去往美国硅谷学习。
“硅谷的成功有三个原因。”李迅说,一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气候条件非常好,是美国的阳光地带;二是当地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孵化链;三是当地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以及各类孵化器、金融支持等,形成了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创新创业的人能感受到包容、自由、开放和轻松,同时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嘲笑失败者。“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李迅说,所以我们直接将这三条经验应用到深圳的发展研究中。“现在深圳有一个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所以城市的氛围非常好,是一个年轻人创天下的城市。”
同时,李迅在这次研究中也提示深圳,不能再削山造地,要保护好良好的生态环境,尤其是深圳的山体要保护。也是在那时,提出要将50%作为生态敏感线,城市不再搞大拆大建,而是要适度密集。
李迅说,回顾40年的深圳特区发展,深切的感受到深圳是我们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过程,我们始终是伴随着时代的潮流在成长。总结深圳的发展经验,可以很好的提示国内很多城市的发展:“深圳的今天,就是很多城市的明天。”深圳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市。
来源:中国经营报. 记者颜世龙. 20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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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规划中国):深圳经济特区40年丨李迅:对深圳每一次最大胆的预测,现在来看都是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