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胜，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兴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刘 晔，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 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志刚，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本文通讯作者。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9081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
提升民众的福祉是我国城乡规划的重要目标，但以往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多以经济增速、城镇化率、人口规模等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而较少关注居民安全、健康、幸福、满意等关乎居民切身体验的“软指标”。人们的福祉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落脚点，也是评价其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依据。因此，深入探究居民福祉与当前城镇化进程的关系，对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城镇化与居民主观福祉关系研究——兼论对城乡规划的检视与启示》一文构建了居民主观福祉指标，对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与居民福祉的关系展开分析，探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居民福祉的差异，试图理清当前城镇化的实际效果和潜在问题，并借此对中国城乡规划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向进行探讨。
近40年来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39%到2019年突破60%，城乡发展格局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城镇化也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人居环境质量下降明显，粗放的发展模式加剧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也损害到居民福祉的持续提升。1980年代中国城镇化进程复归正轨，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工业基础上，顺应全球化潮流，快速补足产业短板，持续推进经济社会改革，成功实现了全体居民福祉的大幅提升。特别是在居民客观福祉上，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城乡医疗卫生覆盖率、家庭物质生活条件、居民受教育水平等均发生了很大的改善，但也出现了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社会分异现象。
本文发现，城镇化率与居民主观福祉呈现“倒U型”的曲线拟合关系，即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居民的主观福祉水平将相应提高，但达到一定水平后，城镇化率继续提升而居民主观福祉水平却逐渐下降。本文认为，城镇化对居民主观福祉的负效应，一方面与中国的城镇化模式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历快速城镇化进程后，城市所存在的社会问题被进一步凸显，大量城市问题很可能被“发展速度”所掩盖而未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解决。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福祉修补期”的概念（图1），认为在城镇化进程对居民福祉产生以负效应为主的影响前，存在一段可改进城镇化模式的“窗口期”。
▲ 图1 | 城镇化进程中的福祉转折
本文认为，过快的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存在“量”滞后于“质”的问题（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不完善等），但是城镇化速度放缓又可能导致遗留社会问题的凸显，甚至可能诱发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警惕的是，发展速度下降很可能弱化地方政府和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使社会矛盾更为尖锐。此外，在地方层面不同类型城市所能达到的最优城镇化率是不同的，有必要在全国层面构建最优的城镇化空间结构，在福祉转折期阶段系统性提升城镇化模式和发展质量，从根本上扭转未来福祉减损局面的发生。
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的城镇化与城乡规划均面临深度的转型。面向越发不稳定的发展环境，城乡规划仍将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不断作为、持续有为！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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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文章导读】城镇化与居民主观福祉关系研究——兼论对城乡规划的检视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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