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清华同衡学术周 | “城市治理：大都市治理”专场

——主持人——

——观点集锦——

在高端对话环节，5位专家就“城市治理：大都市治理”分享了各自的看法。

杜雁：第一点是法治建设。回顾深圳40年最有价值的规划，我们可以发现无一不是上升到法治层面，如基本生态控制线的立法保护生态环境，法定图则建构了法定化的程序，为城市建设提供法定依据，法治是治理的基础。第二点是城市的多样性、多元性。大都市不同于小城镇，小城镇可以把某一方面产业做到极致，这是小镇发展的立身之本。但是大城市绝对不能只做一种产业，所以在大都市无论是产业特征、就业人群、文化，还是各个片区应该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会促进互相的交流，同时拥有内在的根植性价值。

尹稚：一是人口众多，多元化特征非常明显；二是地盘大，大都会地区要走分权分治的道路；三是密度远高于一般城市，高密度情况下会改变人的行为规则。

李国平：城市不仅仅作为物质空间，包括了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还是大量的人口聚集的过程。尤其是大都市，流动大、密度高，聚集了大量的人群。因此，需要考虑城市在治理过程中怎么样进行积极的应对：一是多元的主体之间的协同是治理最重要的方面；二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治理，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实现治理重心的下移。我们在城市治理过程中要处理好刚性、弹性、包容、可持续、安全的问题。一个城市善待弱势群体，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好的城市。

王晓东：首先是规模的差异，根据复杂系统理论，一个系统的复杂度与城市规模之间呈指数增长，而城市治理力量往往是线性增加，所以大都市中往往存在治理能力难以满足需求的问题。第二是治理主体的复杂性，由于大都市往往具有多个层级的治理主体，所以既有横向之间的协同问题，还有层级之间的协同问题，治理系统比较复杂。第三是大都市往往是多个城市系统的复合，这一点在各个层面都会影响大都市的运行方式。因此，我们不能把大都市简单视作规模放大化的城市进行治理。

孙涛：首先，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权力治理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在大城市里涉及到市、区、街道、社区，城市治理要对市区街纵向权力结构进行调试性优化，建构可分解的城市公共服务权责清单和相对异构的市区街职责体系，因为每个城市有其独特性（像东莞，市直管街镇，不设区）。其次，从人口结构、社区结构来看，异质性会引发利益诉求多元化和服务需求差异化。为此，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要针对城市（城市群）不同政治经济尺度的空间生产做相应的服务规划设计。同时特大城市要强调建设法治政府、有为政府。通过ICT（信息通讯技术），对城市空间尺度在区域层面、城市层面和邻里层面进行网络测度，测量出适合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的尺度空间，进行规划设计。

杜雁：从这次疫情来看，我们交出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化，互联网普及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把中国的治理能力往前大大地推进。我前半场的主题报告提到了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佛山等地“强区放权”的实践，将不同级别的政府权力和责任加以明确划分，是应对大都市经济人口庞大体量，实现差异化治理的有效尝试。

尹稚：第一，责权利是一致的，在下放任务的同时，明确的下放授权，更重要的是下放资源。第二，以比较平等的身份介入治理，用角色互相来思考问题，以人推己、以己推人。第三，多元主体之间的彼此信任是跟沟通的频率直接相关的，先交朋友，然后才能建立合作关系。

李国平：城市在治理过程中，政府怎么样能够达到有为政府，处理好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关系非常重要。同时，处理好城市管理刚性与柔性的关系也十分重要，避免出现非常刚性的管制，给予城市自由生长的空间，这一部分恰恰是这个城市的本质和面向未来的活力源泉。今后大城市的治理一定是全民共治的管理架构，这样城市生活才会更美好。

王晓东：无论在大都市区还是在城市地区，我们首先要承认政府在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治理并不代表一切都完全自由化。如果脱离政府的行政强制力，大都市的治理会变成一个无解的难题。那么，政府应当如何发挥作用？以交通导航软件为例，目前的交通导航软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交通问题，它替政府用信息共享的方式对城市交通进行宏观治理。在大都市治理中，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去调节城市的运行方式，使城市本身的自组织能力和自组织机制被充分放大并运用，这是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式。

孙涛：第一，现在大城市治理理念上应该强调PPP，把中间的P变成people，民众参与的合作治理。第二个就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治理技术的进步，因为中国未来大数据可能走在全球其他国家前列，我们判断有四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大数据，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和体制优势；第二是健康大数据；三是交通大数据；四是金融大数据。这些方面在未来的城市治理中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使得城市的治理形态发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尹稚：第一方面，大部分的安全都是风险防控的问题，运用数据对我们处置大量的风险管控可以做到多快好省；第二方面，需要对需求侧的精准发现，比如公共服务，除了对不同人群特征性表述之外，区位性表述和数量性表述对供给侧的精准提供是密切相关的；第三方面是交通流向管控。这些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替代繁重的人工调查模式、人工分析模式等等。但技术永远是双刃剑，未来还是由价值观决定的，而不是技术。

孙涛：科技进步，尤其大数据时代算力、算法的更新和迭代，我国的数字治理会在交通、政府、健康、金融等方面让我国走在世界前列，但数据的知识产权或者know-how掌握在谁的手里，以及如何应用涉及科技伦理，是非常关键的。数字信息时代还会带来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从规划治理的角度也要未雨绸缪，做前瞻性的思考。最后则是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将极大提升城乡间、不同群体间的医疗可及性，运用AI和大数据技术建设好医联体、医共体，能让城市远郊和农村地区医疗水平和健保体系得以大幅度改善，完善惠及城乡的全民健康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