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病毒肆虐以来，规划界就疫情的应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大讨论。其涉及内容之广，思考层度之深可谓前所未有。从国家城市化战略到社区治理的反思，从韧性城市理念到健康城市研究，从“战疫”物资保障到防疫空间供给，充分体现了规划视角的广阔性和多元性。然而，在海量的信息背后，我们仍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问题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第一个问题，此次疫情的爆发与2003年的“非典”相隔仅仅17年。这期间，我国在经济、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非典”中，我们的反思主要都集中在如何避免灾难上了，至于如何应对灾难，似乎少有进步。个人认为，当我们反思灾难时，不仅要把重点放在下一次如何避免灾难上，更要重视灾难的应对能力。当我们谈到灾难的应对，韧性城市这个概念就找到了它的正确的语境。因为韧性城市，它不是由一套对抗灾害的硬技术构成，更不是由一套超级炫酷的安全设备构成，它是一套柔软的适应性机制。渗透到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比如信息响应机制、基础医疗与应急医疗系统的协调问题、收治空间的弹性供给问题、大型设施的多功能适应性设计等各方面。
图片源自中国政府网。新华社发。
第二个问题，这次新冠疫情使我们更感受到医学科技的重要性，我们从中能看到国家的三件大事：第一个就是基本民生问题，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问题；第二个就是重大经济发展问题，健康产业是第一大产业；第三个是突出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以这三件大事为导向，规划其实有很多需要做的工作。此外，这次疫情在隔离防疫的过程中，还暴露出住房危机问题，从面临驱逐的租客、到债务泡沫再到房价下跌，租住产权中立性的缺失所引发的社会阶层的矛盾，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因素。这些都是我们在规划过程中需要长久考虑的事情。
第三个问题，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规划师们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建言献策。但实际上，直接抵抗病毒传播的规划技术非常有限。空间技术我们老祖宗就有，长安的里坊制，配合宵禁，即可大大减少交叉感染。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我们明确提出过要建设小街区、密路网城市和开放性社区。这次新冠病毒的肆虐似乎是对这一规划理想的考验，“小街区、密路网”和“开放”的边界在哪里，这个边界到底有多大？当前也有一些反思，比如人口密度越高，病毒传播的风险越高等等，所以今后的城市规划应注重解决人口高密度问题。类似于这样一些观点，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其着力点在于避免灾难的发生，这样的反思，给我们的教益非常有限。
图片源自中国政府网。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聚焦于本次疫情事件，规划师不仅要关注如何克服迫在眉睫的威胁，还应该关注风暴过后，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面对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城市化和国内社会转型的新形势，我们必须要梳理自“非典”之后我国应对公共突发事件中，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必要针对医疗资源的供给自上而下做统筹协调。同样如果我们不能从上一次的事件中获得教益，如何又能指望后人能从这一次灾难中获得教益呢？如果不能让后人有所教益，不仅我们今天的讨论毫无意义，就连之前的苦难，岂不也是白受了?
以上关于疫情的规划反思，是我在疫情期间想要寻根究底的几个问题，有些问题还在思考，部分思考构成了《我国医疗资源供给模式及策略研究——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一文的基础（全文请见今日推送第一篇）。我清晰记得那些待在家的日子，感觉家里就像诺亚方舟一样，外面的世界纷纷扰扰，我们在“方舟”里得到太平，每天站在屋顶看日出日落，听飞鸟的叫声，希望能获得世界已经好了的消息。但工作学习生活要正常化，我们需要把隐患找出来，把经验得出来，把流程顺下来，把社会的弹性激发出来，把新冠防疫与正常生活的边界找出来，与病毒共存，边打仗，边生活。我在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发更有价值的思考和建议。
我的这篇文章针对医疗资源的供给上，提出首先国家应有一层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指挥调度全国医疗资源的供给匹配；其次，各个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该地区医疗资源供给机制，第三，加强传染病防控可持续性建设，将小汤山医院模式纳入传染病防护体系中，制定方舱医院的建设标准，形成海绵式的医疗资源供给网络。
撰稿：许丽君（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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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论文背后的故事】疫情思考：一个规划师关于疫情的反思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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