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先驱、开拓者和领路人——沈玉麟先生的教育及学术思想探析

在《中国建设报》的一次采访中，当记者问“规划师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时，沈玉麟先生回答道：“规划师必须爱国，不贪污、不图钱，搞城市规划必须老老实实。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愿为党和国家献出自己一生的精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体现出其忠于国家、报效人民的政治品格。

沈先生关心国家大事，注重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表现出爱党爱国、积极向上的人生情怀。早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并响应党的号召回国，以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多年的追求，使他在62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60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一直体现出“忠诚不倦、业务精湛、挚爱学生、率先垂范”的高尚师德。

▲ 图1 | 沈玉麟先生2005年于北京市密云县黑龙潭水库

Fig.1 Prof. SHEN Yulin in Miyun Heilongtan Reservoir of Beijing in 2005

资料来源：本文图片除另有注明外，均为笔者拍摄。

当人们向其请教学术问题时，先生喜欢用他那发散式的思维，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天南海北，条分缕析，涉及内容甚广；正担心他是否忘却原有的设问，却忽闻他回归关键问题，指出症结所在，令人在学会不同的思维方式、扩展学术视野、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的同时，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每次总是能满载而归。

先生待人十分谦和，但凡到他家拜访，即便是晚辈或弟子，他也经常送至楼下。往往边走边聊，顺梯缓缓而下，对工作与生活关怀备至，体现出挚爱学生的名师情怀，令人十分感动。

在生活中，他则保持了豁达、积极与乐观的处世态度。先生非常注意保健，即使年逾八旬，也经常可在楼下大院的广场中，看到他打太极拳和舞剑的身影，他身手矫健，快捷如风，一招一式，十分娴熟，常令弟子羡慕不已。先生能有92岁的高寿，与他平日坚持锻炼，以及积极、乐观的胸襟密不可分。

为节约板书时间，先生经常在课前早早来到教室，一笔一划地写好板书。先生身材不高，不时还踮起脚尖，尽量将黑板的幅面填满，以节约课上的板书时间。毕业留校后，我作为他的助课教师，经常看到他把所有工作准备完毕，静待一会儿，方能听到走廊上学生们欢乐的笑声与急冲冲赶来上课的脚步声。事实上，从教几十年，沈先生一直在勤勤恳恳做学问，体现出执着的学术理念和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

沈先生是我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导师，对我平日的学习、设计课程指导教师的选择以及论文选题十分关心。为了帮助我现场调研和寻找第一手资料，他亲自给我选定调研场所及调研单位，并准备了向一些知名学者的引荐信。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在他的引荐下，我到苏州调研时，时任苏州市规划局总工程师的俞绳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亲自接待了我，并为我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在沈先生的精心指导下，1987年，经过近3年的努力，我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在毕业后留在城市规划系任教。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即浓缩了硕士论文的部分章节，拟投刊物发表。他仔细看了稿件后，由于对文稿内容比较满意，就答应推荐到《建筑学报》去发表。对于以硕士论文为基础的学术论文来说，要在《建筑学报》发表，即使现在来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经过他对稿件的认真修改及推荐，文章得以在1988年的《建筑学报》上顺利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4年后，从2002年至2017年长达15年的期间，我一直在《建筑学报》担任编委的工作，这是与沈先生及彭一刚先生精心的学术培育密不可分的。

19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博士生导师的遴选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其时国内建筑学领域能指导博士学位的老师还比较少。在1987年，天津大学建筑学系的博士生导师仅彭一刚先生一人，加上彭先生对考生的遴选极为严格，因此，作为城市规划硕士毕业的我，在毕业留校的次年，就能顺利考上了彭一刚先生的博士生，离不开沈玉麟先生的帮助与大力举荐。

即使到了博士研究生阶段，沈先生仍十分关注我的学术发展方向问题，对我的博士论文大纲和写法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1980年代，国际上各种建筑思潮纷呈，令人莫衷一是。为了科学认识该时期建筑哲学观念和美学思想，在博士生阶段的导师彭一刚先生的指导下，我选择了《论当代建筑审美变异》作为研究课题。彭先生组织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所的全体著名教授，指导徐苏斌和我两位博士生的开题、学术报告及论文写作，并得到了沈玉麟、聂兰生、王学仲、邹德侬等众多著名教授的特别指导。有一次，沈先生突然在学院的中庭叫住我，指出我论文初稿中论证方法及章节安排的问题。他认为，我的初稿按照历史时序撰写，相继论述近代—现代—当代美学思想的演进，将当代建筑审美变异问题的论述后置，这样会出现重点不突出的不良后果。在沈先生的提醒下，我将古代—近代—现代建筑的不同哲学思想、美学观念和艺术手法作为当代建筑的参照系，用对比研究的手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 图2 | 邹德侬译、沈玉麟校的《西方现代艺术史》一书

Fig.2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odern Art translated by ZOU Denong and edited by SHEN Yulin

▲ 图3 | 邹德侬译、沈玉麟校的《建筑形式美的原则》一书

Fig.3 The Principle for the Beauty of Architectural Form translated by ZOU Denong and edited by SHEN Yulin

一直以来，国际建筑师协会主办的世界建筑师大会被誉为建筑界的奥林匹克大会。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中国召开，这是世界建筑师大会首次在亚澳地区召开。在世纪之交召开的这次大会，担负着总结20世纪世界建筑学的经验及教训，以及展望21世纪世界建筑学的发展走向的重任。

从1997年开始，国内八大建筑院校的老师就在中国建筑学会的组织下认真工作，特别是在清华大学吴良镛先生的带领及引导下，讨论大会报告及分题报告的发言稿，并讨论大会展览的具体内容。我有幸参与了这次大会的准备工作，承担了“建筑与文化”分题报告的撰写及在会议上发言的任务，其中也包括负责“建筑与文化”展览内容的组织工作。由于英文是我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学的第二外语，基本功较差，但为了得到更好的锻炼，我硬着头皮将撰写好的中文稿的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在这一期间，我多次请沈先生修改该报告的英文稿，经过反复的修改及海外朋友的帮助，终于圆满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整个工作得到了中外专家的好评。

20多年过去了，尽管我多次搬家，不少资料已散失，但我一直保留着沈先生给我修改的珍贵文稿，从稿件密密麻麻的修改内容上，可以看出沈先生甘为人梯的名师品格(图4)。

▲ 图4 | 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建筑与文化”分题报告中英对照第一版的部分稿件，红色笔迹为沈先生帮助笔者修改的内容

Fig.4 Part of manuscripts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 Culture” sub-theme report of the 20th UIA Congres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red ones are the contents modified by Prof. SHEN Yulin)

先生具有活跃的科学思维和充满求知欲的学者品格，这与他丰富的海外经历及广博视野是分不开的。其实早在赴美留学期间，他就刻苦研习西方先进城市规划理念和建造技术，立志以所学知识服务自己的国家。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学习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建设理念，他多次赴日本、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进行学术交流，数次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并宣读学术论文，显著提升了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界在国际的知名度。

在谈及国外城市建设时，他基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科学态度，认为国外的城市规划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经验：

“(1)城市规划的编制从区域规划入手；(2)务实、求新的城市规划方法论；(3)完善中心城市的职能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4)优化城市物质环境——城市土地使用的集约化、城市交通的轨道化、城市环境生态的优化；(5)塑造城市文化环境——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1] 

同时，沈先生一直坚持“古为今用”和“西学中用”的原则，在谈到天津如何传承和发展优秀建筑文化时，他指出：

“天津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我认为天津的城市特色主要是应该更好地保护好这些‘历史性建筑’。这些‘历史性建筑’有着有形的和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底蕴，是十分珍贵的”；因此，“既在自己本地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遗产上继承发展，又不排斥接受新事物、新技术以及象征着时代前进的建筑形式，在城市空间的组织上又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控制，使城市景观有变化，有过渡，有对比，有呼应，呈现出规律性的统一和谐，这样的城市必将更美。”[2] 

在论及如何塑造天津的建筑与城市特色时，沈先生认为：

“要塑造天津特色、表现新时代的天津，就需要沿着现在开出来的‘中西、新旧的有机共生，寻求个性创造’的路子走下去，通过一批个性鲜明的建筑来体现城市的建筑风格与特征。只要我们注重文化的延续和地方特色的挖掘，我们的城市就能够在相同的条件下，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艺术风貌。”[2]

另一方面，沈先生也极力反对盲目媚外的做法。针对城市建设中如何处理外国经验的问题，他指出：

“中外的城市建设经验可以相互交流，但绝不能‘崇洋媚外’”，“即使是外国专家，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实情、生活传统、生活内容、生活习惯和对中国城市在政治上、艺术上的要求不甚了解，也难以做好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2]

这些治学理念一直贯穿于他的规划设计实践及教学生涯中。在信息资料尚不丰富的1980年代初，经常可见他在图书阅览室认真研读外文文献的身影。大胆借鉴西方理论，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使他的学术思想表现出相对超前的特征。

笔者上研究生时，沈先生给我们讲授的是《建筑群与外部空间》这一课程。在该课程中，沈先生除了讲授古典形式构成原理、格式塔美学、日本建筑大师芦原义信的著作《街道的美学》等内容外，也讲授包括图底理论、联系理论与行为场所等城市设计基础理论。他引用大量中外名著中的理论和海外著名学者的观点，讲解当时比较新颖的设计概念，并结合他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体会，讲解不同建筑群的组合规律及外部空间构成特点，如中国建筑及园林中实空间、虚空间和灰空间的概念，同时，结合中外设计案例，解释“积极空间”及“消极空间”的具体含义。  

在该课程中，除了日本建筑大师芦原义信的著作《外部空间设计》外，沈先生特别介绍了1960—19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社会使用方法相关理论[3]，其中包括凯文·林奇的《城市的意象》，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以及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关于形式合成的纲要》和《城市并非树形》等名著的相关内容。他强调不能仅仅关注城市的外在形式和物质空间的设计，还应充分关注城市环境中人的场所活动及其设计内容。他既分析20世纪国外科学技术对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也讲解了西方现代哲学及人本主义影响下的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领域的新思潮。

为了透彻了解人的行为活动与城市空间耦合下的各种复杂关系，他教导我们应通过系统地观察人在外部空间中的各种行为来研究城市，深入理解不同的人群在人行道、停车场、广场等城市空间中的活动内容，指出外部空间是容纳城市居民广泛、复杂行为的生活容器。沈先生认为，要做好建筑群及外部空间的设计，必须通过社会调查，强化公众参与，从社会心理和行为场所规律出发，在分析心理认知地图的基础上，运用建筑类型学的方法，融入城市记忆，设计出契合人的行为规律与情感要求的空间场所。

在讲课时，沈先生也播放一些他实地拍摄的案例，结合城市规划实例，讲解相关理论如何在建筑群及外部空间的规划设计中具体应用。先生如同讲故事一般，将城市设计的哲理与空间情景融为一体，娓娓道来，讲到有趣之处，他自己也像小孩一般掩嘴而笑，生动的课程内容令学子们听得如痴如醉。

在198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规划学界还没有大范围出现“城市设计”这一学术术语，今天看来，其实他讲授的就是城市设计的基本原理。我毕业留校后，曾经做过该课程的助课，先生退休后，该课程便成为我主讲研究生教学的原初内容。尽管该课程经过多次大的调整，并增加了绿色城市设计与低碳城市规划等内容，但结合建筑群及外部空间，探索城市形态生成规律及城市行为学的内容，仍一直延续至今。

沈先生专注于城市规划研究及建筑教学，一生中出版多部教材和译著，编撰了十多部教学讲义，其独编或参编的有《外国城市建设史》和《外国近现代建筑史》等教材，并参与编写、出版了四部译著，在这些论著中，体现了多元并蓄、学科融和的科学精神与跨越时空的理论视野(图5、图6)。

▲ 图5 | 沈玉麟先生编写出版的《外国城市建设史》教材

Fig.5 The textbook of History of Foreign Urban Construction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Prof. SHEN Yulin

资料来源：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许熙巍老师提供。

▲ 图6 | 沈玉麟先生参与编写出版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材

Fig.6 Prof. SHEN Yulin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extbook of Foreign Modern Architectural History

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各国的地理与气候、经济与社会、技术与文化等立体化的视角，深刻剖析西方城市建设发展的成因与动力，科学阐明了城市发展的脉络，清晰划分了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各国城市建设的转折点、城市历史的断代点，为科学认知城市发展框架，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脉络。

从该书的研究方法看，沈先生综合运用了史料考据法、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及跨学科史学等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基于城市规划学科的视角，从商业贸易、军事防御及交通因素等视角，分析了城市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和城市地位等方面内容；研究了不同城市的气候特征、地形地势及资源禀赋的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对城市形态、城市结构及布局的形成及发展的影响，详尽地介绍了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名称、城市管理模式及城市建造程序。

从社会学的视角，该书深刻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国外城市中的社会制度、社会活动、管理体系和经济结构的特点，并揭示了这些特点对城市建设影响和作用的方式。同时，基于贸易方式、产业构成、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状况等视角，揭示了国外城市不同时期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特点。同时，应用数理统计的史学方法，分析城市规模、街道尺度和重要建筑层数等城市建设的数据，定量化地展示了城市建设的成就。

该书从哲学美学、艺术社会学和景观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城市文化结构、文化观念和艺术精神，展示了不同时期城市的轴线运用和城市中心的组织方式，归纳了外部空间组合、街坊格局及建筑群布局的特点，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城市的构图特征、艺术处理手法，揭示了不同的城市艺术风格，并通过历史进程中不同城市艺术现象的比较，来加深读者对城市建筑规划艺术发展规律的认知。

该书还从行为心理学的视角，探究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从事城市营造各种活动的心理过程，介绍了城市行为场所理论、原则和城市规划方法，帮助读者丰富和完善对城市发展及建设历史认知的能力，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认识水平。

从书的写作方式看，沈先生非常重视历史史实的介绍，相比之下，史论部分比例虽少，但观点独到，表现出强烈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在第一章中，指出城市革命“是继人类社会第一次革命——农业革命后的另一次革命”，并指出城市的产生，对传播人类文化的贡献，仅次于文字的发明。在论述西方城市形成的社会和历史根源时，他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分析了西方城市形成的原因，指出这些城市或出现在对外贸易的有利地点，或出现在交换劳动成果的有利地点，并从生产力与社会分工的视角，论述为了掠夺财富与奴隶而爆发的战争，导致产生了设防的城市。书中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房屋的城市，已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中心，这是建筑艺术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3]264。

在每章节的内容安排上，沈先生在辩证唯物史观指引下，结合历史类教科书的写作特点，首先从地理、经济、文化或社会思潮等城市建设背景出发，分析各国的地形、气候、流域及水文特征，并指出这些要素对城市安全选址、城市功能及布局的深刻影响；同时，揭示了该时期的经济、宗教、文化与民俗对城市形态、道路格局、建筑风格以及开放空间的特点形成所起到的作用。

该书还从城市形态、空间艺术、外部空间的角度，描述不同城市的建设特征，分析各城市的生活方式、社交礼仪、城市治理措施，并从首次出现设计原则、城市规划方法及对后世影响的大小等方面，总结某一时期城市建设的独特成就。

在城市建设内容上，该书表现出对城市中心、城市广场和旧城保护的特殊关注。例如，在城市中心方面，书的大部分章节，均关注了城市中心的建设情况，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这一章，专门开辟了第九节论述1950年代的城市中心，认为设计较好的新建的城市中心有瑞典的魏林比、发斯塔 (Farsta)，芬兰的塔皮奥拉(Tapiola)，英国的哈罗、斯蒂文内奇、坎伯诺尔德，苏联的泽列诺格勒、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南斯拉夫的新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等。同样，对1960年代的城市建设史，也选取了美国的费城市中心、波士顿政府中心，加拿大的多伦多市中心等作为主要的介绍内容。

该书还对科学技术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如在教材的最后一节中，详细介绍了电子计算机、模型化方法、数学方法、遥感技术等新技术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探讨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对当代城市的影响，并指出“系统论诞生后，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发展，又出现了新的‘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和突变论”[3]277-286，进而指出这些新技术对1960年代西方现代城市的城市形态、城市功能布局及城市规划理论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描述了未来城市的图景，体现出沈先生跨越时空的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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