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文章导读】都市区跨区域通勤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京津城际高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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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城市规模、等级、能级的不同,毗邻城市间的住房价格呈现较大差异。例如,安居客网站数据显示,2012—2021年,北京市平均房价约为天津市的2.48~3.05倍。个体通常会权衡居住成本和通勤成本来开展区位选择。在巨大的城市房价差异的驱动下,在核心城市工作,在外围城市居住成为降低居住成本、增加住房可支付性的一种可行方式。由此,跨区域通勤成为优化职住空间选择的一种可替代方案。此外,随着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等跨城使用的逐步放宽,以及城市间公共服务差距的降低,部分群体的跨区域通勤意愿显著增加。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与城际不断完善的交通服务为跨区域通勤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在长三角,上海与周边地区的跨区域通勤规模超过7.2万人;广佛每天有176.3万的通勤人数,呈现双向通勤特征;在北京,相当规模的高铁通勤“钟摆人”,平均每天在通勤上花费3~4个小时完成京津通勤

笔者主要从事交通地理与城乡规划研究,前期通过在珠三角、京津冀和长三角等地区的相关案例研究,对跨区域轨道交通的供给体系和供给机制形成一定认识,并意识到互联互通的跨区域交通系统对经济联系、职住选择与空间重组的深刻影响。结合生活经历、文献研读和部分群体的访谈交流,也逐渐感觉到更便捷、更可达、更准时的轨道交通服务对跨区域通勤意愿的影响。同时,笔者注意到,作为复杂动态的社会经济与空间现象,跨区域通勤并非简单决策的结果,除了交通可达性,还受到居住满意度、工作机会与环境、个人或家庭迁居意愿等多因素的影响。京津城际铁路是我国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自开通以来就显著重构京津出行规模、联系格局与同城效应。与北京市相比,在天津市购房和落户相对宽松,如历年来自北京的置业规模约占天津新建商品房成交量的20%,并集中在武清区和滨海新区。因此,笔者试以京津城际铁路为例,考虑城际巨大住房成本差距,通过调查问卷及计量分析,研究城际铁路如何影响跨区域通勤的选择,从而揭示跨区域通勤的选择特征和影响机制,这对推动综合交通与国土空间规划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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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内容

跨区域通勤受到众多因素影响,且不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构建了“门到门”的跨区域通勤研究框架,希望重点回答京津城际通勤呈现什么样的规模特征与空间特征?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基础上,城市和城际交通如何影响跨城通勤行为选择?在控制自选择机制的基础上,城市和城际交通出行特征如何作用于跨区域通勤决策?

【文章导读】都市区跨区域通勤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京津城际高铁为例▲ 图 | 都市区跨城通勤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在区域发展背景与问题认识的基础上,2016年11月21日至2016年12月11日笔者在京津城际铁路沿线开展问卷调查。根据各站点到发车次情况,选取北京南站、武清站、天津站三个站点旅客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发送问卷1500份,回收1433份。剔除了出发地或到达地不在京津的旅客,以及信息不完整或回答有误的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576份。鉴于个体是否跨区域通勤是一个离散选择问题,故构建二元选择模型来理解影响跨区域通勤的决策因素,并形成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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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 模型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系数综合检验和Hosmer-Lemeshow检验所示数值为卡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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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通过问卷分析和回归模型,笔者发现:(1)京津跨城高铁通勤(含每日通勤、每周通勤、每月固定次数通勤等)的比例达7.12%。与其他类似研究的结果相比,跨区域通勤比例相对较低,这可能与重点关注城际铁路单一交通模式有关。(2)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城市-城际交通接驳、城市-城际交通成本、交通换乘便捷性、出行偏好和异地工作意愿等因素均会影响居民跨区域通勤选择。(3)控制相关变量后,出行时间、出行成本和异地工作意愿等对跨区域通勤的作用更加显著。这些结论与预期假设是比较相符的,一方面说明了城际交通改善对跨区域职住选择的重塑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交通改善与其他多元因素复杂的交互作用。这能为城市和城际公共交通规划与政策制定、促进跨市公共交通合作,以及提升城际通勤效率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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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与研究价值

面向新时期交通强国与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趋势,研究都市区跨区域通勤的特征和影响机理,有利于推动综合交通体系与国土空间开发的融合。随着跨区域通勤规模的增长,也需要适度干预跨城通勤带来的职住分离、长距离出行和交通拥堵等问题,通过国土空间优化来提升跨区域通勤效率。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首先,将城市通勤行为决策机制拓展至区域尺度,能为快速城市化、区域化的都市区经济联系、空间规划与交通管理提供建议。其次,揭示居民跨区域职住选择的机理,可以帮助多层级政府制定有效的交通规划和公共政策,以适应区域发展新动态。最后,尝试提出了适应跨区域通勤的规划引导策略,如完善“门—门”出行便捷度,加强高铁与其他交通模式的高效组合,加强高铁站点区域公交导向开发,建立城市间更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等。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聚焦城际铁路服务,忽略了其他交通工具实现跨区域通勤情况,可能低估跨区域通勤规模。二是跨区域通勤是复杂的动态过程,重点关注城市和城际交通服务和换乘便捷度等因素的影响,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机制。总体上,随着区域交通服务改善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跨区域通勤规模在逐步增加,未来深入研究跨区域通勤的规模结构、影响因素、决策机制与空间效应,具有显著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文撰稿:林雄斌  卢源

注释:

①安居客对一线城市平均房价的统计:www.anjuke.com/fangjia/yixianchengshi2021/。
②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智慧足迹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2020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
③《2020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报》。
④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5851840。
⑤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9CaKrnJYVKM。


原文介绍

《都市区跨区域通勤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京津城际高铁为例》刊于《城市规划》2021年第 12 期第104-113页。

林雄斌,博士,宁波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宁波陆海国土空间利用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特邀研究员。
卢   源,博士,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通信作者。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YJC790074);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LQ19D010003);宁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培育项目(XPYB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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