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神悖论：潮汕平时拜神的女性比男性多，但求年签时拜神的男性更多

大年初一或初五时，潮汕地区人们大多拜神求签，欲求家庭与个人新一年的总体运势，祈求趋吉避凶之道。今天没有例外，和家人开车15公里到佛祖庙求年签。这几年由于疫情影响，人群集聚场所往往会被封闭起来，但是仍旧抵挡不住大家前往朝拜。按照长辈的说法，就算封闭起来，也可以在附近的小巷子里朝向佛祖的地方拜一拜，心诚则灵。总之，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碍人们来求年签。幸运的是，这次已经没有封闭了。在佛前的大广场，每家每户各自席地装上神位，获得佛祖分布式的感应渠道，便开始了摇签筒、抛圣杯、记签号的求签仪式了。

广场上每户各自席地装上神位，

获得佛祖分布式的感应渠道

长辈在求签之时，自己闲着无聊，便在路边数数人头。香火鼎盛自然不必说，上万的流量是有的。

然而，在数的过程中，猛地发现，来拜神的男性竟然比女性多很多。目测估计是六七成男性，三四成女性。从前并未注意到这一现象，但仔细想想便能发现其中存在悖论。在潮汕，平常去神庙的农村女性居多，为何求签时男性居多？

潮汕地区，是有名的敬神的地方。在一个村庄里，处处都能发现神的位置。进入家门，天井的墙壁上便看到天地公，进入大厅便遇上土地公，走进厨房便遇到灶神，进进出出家门，总是与门神擦肩而过。在村头的大榕树下，往往供奉着更大号的天地公（估计是家里的上一级），村子风水林或后山上，设置的是地灵公，保证村庄基本的安稳。以上便是底层的标配。

如果说需要更高的能级，村子则需要引进其他职能的神佛，譬如圣人公、王爷公或佛祖等。这类神庙的服务范围往往覆盖附近几个村子。如果灵验的话，经过口口相传，兴许能够成为更高能级的神庙。最后便形成了与村镇体系相互耦合的众神体系。

在传统社会，潮汕的日常祭祀活动一般由女性负责。每月的初一十五，基本需要去村里的神庙上上香、祈祈福。假如家里遭遇一些不顺，便需要跟神多说几句。譬如家里人生病了，成绩差、失业等，也可告诸神。在潮汕沿海村落，男性往往需要外出讨海讨生活，面对变化多端的大海难免会看到不安，而家人只能寻求妈祖等神佛的庇佑。

近四十年的快速城镇化，同样将潮汕地区多数的老弱妇幼留在了村里。除了日常的生活照料，烧香拜神更是成为女性维系家庭内外整体性的主要方式。一般情况下，村子里也会有三两个神婆，整天念经，打通天地感应的通道。听人说，老一辈的女性有时会请求神婆与过世的人对话，再由神婆转译过来。总体而言，懂得拜神是潮汕传统农村女性的一大标签。

那么，为什么求年签时，却是男性偏多？新年求年签，一般是求家庭总体年签和家庭每个人的年签。每个年龄段的人需求不同，小孩求成绩好，老人求平安健康，成年人求事业有成。求签的过程并不复杂。在红纸上按顺序分列写上家里所有人的生辰八字，对应每个人要求得一个签号，得到全部签号后再找一位算命先生解签。算命先生看到签号和生辰八字，神叨几句，便在红纸上写下每个人的吉凶以及相应的破解之道。今天侧耳听一户人家说：我那孙子成绩太差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他的成绩能好起来么？先生答：没问题的，慢慢来。今年只要谢谢（上香）天地公就好了。不同于村里的神婆，神庙前解签的算命人全是男性。

其实，从上面的求签过程可以看到，不同于平时的拜神活动，年签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红纸上的文字活动。从中可以看到：文字能力是参与求年签的重要变量。对于老一辈的人，男性的识字率往往比女性的识字率高。因此，在撰写家人生辰八字之时，则更有主动性。这还仅仅是第一关。第二关是对签号的解读。一个签号对应着一段签诗（诗句）。譬如，某一版本的一号签的签诗：祖师镇迹在灵山，晦魄霖田在庙间，求雨甘霖民感仰，诚心福佑保平安。（其实这句诗也写得挺直白的）。各类签诗还对应着各种难以琢磨的典故。譬如“农夫不见牛，问神仙寻不见”。到底问了神仙后能不能寻见，也难解。尽管识得文字，几个字拼在一起也不一定能让人理解。因此，老一辈的女性（五六十岁以上）往往不直接负责文字撰写。文字的解释权最终归于算命先生。

 签诗簿

其实，我们也不乏看到女性主导的场景。譬如母亲主要摇着签筒，抛着圣杯，再让一旁的读书郎记下签号。或者年轻的夫妇也在虔诚地朝拜。文字能力可能根本又不是事。求签或解签或许口口相传，不立文字；就算识得几国语言的大学生，未必能看清其中微妙。既是求签，也是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上皆为胡思。

最重要是，新的一年，平安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