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儿所与小兔子

骆英有首诗，名字叫《小兔子》，开篇是这样写的：“以兔子的身份被某个城市某座高楼里的某个公司收养是幸运而安全的——

首先，必须被一个城市圈养，以便在一个大家都是兔子的环境中，进入快速交配和繁殖的循环圈；

其次，必须被一座高楼收容，以便被管理和进行团体认同；

再者，必须被一个公司拥有，以便进行价值计算并纳入现金流量表。

控制兔子的理论是必备的。例如：涉及到剩余价值时必须考虑到兔子的繁殖速度与交配环境……

与今天相比，2006年骆英笔下的世界，还是诗性且浪漫的。

十一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的一座顶级城市的顶级办公楼里，部分优秀员工的孩子们，受到了集中的照顾与看管，尽管在方式和监管方面还很不完善，但管理者的发心，仍然是“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

“繁殖”的问题虽然牵动着城市的漫天焰火、高楼的立体灯海与公司的飙升红利，但眼下，年轻的兔子仍按质按量地一茬又一茬涌现，成熟的兔子时刻担心被抛弃而战战兢兢，衰老的兔子们有福了，在高楼的大门关闭之后，一面担负起年幼兔子的抚育重任，一面竭力减轻大兔子们的焦虑，成为当之无愧的“燃烧的一代”。这已经是当下较为理想的解决办法，需要几代兔子们的相互理解、完美配合与高度牺牲，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掉了链子，生活的齿轮就无法顺利运转下去。

由于“繁殖”带来的成本过高、矛盾激增和其他问题，有些兔子自觉选择延迟或干脆取消了这项任务。在公司方面，则一边抓紧研究“替代”的科学，一边与兔子制定一些君子协约（尤其是职场女性，婚育问题成为职场中躲避不了的一道难题，而这道难题往往是从面试的时刻就出现了），好使对方理解，“繁殖”和“哺育”不是公司的责任，创造利润和节约成本才是公司的道德。从这个逻辑看来，携程给员工置办的托儿所，已经是极大的“福利”与“良心”，即使在企业内部，从提出建议到获得实施，想必也是经过了好一番曲折。“虐童”事件的发生，无疑使员工与企业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在骆英的诗中，兔子始终是沉默的，但现实中的携程亲子园家长们却发出了尖叫，有些声音在媒体的择选下被加以放大——以“咪蒙”为代表的部分自媒体端口，选择放大的是“禽兽！变态！不是人！”（《携程亲子园事件：我亲手把孩子交给了禽兽》），“钛媒体”等相关账号则对虐童事件做了更进一步关注跟踪（《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家长继续指控：这是长期持续有组织的虐童》）针对这一呼喊，目前涉案人员已被警方刑拘，上海检查机关提前介入；而家长群中发布的消息、孩子的异常表现，未能及时受到重视所引发的自责，则被诸多大V和育儿类账号捉住，密集普及各种类似事件及防虐知识。

这两种声音所引起的关注和讨论，主要落在托儿所及各类婴幼儿童教育机构的管理、“虐童”有关问题的立法缺失等问题上。携程亲子园的事件，实在令人无法不联想到2011年的一部韩国电影《熔炉》。

《熔炉》是根据2005年韩国光州仁和聋哑学校虐待和性侵害残障学生的真实案件改编拍摄的，电影的黑暗故事有一个光明的结尾，但现实却比电影要残酷得多：校方身后的势力盘根错节，福利机构和有关部门互踢皮球，被告人并未接受实质性的处罚，仍继续担任学校职务，而揭发事件和追寻正义的校内教师与协助律师却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

▲电影《熔炉》海报

因此，携程亲子园事件爆发后，大众在关心事件进展以外，还发出了“曝光事件的家长是否会被辞退”的疑问，尽管携程的有关负责人立刻站出来辟谣，“绝无要挟和辞退情况”，依然无法平息人们的种种猜疑。作为事件爆发地与漩涡中心的携程，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对事件给出公开合理的回应，自然受到了大众的炮击。刑拘犯案人员、携程内部相关员工引咎辞职的简单应对，显然是不能平息众怒的。

“真相”这个字眼永远具有吸引力。事件曝光不久后，张葆葆与上海妇联就被叫出来“走了几步”。（公众号“任意”：《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真相——就在张葆葆身后》、“西雅图雷尼尔”：《上海妇联请出来走几步》），“凤凰weekly”、“新京报”则进一步深挖了事件背后的“关联机构”，探讨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凤凰weekly”：《携程托儿所虐童事件：幕后黑手究竟是谁？》、“新京报”：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背后，《现代家庭》的“商业版图）。

▲图片资料来自“红星新闻”，了解详情请点击图片。

根据新京报记者的调查发现，携程曾试图开办内部托育中心，因资质不全被当地教育部门叫停。在去年2月引入上海市妇联下属《现代家庭》杂志社，后者以名下“为了孩子学苑”品牌与携程合作举办。2017年初，上海市妇联等六家单位联合下发《关于落实2017年市政府新建20个社区幼儿托管点实事项目的通知》，携程亲子园成为首批挂牌试运营的社区幼儿托管点。

携程方面虽然表示，具体问题主要出在上海妇联推荐的第三方委托机构上，相比之下，教育局对“资质不全”、“没有备案”的踢球技术似乎更高一筹，但无论如何，亲子园家长们的声讨无疑令携程如坐针毡、难辞其咎。

“我信了，我屁颠屁颠跑去上班了，结果呢？”“难以想象我们在楼上写代码，楼下一堆员工亲娃就在集体被虐和看其他孩子被虐。”

携程作为事件的爆发地及漩涡中心，面对的又是“程里人”有理有据的控诉，再加上之前“捆绑销售风波”引发的信任危机，终于收获了“表里如一，在外坑用户，在内坑员工”的评价，可谓是“内外交困”。然而，在社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呼吁，媒体“天地良心”的口诛笔伐、股民“股价怎么还不大跌”的疑惑声以外，真正的问题核心是什么呢？

经过各类自媒体平台和主流媒体的迅速回应，对于“真相”，人们基本已经了然于心。但问题是，在兔子的国度里，从来都不缺乏“真相”。对此，改名“王微商”的王四五指出了寻“真相”易而保“监管”难，“祖国花朵”已成“祖国绿萝”的现实处境：

六神磊磊在《准入靠面子，之后靠良心？关于“虐童门”的8句话》一文中则提到了“面子”、“良心”以外缺席的“规矩”二字：

除了虐童门及同类事件，其他各类爆发式的热门话题的生命经过，想必群众们也都烂熟于心了：事件曝光 – 媒体介入 – 深挖真相 – 真相水落石出 – 有关人员和单位出来辟谣 / 道歉 / 叭叭说话 – 不了了之 – 群众理解了事情的复杂性和道路的曲折性 – 群众选择了自寻生路和尽早遗忘。

看来看去，猎云网发布的文章标题倒是有些剧情快进的风格（《携程亲子园虐童风波：监管混乱、梁建章的情怀输给现实》），在目前“干死虐童员工”、“人肉张葆葆”、“卸载携程”的呼喊声中，显得有些特别。

在网上调阅梁建章于今年10月20日发表的《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一文，可以发现，梁建章的确对中国的人口和政策问题有过深入思考，这么说来携程可谓是既有深入思考，又以一己之力做出了实践，但在兔子的国度里，有疑问、有呼吁、注重方式方法的批判都是可以的，但千万别轻易下场，下了场子，“婆婆”的位子就要换人做了。

那么，以前干“媳妇”工作的是谁呢？先来看看正被架在火上烤但不知烫不烫的妇联。

妇联的全称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于1949年3月，其基本功能是代表、捍卫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亦同时维护少年儿童权益，以及在全国女性中组织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策的支持，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有以下五项：

基于目前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基本情况，儿童的问题依然是和“妇女”紧密相关的，这在梁建章对托儿所问题的讨论中也有明确提到，孩子的问题往往直接影响到职场女性的命运。

梁总这话说得还是很实在的。在中国，“丧偶式育儿”的现象依然普遍，尽管贴心的奶爸们也在不断成长进步着，但育儿给职场女性带来的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和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的青壮年家庭：夫妻双方都是家中独苗、家庭成员常见散离，现在再加上二孩的压力，独木难支、狼烟四起的生活状况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百度知道“找妇联有什么用”问答截图

按照西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构想，为了确保女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独立自主，孩子的问题可以交给社会来解决，具体的操作方式虽然众说纷纭，但基本目标都是将妇女从婴儿床和锅炉灶旁解放出来。

FT中文网的专栏作家陈振铎，与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周健于昨今两日前后发布的两篇文章（《中国应建设什么样的婴幼儿照护体系》、《“携程亲子虐童案”的症结何在？》）当中，都提到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前的一套优秀的托儿体系，这套体系由教育、妇联和工会三套车共同行动，并以国有或集体厂矿企事业单位为基础，在其内部建立相关的托儿、育儿机构，此事曾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证据是一个重要的外国女导演曾在她重要的一部传记记录片中感慨过这套机制“简直完美”。除了单位里的托儿大船，“小而美”的家庭托儿所也很多，在1992年版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中还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发展托幼事业，努力办好托儿所、幼儿园，鼓励和支持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兴办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提倡和支持举办家庭托儿所。”在城市中生活的年轻人，即使无法采取乡村中那种亲族和邻里帮忙的模式，也可以依靠社区与家庭的帮助，来共同分担幼儿的托育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的蓬勃发展，带来了种种体制、经济和生活方式上的转变，首先是大量农村、乡镇青年涌入城市，在地理位置、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与原生家庭环境产生了分离，在城市建立家庭并拥有孩子后，常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家庭成员彼此间也会因为孩子产生不少难解的“小疙瘩”；其次，在城市，原本的社会参与托儿体系逐渐式微，托儿所的保育员在编制和待遇方面的问题，使员工纷纷放弃了保育员的岗位。与此同时，市场作用和竞争意识的愈演愈烈，使早教成为一门挣钱的生意，而运营及办学资质的准入门槛又出奇的高，这也是携程亲子园在成立之初所遭遇的种种尴尬。

冯仑有句话说的挺逗，在中国创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达到三重境界：“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

如果说女性是一种深谙于光明正大的逼迫外努力寻找方式方法达成目的的动物，那么携程基于对员工、尤其是女性员工的育儿需求，当然还有不可排除的公司品牌效应的软实力的提升，所采取的这套特殊的方式方法，也是很些“母性气质”的，只是没想到第三重门的门槛那么高，一不小心就被打回了“小姐”的级别。

而幼儿托育这么大的事业，教育、工会都没啥事，只有妇联被拖出来游了街，看来也是有些鲁迅笔下的“嫖男”气质，恐怕是不堪称为“人父”的。

说起来，除了“嫖男”，鲁迅和小兔子也是很有缘分的。他在文章里讲，小时候家里有两只可爱的兔崽，可惜被凶狠的大黑猫下了黑手，大兔子只好默默且偷偷地换了新穴，被主人寻得并拯救后，一向厌猫的鲁迅更是气死了，这么安静平和的小兔子也害！什么东西！

我们果然是追认迅哥儿做了人父的，迅哥儿说“救救孩子！”我们就有了“为了孩子”。

▲上海《现代家庭》杂志社申请的商标

迅哥儿说要保卫小兔子，就有了“本来张葆葆挣钱管我屁事，但是谁要是挣昧心钱祸害孩子，那就别怪有良心的人口诛笔伐。”

迅哥儿说要把人民从铁笼子里唤醒，于是现在是个人都知道晓得我们的国民有劣根性。

▲百度“携程吧”里关于“揭发事件的家长会不会被辞退”的讨论截图

再想想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家长们，前段时间在家委会选举的时候还为谁手腕更劲、谁大腿更粗争得脸红气喘（《焦虑！尴尬！家委会选举成家长“秀场”，我拿什么去比拼？》），这哪一个环节，哪一个缝隙没有露出“造物主”式的微笑？

从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当中，所有难解的矛盾，最后都会被一副神奇的药方所拯救，这药方分两份，需要合并服用：一份是从天而降的财富，例如遗产，或是被馈赠的一大笔钱，一份是一个新世界。主人公往往是拿着这笔钱，在一个新天地里解决了原先一地鸡毛的麻烦与困扰。这样的药方，在现实中好像也同样适用，比如把孩子送到外国去，据说新西兰的托儿所，不会存在这些问题，据说英美法的法律健全，孩子和家长能依靠到靠谱的“规矩”，再不济，资生堂也建了托儿所，每个去过的人都啧啧称奇，我们可以学学。中国人民还是强大的，不轻易做天上掉黄金的美梦，于是大家都勤勤恳恳的赚银子，赚一分是一分，只盼早日修成正果，把孩子送到天堂去。

可见，“强者”的逻辑，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是畅行无阻的。如果父母够强大，孩子也不会受这些委屈。如果公司够强大，起码能自己修个托儿所避一避。今天，强大的携程造了一艘船，来载自家院落里的小兔子，可惜造船是要许可证的，携程还不够强，一来二去的，船上裂了个窟窿都不知道。

这船会沉下去吗？以后还造不造呢？谁来造呢？

最后用一首小诗来结尾吧。

你说要万物生长，

我说不如万物消亡，

因为我最强！

我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