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大会观察｜格但斯克与冲突记忆遗产

解博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 100084）

2018年，比利时和法国联合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了申遗项目“一战（西线）墓地和纪念地（funerary and memorial sit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Western Front））”（以下简称为“西线墓地”）。ICOMOS在评估报告中指出：由于该提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冲突和负面历史事件紧密相关，导致咨询机构难以对其价值进行有效评估，且不确定此类“涉及近期冲突与负面和分裂记忆的遗产（sites associated with recent conflicts and other negative and divisive memories）”（以下简称“冲突记忆遗产”）是否适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冲突记忆遗产”的概念因此被第一次提出，并成为世界遗产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西线墓地由法国和比利时联合申报，由分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战线的139个遗产点组成，主要包括规模不等的大、小型墓园及纪念碑。缔约国在申报中使用了标准（iii）、（iv）、（vi），认为组成遗产的墓地和纪念地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埋葬和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表现出全新的建筑面貌，并影响至今；这些墓地保留着对战争受害者的记忆、体现着人道主义精神，引导人们走向和平^[1-2]。

这一价值论述遭到了ICOMOS的质疑。首先，ICOMOS认为：缔约国窄化了西线墓地的内涵，仅强调墓葬形式体现出的对战争死难者的尊重、墓地具有的纪念意义等积极方面，而没有充分地评估和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与遗产紧密相关的灾难性事件；其次，世界遗产的评估建立在比较研究之上，ICOMOS不确定比较战争、冲突等造成人类损失与痛苦记忆事件的规模和范围是否具有意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ICOMOS质疑由战争和牺牲导致的具有尊严的埋葬方式，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成就而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基于上述理由，ICOMOS建议推迟对该提名的审议，并请委员会确定此类冲突记忆遗产是否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和范畴。如果符合，则建议委员会需建立一套评价方式，以便对此类遗产进行评估^[2]。

引发本轮讨论的西线墓地并非第一处与负面或冲突记忆相关的遗产项目。1979年，Michel Parent在他对世界遗产评价标准的研究报告中已经注意到了那些“可能没有任何物质文化遗存，但曾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的地区”，并认为列入“一个与历史地点紧密相连的‘概念’（an ‘idea’ which haunts a historic place）”，虽不违背《公约》文本，却有可能导致分裂。因此Parent建议：那些具有积极或消极意义的场所应作为一系列类似地点的象征，以体现世界遗产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如，奥斯威辛集中营可被视为一处见证人类苦难的特例，代表所有与之相似的场所进入名录^[3]。因此，同年的世界遗产大会在将奥斯威辛集中营“作为一处独特的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提出：应“限制其他相似的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委员会还特别强调应注意标准（vi）的使用情况，以防《世界遗产名录》因政治原因失去价值，或使民族主义等内容对《公约》造成影响^[4]。

在世界遗产大会之外，自20世纪90年代起“不和谐遗产”“负面遗产”“困难遗产”等概念被陆续提出。这些遗产多“蕴含消极情绪或具有负面作用”，与传统认知中遗产具有的正面价值相反，反映出人们对遗产范畴和认知的拓展^[5]。

根据ICOMOS2018年的统计，《世界遗产名录》至少有3处遗产地与近期冲突记忆相关。除上文提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有日本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1996年列入）和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核试验地（2010年列入）。《预备名录》中有10处遗产地与近期冲突记忆相关，涉及“一战”“二战”、反对种族隔离的战争、国内战争以及酷刑地点和监狱5个主题^[6]。奥斯威辛集中营似乎并未如委员会在1979年设想的那样，作为灾难、冲突等负面遗产的代表阻止各缔约国提交更多同类型的申遗项目。

回到西线墓地。根据ICOMOS的评估建议，第40届遗产大会决定推迟审议西线墓地申遗，并在3个决议中要求开展相关研究。决议42 COM 5A的要求最为详细：“召开一次关于与近期冲突记忆相关遗产的专家会议，对纪念的性质、不断变化的记忆的价值、与记忆有关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价值特征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问题进行哲学和实践思考……就这些遗产是否及如何与《公约》的宗旨和范围相关联制定指南……”^[7]①

呼应本项决议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咨询机构等不同主体，在2018—2021年间组织召开了多次专家会议，成果包括ICOMOS的2份讨论文件、世界遗产中心组织的1次专家会议、Olwen Beazley和Christina Cameron撰写的独立研究报告，以及由南非政府组织的非洲专家会议。从结论看，除非洲专家会议认为非洲的冲突记忆遗产符合《公约》及《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的宗旨和范畴外，其余文件或会议均认为此类遗产不符合《公约》及《操作指南》的宗旨和范畴。

可见，记忆、冲突等负面内容与世界遗产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早在西线墓地申遗前，甚至在世界遗产概念诞生后不久就已出现，并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释。第44届遗产大会上对冲突记忆遗产长期且分裂的讨论，其实是类似问题累积多年后的一次集中爆发。

格但斯克位于波兰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由于控制着维斯瓦河的入海口，这座城市是历史上重要的贸易中心。

格但斯克曾在1998年和2007年2次申遗，均因咨询机构给出不予列入的建议在会前撤回。2021年，在大幅调整遗产边界和申遗论述后，格但斯克再次申遗，却同样被咨询机构建议不予列入。与前2次不同的是，波兰并没有在本届大会前撤回提名，使得格但斯克成为本届大会上唯一一处被咨询机构建议不予列入的情况下仍然提交审议的申报项目。

1998年，波兰以“格但斯克：主城区、莫特拉瓦侧道和维斯瓦河口要塞”^②为题，提交了格但斯克的申遗文本。标题中的3个地点正是本次申遗的3个遗产构成要素（图1）。

图1 格但斯克第一次申遗时的地图（来源：文献[8]，图中中文由作者翻译）

遗产的价值论述围绕其悠久的历史展开，涉及军事、艺术、景观、文化传统等多个维度，使用标准（i）、（ii）、（iii）、（iv）、（vi）。ICOMOS在评估中指出，由于格但斯克在“二战”中几乎被完全摧毁，现在的城市是战后重建的产物，因此难以满足真实性要求。另外，格但斯克价值的独特性未能通过比较研究证明，因此建议不予列入^[8]。

2007年，波兰以“记忆与自由的场所”为线索重新组织申遗论述，并将遗产名称修改为“格但斯克——记忆与自由的场所”^③，第二次为格但斯克申遗（图2）。

图2 格但斯克第二次申遗时的地图（来源：作者自绘，底图来自文献[9]）

相比起上一次，格但斯克本次申遗仅使用标准（ii）、（iv）、（vi），价值核心由城市悠久的历史调整为城市具有的记忆与自由理念。相应的，遗产构成由第一次的主城区整体缩减为主城区内最能表达上述主题的12处建筑物，同时加入时间更晚近但更能契合主题的2处“记忆场所”—西盘半岛和格但斯克造船厂，前者是西盘半岛战役的发生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后者是团结工会的诞生地，引发东欧剧变并促进苏联解体。

对这一论述，ICOMOS认为标准（ii）和标准（iv）未能得到论证；西盘半岛和格但斯克船厂作为纪念地虽然可以使用标准（vi），但比较研究未能证明其具有突出普遍意义；将2处纪念地与格但斯克城组织在记忆与自由的标题下申遗也显得牵强。因此ICOMOS的结论仍是不建议列入^[9]。

2021年，波兰基于第二次申遗提出的“记忆与自由”概念，将格但斯克船厂作为一项全新提名单独申遗，题为“格但斯克船厂——‘团结’工会的诞生地和欧洲铁幕倒塌的象征^④”。在遗产构成方面，格但斯克主城区和西盘半岛被全部删除，仅余格但斯克船厂及与之相关的河道（图3）。遗产选用的价值标准进一步缩减为标准（iv）和标准（vi）。

图3 格但斯克第三次申遗时的遗产地图（来源：文献[10]，图中中文为作者翻译）

标准（iv）：该遗产是国有大规模工业生产集合体（尤其是造船建筑和技术）的杰出范例，它说明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共产主义在中欧和东欧的结束、冷战的停止，以及欧洲的“统一”。

标准（vi）：遗产的建筑和开放空间（院子、广场、街道、铁轨、洼地、码头）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和思想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事件导致了1989年波兰的变革，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导致了东欧剧变。

在船厂的物质层面，ICOMOS认为：申遗文本未能通过比较研究和其他分析证明格但斯克船厂在建筑、布局等方面与其他大型船厂存在哪些区别，使其能够体现缔约国宣称的“共产主义规划”。另外，缔约国也未能说明船厂的物质内容与团结工会活动之间直接、有形的联系。

在更为重要的非物质层面，ICOMOS也不认为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到了证明。

首先，ICOMOS认为缔约国扩大了团结工会的作用。工人运动并非独立发生、多个国家也存在相似的抗议活动，因此难以将团结工会确认为这一系列运动中最突出的代表，更难以认为团结工会的活动直接引发了“欧洲铁幕的倒塌”。

其次，团结工会的历史过于晚近，因此在论述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第一，事件的当事人仍然在世、遗产地试图纪念和阐释的内容仍在不断变化，因此难以对其作出评价；第二，由于事件的发生过于晚近，现在还不能确定它在历史中的区段，因此难以选择其他同时期的事件来进行有意义的比较研究；第三，出于同样的理由，目前缺乏长期视角下对该事件的共同理解，尤其是在全球层面，这将可能造成不同群体间的分裂。

最后，因遗产与纪念团结工会运动紧密相关，ICOMOS认为相比《世界遗产名录》，该项目更适合其他的名录或计划，故给出了不予列入的建议^[10]。

比ICOMOS提出冲突记忆遗产这一概念稍早，国际良知之地联盟（ICSC）受世界遗产中心委托，于2018年1月发表研究报告《记忆遗产的阐释》。这份报告产生的直接原因是，2015年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迹申遗成功和2016年在韩国召开的“关于世界遗产阐释的国际会议”。在这份文件里，“记忆遗产”被定义为“可以与纪念意义产生联系的，具有建筑或考古意义，甚至是独特景观特征的特定地点”，尤其是那些“因过去某事的发生而被赋予历史、社会或文化特征的场所”^⑤。在此类记忆遗产中，通过联想产生的价值可能比遗产物质本体的价值更为丰富和重要^[11]。

在ICOMOS的第一份讨论文件中，“记忆相关遗产（sites associated with memory）”的定义与ICSC对“记忆遗产（site of memory）”的定义相似，为“主要由记忆赋予价值或潜在OUV的遗产地”^⑥。“近期（recent）”与“冲突（conflicts）”则被分别限定为“20和21世纪”与“战争、斗争、屠杀、种族灭绝和其他涉及几方不同观点的负面事件，但不包括与奴隶制度或解放运动相关的遗产”^[6]。可见：相比记忆遗产，冲突记忆遗产更具针对性、更关注负面事件，可以被视为前者的子集。

对“近期冲突记忆”存在2方面的理解：一方面，如果重点在“冲突”，则讨论的重点是与遗产价值紧密相连的冲突性事件是否与具有积极内涵的OUV存在本质矛盾；另一方面，如果重点在“记忆”，则讨论的重点是如何看待各利益相关方的不同立场及这一记忆是否具有普遍性。在西线墓地的评估中，ICOMOS面临的最大困难似乎来自前者：因为“很难将20世纪前10年单独埋葬士兵的行为视作一种文明或文化传统的突出见证，尽管这的确是一项巨大的努力，但它的必要性却源于一场人为的国际灾难”^⑦。而对于《公约》“是否适用于赞颂那些纪念战争和冲突方面的遗产”^⑧这一问题，ICOMOS对“冲突”的定义也在强调这些事件所具有的负面性质，而非其中观点的冲突。

但众多的讨论文件与研究报告均将目光集中在后者，即应如何认识叙述的多样性与价值的普遍性之间、阐释的变化性与突出普遍价值的确定性之间、记忆的群体性与世界遗产的全球性之间存在的矛盾。这些问题在大多数记忆遗产中都有可能存在，但近期冲突会大大增加这一矛盾出现的概率：由于是冲突，则至少存在2种事件的阐释方式，且它们一般是截然相反的；又由于事件发生的时间较为晚近，它与当今不同群体的政治或文化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难取得共识。

毫无疑问，自2006年“记忆与自由”作为关键词进入遗产论述并影响到遗产点的选择起，格但斯克便完全符合记忆遗产的定义。但ICOMOS在其第一份讨论文件中却并未将格但斯克列入冲突记忆遗产的名单。其原因应是格但斯克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并不符合ICOMOS对“冲突”的负面定义。但在讨论冲突记忆遗产与《公约》关系的段落中，格但斯克作为案例被ICOMOS用来强调世界遗产应具有的“共同性（commonality）”，即与全世界人类的相关性。ICOMOS认为：格但斯克的第二次申遗正是由于其宣称的“记忆与自由的价值”未能在全人类层面得到论证，才得到了不予列入的建议。

这一结论延续到2021年ICOMOS对格但斯克船厂的评估中。ICOMOS虽然认为该提名“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与在冲突记忆遗产里出现的问题相似”，却并没有像对西线墓地的评估那样建议推迟审议，而是建议不予列入，这一差异可以从以下3方面理解。

首先，格但斯克作为记忆遗产，其物质要素与记忆之间缺乏直接关联。“《公约》是一个以场所或遗址为基础的公约”^[6]，因此即便是强调传统、事件等非物质内容的标准（vi），也要求这些内容与遗产本体“具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12]。然而格但斯克船厂“未能在价值阐释中证明遗产地与团结工会的历史影响之间具有直接和有形的联系”^[10]，因此作为申遗对象的船厂便不能被视为满足标准（vi）而被列入名录。

其次，西线墓地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灾难和负面事件具有普遍共识，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理解负面事件与具有正面意义的世界遗产之间的关系。但在格但斯克船厂中，团结工会运动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共识，其主要矛盾是不同群体对这一事件背后价值观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已经违背了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中“普遍”的要求。因此相比起西线墓地，格但斯克船厂更明确地无法满足OUV要求。

最后，由西线墓地引发的对冲突记忆遗产的研究成果或许成为ICOMOS在格但斯克船厂评估中明确给出不予列入建议的基础。无论是针对冲突记忆遗产召开的专家会议，还是2位学者的独立研究，均认为此类遗产不符合《公约》的宗旨和范畴、建议各国考虑申请《世界遗产名录》以外的国际项目或名录。ICOMOS在格但斯克船厂评估最后给出的不予列入的理由与这些研究报告的结论一致。

由于团结工会运动的性质不符合ICOMOS对冲突记忆遗产中“冲突”的负面定义，因此狭义来看格但斯克船厂并不能算作一处标准的冲突记忆遗产。但由于该遗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群体间在理解事件意义方面的冲突，这一问题也恰好是冲突记忆遗产话题下重要的研究内容，因此可以将格但斯克船厂视为某种广义上的冲突记忆遗产，通过后者的研究成果认识前者。这一内在联系也正是本届遗产大会合并讨论这2项议题的基础。

格但斯克船厂与冲突记忆遗产都在本届大会上经历了长时间的、针锋相对的讨论。2021年7月24日，议题8开放讨论，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南非等非洲委员国根据2021年4月召开的非洲专家线上会议结论，认为冲突记忆遗产符合《公约》及《操作指南》的宗旨和范畴、现有决议草案仅能代表部分专家意见，因此要求修正。澳大利亚建议成立决议起草小组，对决议草案进行修订。然而起草小组内部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以至30日再次讨论议题8时，澳大利亚、挪威等西方委员国与乌干达、南非等非洲委员国分别提交了2份截然不同的修正案。最终，委员会选择了非洲委员国版本的修正案作为底本，但修改过程仍充满曲折，直到31日大会闭幕前才勉强形成共识，通过了决议。

在本项讨论中，各委员国争议的焦点在于：此类遗产是否符合《公约》及《操作指南》的宗旨和范畴。世界遗产中心提供的决议草案援引ICOMOS讨论文件、世界遗产中心组织的专家会议，以及独立研究报告的意见，认为冲突记忆遗产不符合《公约》的宗旨和范畴，引发非洲委员国不满。与上述文件、研究中的负面态度不同，非洲委员国在修正案中删去了所有“及其他负面或分裂记忆（and and other negative and divisive memories）”的表述。此前非洲专家会议的新闻稿中仅用“记忆遗产（sites of memory）”指代研究对象，去掉了“近期冲突（recent conflicts）”。这一正面评价的原因是与非洲解放运动相关的众多遗产都有可能在“近期冲突”的领域之内，而这一类“冲突记忆遗产”对铭记非洲历史、建立非洲叙事有着重要意义^[13]。

同样在7月24日，格但斯克船厂申报项目开始审议。匈牙利提交了将不予列入（N）修改为推迟重报（D）的修正案，引发中、俄等国反对，难以达成共识。中方发起程序动议，建议在议题8有结论后再审议格但斯克船厂申遗。与此同时，匈牙利提出对修正案进行不记名投票的程序动议未获批准。30日，在议题8未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委员会重启了格但斯克船厂的审议。匈牙利坚持要求投票表决，并得到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支持。与此同时，俄罗斯启动程序动议，要求将项目不定期推迟并得到中国赞同。最终主席决定将项目不定期推迟，讨论结束。

格但斯克船厂争议的核心在于：该遗产地是否具有满足突出普遍价值的可能性。如澳大利亚代表所说，N意味着遗产地不能符合任意标准，但D或R意味着遗产地具有符合OUV的潜力，因此N与D、R之间存在本质不同。提名论述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正反双方更难做出妥协，最终以推迟的形式草草收场。

在上述文件和讨论中，无论是冲突记忆遗产还是格但斯克船厂，核心矛盾都在于它们是否与《公约》宗旨和范畴相符。但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有关方面或许需要厘清一些更为基础的问题。首先，ICOMOS在第一份讨论文件中便将“与奴隶制度或解放运动相关的遗产”排除在“冲突记忆遗产”的定义之外。按照这一定义，非洲政府和专家关心的解放运动相关遗产已不属于本话题的讨论范围。“近期冲突记忆”所指代的内容是否清晰？这一指代关系是否在委员国和专家间存在共识？如果不能清晰地界定这些基础概念，后续讨论将变得复杂而令人困惑。

另外，现有对“近期”和“冲突”的定义是否具有足够的科学性仍有待商榷。正如本届大会上埃塞俄比亚大使所说，遗产地的评估应逐一处理（case by case），预先设置条件并拒绝评价所有相关遗产地的行为是否合理？相比起通过规定目标来排除遗产，设置一套评价体系和处理流程似乎更能令人信服。

类似的，对于格但斯克船厂这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争议的提名，是否有可能建立一套流程来化解冲突，以避免其滑向在争论中不断推迟审议或是通过不记名投票来“决定胜负”的境地，进而引发更大分裂？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可以发现，在这一系列讨论背后，其实是《公约》应如何理解和处理“普遍性”与“多样性”关系的问题。在“二战”结束建设新世界的时代背景下，《公约》在1972年订立的目的是：保护那些在“全人类世界”层面上“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因此重视和强调遗产具有的“普遍性（universal）”价值。但随着时代发展，遗产的内涵日趋丰富、遗产的价值评价标准日趋多元，“多样性”与“普遍性”间的关系问题日益浮现。1994年通过的《奈良真实性文件》试图统合这一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但《奈良真实性文件》无法解释那些真实性之外的、更为广泛和本质的矛盾。在本届遗产大会的决议中，委员会要求成立开放工作组，继续开展冲突记忆遗产问题的研究，希望尽可能拓宽视野、反映各方立场。在目前不同文化群体“各美其美”的基础上，是否有可能进一步达到“美人之美”和“美美与共”，或许是《公约》在当代面临的最大挑战。

① 委员会在3份决议中使用了不同的措辞来指代研究对象：“与近期冲突记忆相关的遗产地（sites associated with memories of recent conflicts）”“涉及近期冲突与负面和分裂记忆的遗产地（sites associated with recent confli cts and o ther negative and divisive memories）”和“与近期冲突相关的遗产地（sites associated with recent conflicts）”。

② Gdansk:the Mai n Town, the M otlava Side Channel, and the Vistula Mouth Fortress.

③ Gdańsk-The Site of Memory and Freedom.

④ Gdańsk Shipyard-the birthplace of“ Solidarity” and the symbol of the Fall of the Iron Curtain in Europe.

⑤ A specific location with architectural or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r even specific landscape characteri stics which can be linked to the memorial aspects of the place.

⑥ Sites where it is the memory or memories that primarily give or gives the property its main value, or its potential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

⑦ In ICOMOS’ view,it is difficult to see the individual interment of fallen soldiers,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as an outstanding witness of a civilisation or of a cultural tradition,although it has certainly been a massive endeavour, which however was made necessary by a manmade intentional disaster.

⑧ …… its appropriateness to celebrate properties that commemorate aspects of wars and conflicts.

XIE Bozh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