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回忆录-怀念老院长邹德慈先生

我大学毕业刚到中规院时，邹先生在经济所，我在业务室，都在煤场边的居民楼办公。那时城市规划刚刚恢复，无论在规模还是影响力上，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但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黄金岁月，中国城市规划在他们手中进入了当时无法想象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对邹先生的印象是风度儒雅，语速不快，条分缕析。不论和谁在讨论，讨论的内容是什么，邹先生总能保持自己的谈话节奏，让人想快也快不起来。在老一辈中，邹先生是少有的英语很好的专家，在对外开放的大冲击的年代，给了他很大的优势。我真正和邹德慈先生有交集，是在周干峙先生到建设部任部长、邹德慈先生接任中规院院长之后的时期，当时我已经调到情报所王凤武先生麾下。几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件是在1989年，我和何林林负责广西凭祥规划项目。正好赶上北京的FB，王凤武先生赶回北京所里，留我们在当地继续规划。除了我之外，规划组还有何林林、朱文华和李金卫，当时我们都是所里最不安分的小年轻。事件发生后，当时省建设厅的李春芳处长第一时间把我们接回南宁保护起来，并把情况告诉了邹院长。在当时形势非常动荡的情况下，德慈院长、秉忱书记和凤武所长一起把广西的事件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以至于后来回到北京后，很多人还说幸好你们几个刺头没在北京。只有经历过那一特殊年代的人才会知道，这种庇护要冒多大的风险。没有邹德慈先生这些前辈对我们年轻人的呵护，很多人都不会走到今天。

第二件是1992年，我主持厦门分院工作时，突然接到院里通知调我回北京参加天津一个重要项目，厦门交给杨保军负责。当时分院刚走上轨道，和市里的合作处于巅峰时期。这突如其来的调动让厦门市很不满。当时厦门市长邹尔均在北京出差，把我叫到厦门驻京办（在燕山酒店附近），当场告诉我不同意我离开厦门。我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他说你们院长是谁、电话多少，然后让我别走，当着我的面给邹院长拨通了电话。邹市长和邹院长一通沟通后，邹市长回过头来跟我说，我已经跟你们院长讲好了，你继续负责厦门分院。结果我一回到院里，邹院长就把我找去，说厦门邹市长要留你，实话讲，这样院里就更不敢把你放回厦门了。市长那边我没法拒绝，但天津项目院里定了，只有你最适合，不能改。怎么答复厦门那边，你自己想办法。我记得当时无奈之下只能找了个其他的理由答复厦门方，实际上人直接去了天津。回想起来，这一处理方式很符合德慈先生的性格——从不与人正面争辩，但主意定了轻易不会让步。

天津这个项目是我在中规院主持过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还不是因为这个项目是当时中规院金额最大的一个委托（至今我还记得我把谈判的金额报告邹院长时他那惊诧的反应），也不是因为委托方我至今仍不知什么样的背景和来头（在钓鱼台谈判一开始，对方就警告我不要试图打听项目的背景），而是因为这个项目对城市规划提出的问题是全新的——分析项目的财务风险和滚动收益率。为了完成这个跨界项目，组成了即使今天都难以想象的豪华的跨界团队。兵弟先生回忆邹先生文章里，对此有详细描述。

“他和夏宗玕同志始终鼓励支持由院科技处牵头，开展以特定内容为主的院级规划设计项目试点。1992年赵燕菁主持的《天津国际工业区土地开发预可行性研究》就邀请了北京大学经管学院的厉以宁、刘伟先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和中国农大的陈章良先生（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参加，院里组建了陈占祥、余庆康资深总工的英语支持团队，大胆摸索了与国际接轨的、与国内土地利用经济分析相结合的创新的规划设计方法。”（《文明和人类的进步，先从自己内心开始——追思老领导一代大师邹德慈院士》）

其实这个项目组还包括天津规划院团队的霍兵（现任天津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晓东（市政），中规院是我和杨明松（后来曾任中规院副总规划师）、马先海。与我从事过的所有规划不同的是，这个规划的布局完全是虚拟的，起的作用只是为了给具体测算提供依据。通过这个项目，我惊讶地发现完全一样的静态规划方案，只要加入不同的滚动周期（建设分期）和财务条件（贷款利率和出让地价），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财务结果。

现在看来，邹德慈先生坚持让我这个资历甚浅（刚刚30岁）的工科生主持这个跨界项目，不仅是我后来学术兴趣转向经济学的一个节点，也给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注入了跨学科的基因。正是因为这一基因，使得中规院开始区别于同样脱胎于建筑与工程背景的其它规划院，在后来的城市规划学科从工程规划升级为“大规划”（比如战略规划）的转变中一骑绝尘，成为行业里毫无争议的领导者。尽管由于保密的约定使得这一项目无缘参与任何评奖，但其影响至今仍让中规院的元老们不时提起。

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走到今天这样蔚为大观的一级学科，似乎是国家城市化大潮下一个自然而然的被动结果，但在微观上，却是由邹德慈先生那一辈老规划师们对一个个类似天津项目这样富有远见的具体选择所组成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对我这样一个工科背景的规划师跨界到经济领域感到困惑。其实，只要回到中规院当时的转型，就会理解我个人的转型乃是这一学科扩张中的一部分。我只不过是恰好被邹德慈先生选中了而已。

随着周干峙、张启成、夏宗玕等先生的相继离世，加上这次的邹德慈先生，一个我们曾经熟悉的年代正在离我们远去。我们今天缅怀德慈先生，不是仅仅纪念邹先生个人，而是送别他们的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城市规划励扬奋发的年代。

我们这一辈似乎应该考虑怎样评价这一代规划师的历史功勋了。毕竟，是他们这一代完成了计划式城市规划向市场式城市规划的伟大转变。如今城市规划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那一代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痕迹不再被视作创新，而是被新一代规划师们视为理所当然。

同西方国家城市化高速增长阶段中出现的大师们不同，邹德慈先生这一辈规划师划时代的鸿篇巨作甚少。他们在世时，由于体制内的官本位确保了他们的声音洪亮，而一旦他们离开岗位，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学科的视野，被人遗忘。周干峙、邹德慈两位先生的学术影响由于其已被体制官本位的“院士”头衔还能延续一段时间，其它老先生们对城市规划的历史贡献正在被湮灭。幸好邹先生的研究生李浩在广泛采访的基础上，抢救下一批重要的历史记录，使得老一辈的工作得以留存。

城市规划学科是一个实践的学科，规划贡献主要体现在城市的具体的活动中。邹先生去世后，朱荣远把邹德慈先生代表中规院起草的关于深圳机场选址的手稿上传到微信群里。在这封信里，邹德慈先生力陈特区内白石洲选址的弊端，建议机场选址特区外的宝安。大家知道，后来中央采纳了中规院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选址。实践证明，这一选址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成为城市规划史上的一个经典。但这些伟大的规划实践很少见诸文字。记得当年邹德慈先生申报院士，屡试不第，后来不得不闭门著述，才在最后一次申报中低空掠过。

时至今日，这一困扰规划学术贡献认定的难题仍然没有解决。无庸讳言，周干峙先生、邹德慈先生他们很多规划贡献是源于其“职务”而非“学术”。他们因为中规院这个机构得以参与重大规划决策，但这恰是城市规划学术影响城市最主要的方式。如果不解决这个难题，最终的后果是城市规划非文字的学术贡献，都会在历史中湮灭。后人看到很可能是大学教授们写下的理论著述，但这些都只是学科的外表而非内核。

从更长远的历史看，也许个人的名字并不重要，甚至城市规划本身也会随其使命的终结而消失。但当我们走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当我们俯瞰城市璀璨的灯火时，我们感受到他们那一代规划师就在那里。日出日落，云卷云舒，只要这些城市不灭，历史就与他们同在。祖国大地上那些崛起的城市就像无名烈士墓上的不息之火，无言地纪念着那些通过图板赋予他们生命的规划师——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