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朱皆平先生——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工程和城市规划的先行者

朱皆平(泰信)先生(1898-1964)，是近代市政发展过程中一位有见地、有思辨、有创造性实践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作为西方现代知识与技术载体的人多，有见地的人少；直接移植西方观念、知识和技术的人多，思辨中西、过去与现在的差异优劣(及其转换)的人少；在机构中按部就班做事的人众多，有自发性和创造性的人太少。朱皆平先生还是一位在公共卫生工程和城市规划实践领域“失败”的先锋人(Pioneer)——按照他自己对这个词的翻译是“开山者”。他最早和最全面介绍帕特里克·盖德斯(Patrick Geddes)的社会应用哲学和规划理论；较早提出建立食用水检验计划，指出城市公共卫生工程的重要性，构想和提出近代中国的区域规划方案。作为这些领域的先锋，看来他都“失败”了，或者说很不成功。他介绍的盖德斯文事哲学理论和与自然协的区域规划理论，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重视，几乎已经哑音。他最早提出“新城市运动”，强调城市规划的公共卫生基础、控制大城市规模、建立城市群体系以及城市与自然、历史协调的美学，对于那些只关注城市内的道路建设、中心区形象、急于拆掉旧的建设新的、只讲究城市观瞻、只图城市经济和扩张的人来说，这些议题太过空泛，不切实际甚至有点保守和非“应时之需”。

但作为“先生”的朱皆平还留有脉络。吴良镛先生曾回忆在重庆松林坡中央大学时的学习，谈到朱皆平先生教授城市规划；在《人居环境导论》中介绍盖德斯生活图式和公式，环境(Environment)、作用(Function)与生物(Organism)三者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如何由简单的实际生活向丰富实在生活的循环往复。吴良镛先生提出“以问题为导向”“复杂问题的有限求解”，笔者大胆猜想，这应该是受朱皆平先生的直接影响。

朱皆平先生曾经说：“一个城市的生命作用，要不是由于细心的解剖与比较，每是不容易看出的。但末了，城市终是骨架，灵魂仍是在一城市里的居民。他们的习惯风俗及学术、见识等等，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效仿这一说法，历史过程中个人的生命作用需要经由各种文本的细心解剖和比较才能看出，但各种文本搭建的是骨架，灵魂仍然是人，是具体的、生动活泼的个体；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去接近远去的活生生的“人”的情感与思想。

朱皆平1898年12月22日出生在安徽省全椒县。民国5年(1916年)县立中学毕业。同年夏，朱皆平与同学王东原北上考试。朱皆平考入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预科。学校的学制为预科两年，本科四年。

庐宾侯(寅升)是朱皆平同一届毕业的同学，回忆当时的课程设置：“1921年交大时期，土木四年级分铁路、结构、市政卫生、水利四组……裴益祥、李浩教授及巴顿(Patton)授市政卫生组”。朱皆平是市政工程科。朱皆平于民国13年(1924年)唐山大学第十四班土木科市政工程门毕业，毕业证上学号753(图1)。民国10年(1921年)交通部长叶恭绰兼任校长，将交通部下唐山、上海和北平3个学校统称为交通大学，三校内进行学科调整，唐院专设土木，沪院专设机械、电机。因之习机械的陈广沅调到上海，而习土木的赵祖康调到唐院。1948年朱皆平曾有语：“那时全国经济委员会下，有一个公路处，恰好负责的为我的同级学友赵祖康先生。因之，赵先生写信给我，嘱为介绍新毕业同学到公路上服务”。这里指的“同级”就是1918年入学。

▲ 图1 | 1924年唐山大学第十四班毕业名单(左)及朱皆平毕业照(右)

1925年2月26日《教育公报》刊发录取留学学生名单，其中安徽省留英者有3人，分别是朱光潜、朱泰信及谭声乙。9月24日三人从上海出发，相约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去英国。但因途中差错，朱光潜与谭声乙先行，朱皆平在唐山等待几天后终于“万里只身”去英，在10月25日傍晚抵达伦敦。

朱皆平在1927年夏转到法国，入巴黎公共卫生学院，后再入巴斯德学院。《归程忆语》中对于这段巴黎的学习生活有详细的记录，谈到日常的路程和学习安排(如“我接着就在公共卫生学院上课，每日上午是听讲两三小时，下午便跟着他们出去参观”、听取各种不同类型的讲座(包括居里夫人的讲座)、学习法语等。他留恋着巴黎，他说：“巴黎对我，不是无意义的繁华，而是有生命的灿烂”。1930年10月朱皆平出版《水与疾病》，落款是“市政卫生工程师巴黎巴斯德学院研究员”。

朱光潜、朱皆平、谭声乙都在《留英学报》上发表过文章。1929年的《城市之“面积用途”与其分区原理》是朱皆平留学后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对城市区划的发展过程、原理、应用与问题等进行讨论。文中的如“文事学是综合的学问，城市规划是综合的技艺。……城市原是人民综集的躯壳，只论城市，丢去市民，那是最不合逻辑的”“城市的分区是独立地不可能的，而是必须要跟着‘广域分区计划’(zoning of regions)而可始可定的，……所以要了解一个城市，我们不当仅知道该城市本身的解剖及生理，而尤须知道其环境关系的——广域的时势”“人生不是单调的。分工原是为更复杂的人生幸福，倘以分工而使人生退到单调的地位，这种分工制度是根本可反对的了”，等等，都可以看出很明显受到盖德斯社会应用哲学理论的深刻影响。这应该是国内第一篇最早、也比较完整论述城市分区的文章。

英法留学期间，朱皆平给国内的《学生杂志》撰写了多篇文章，其中包括《近世的宇宙观》《近世科学之秘钥》《健城游记》《近世的社会观》《近世的学术观》《介绍一个顶天立地的学生：盖德斯教授》等。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后面几篇。《健城游记》是他结合城市公共卫生工程理念和花园城市概念的产物，是他理想城市模型的想象，是他后来形成城市观的基础。后面3篇都是对盖德斯的详细研读和介绍。20年过后，1948年朱皆平重新整理了这几篇文章，发表为《一个综合的人生观与社会观》，文中他说：“记得20年前，我乍见到这图表，所引起的惊异敬爱的心，不异于我初在化学书上看到孟德里夫的周期表，无论这类表式是否是天地间最终的真理，但无疑义地足以代表人类思想最美的晶形了”！1944年他曾说：“我选择了盖德斯教授，在我国似尚不为一般社会所注意，一方面固出于他的工作表现及其影响，特别伟大，伟大到英国乃至大英帝国也容不住他。另一方面便是他的著作能折服一颗骄傲的心，像笔者所能代表的，至20年之久，甚至终身，我也是愿意拜服的”。这些文章和这些话体现朱皆平对盖德斯理论的深入研读和把盖德斯看成是终身的导师。此时远在美国的、比他大3岁的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同样热忱地受教于盖德斯，一生为其所影响。

芒福德在纽约城市学院图书馆里读到盖德斯的书，“他的人生旅途发生了根本转变，因为这位学者成为芒福德人生道路上影响最深刻、最重要的导师，成为他的‘精神严父’(Jovian Father)”。芒福德发现盖德斯是“优秀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竭力主张人要全面发展，开发各种才能，推理和运算、激情与诗意、智力活动与体力训练。阅读盖德斯的著作，特别是他个人实践楷模，帮助芒福德明确了人生的新航向”。可以说，芒福德是盖德斯虔诚的美国学生，而朱皆平是盖德斯认真、持久的中国学生；他们续传了盖德斯的思想和理论。1948年朱皆平说：“经过20年的人生历程，我已到了‘知命之年’，西人则称之为脑筋成熟年龄，……恍然于我这20年的人生与社会经验，能使我在艰难的时代，仍保持着我的完整人格与社会地位，同时对于人类国家，亦不无小小的贡献者，实均得力于盖德斯教授的思想启示” 。

1930年3月14日国民政府改组江苏省政府，任命叶楚伧为主席，孙鸿哲为建设厅厅长等。孙鸿哲与朱皆平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就已经认识，1924-1926年间曾任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朱皆平随后到了江苏省公路局(图2 )。这一不长的时间里，他能够有机会对江苏省域公路体系做全盘的观察和思考，对省会镇江的规划、交通与公共卫生工程有初步学以致用的应用，对家乡全椒县公共卫生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改进的措施；他也提出建立江苏省食用水检验室。在《水与疾病》中，朱皆平附了一个20本拟写的书著提纲(表1)，可见他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雄心。

▲ 图2 | 江苏省公路局全体职员摄影(局部，1931年1月)(前排居中者为孙鸿哲，右五为朱皆平)

▲ 表1 | 1931年朱皆平拟著的市政卫生论文小册目录

朱皆平很快介入学院事务。1931年10月18日参加第十七次院务会和交通大学研究所第四次所务会，担任研究所秘书和设计组研究员；并随后很快成为院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刊主任编辑、奖励委员会委员、建筑委员会委员等。

1939年朱皆平任校总务主任；1941年11月茅以升赴滇缅公路任职，学校设院务委员会，朱皆平任校务委员会主任，主持学校常务工作。因为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统一管理后校务委员名额的事情，“1942年2月，矿、管两系学生找朱泰信论理，发生口角，殴伤朱泰信；于是朱泰信赴渝养伤”。之后朱皆平再未回到他求学8年、任教10年的唐院（图3，图4）。

▲ 图3 | 1934年的朱皆平，时任市政工程门主任教授

资料来源：励群达用(交通大学唐山院民廿三年级毕业纪念册)，交通大学唐山院,1934。

▲ 图4 | 1935届唐院师生合影(照片前排左二为朱皆平)

1930年顾宜孙在《交大唐院季刊》发表概览文章《土木工科课程之研究》，对美、中十家知名学校的土木工科课程设置进行对比梳理，其中对市政卫生工程各校选修科目与设置有一列表（表2，表中数字为准则钟点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唐院的“都市计划”课程设置时间为各校之首。文中谈到：“市政卫生工程，美之哈佛麻省理工校设有专科。加利福尼亚、康奈尔、密西根亦佳。吾国以唐山为最，清华次之。科目之最要者，为生物及微菌学及其试验、卫生工程试验、清水法、秽物取置、公共卫生、都市计划、房屋卫生设备及卫生工程计划等”。市政工程的这些课程与朱皆平的修习内容十分契合。朱皆平未到唐院任职前，1930年都市计划的课程应是市政工程教师徐世大教授。徐世大北洋大学毕业，曾在下关商埠工程处、浙江省建设厅任职，撰有《下关商埠西区计画概要》（1926）、《浙江物质建设的讨论》（1928）、《欧美各国商港之管理与组织》（1930）等。但徐世大很快随李书田去职而前往华北水利委员会任职。相关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课程应由朱皆平承担。1948年，他谈到：“我是在‘九一八’那一年回到母校唐山工程学院教书的。我的主课原是市政卫生工程……我到唐院后一年，即以公路工程与城市规划，应该纳入‘市政工程门’范围，由我授课。这样，自1932年秋季始业起，我开始教公路工程”。

▲ 表2 | 美、中10家知名学校市政卫生工程选修课科目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土木工科课程之研究》一文整理。

1931秋-1942春的10年间，朱皆平有几篇重要的文章，包括《水之微生物学的检验手术研究》（1931）、《新城市运动》（1933）、《从城市规划说到国家规划》（1934）、《卫生工程之意义》（1937）。第一篇是他在巴斯德学院研究成果的中文再诠释。《新城市运动》是在面对彼时城乡关系剧烈变动的状况下，对于发展道路的思辨。大城市的扩张和乡村的败落是当时的状况；新村运动是在周作人等提倡下的应对，乡村建设是梁漱溟等人的提倡和实践。朱皆平认为，既不是走目前的大都市扩张的路子，也不是“新村运动”的路子，而是走城乡结合、建立城市系统和分散大城市的“新城市运动”的第三条路。他认为：“城市大小，是有其最合宜的程度。城市不发达到一定的大小，不足以发展城市生活，那边不免留在‘乡村文明’里，或说朴野简陋的环境，那既不是足以敌住大城市的剥夺，更不容易禁止这类小城市的人民不趋往大城市。这是‘新村运动’与‘新城市运动’最大的分别所在。‘新村运动’好比是一个逃避者，‘新城市运动’方算是一个代兴者……现在一般人从事于乡村运动的，自然无可非议。但他们要以为乡村运动可以独立成功，来解救中国，而诅咒城市，人民至少是回到19世纪了。20世纪的新城市，是正在产生者”。“新城市运动”的声音在当时是一种独立思考后的另类，是对城市体系发展方向的思辨，是盖德斯的城市规划理念与具体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1934年的《从城市规划说到国家规划》是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四届年会（济南）上的公开演讲文章，整理后发表在《唐院季刊》。文中阐述城市规划的释义、范围、方法，第一次比较完整阐释英美法德各国相关名词提法，认为国内称之为“城市设计”太狭窄，“都市计划”太空虚，“城市规划”最恰切，提出城市规划是“‘整合协合’的科学与艺术（The art and science of co-ordination），是要将各科学连合其，同赴一个目的”。朱皆平应该是国内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提出“城市规划”内涵和名词的人。他提出城市规划在社会学、工程、卫生、美学4个方面的作用，文中谈到：“城市是一个整的东西，是一种人类团体生命最高贵的表现。这4个方面必须统筹兼顾，方合城市规划的需要。……一椿事情如此，百椿事情也如此，只是关联的程度略有深浅而已”。而达到这些目的，用的仍然是盖德斯的“优托邦”（Eutopia）方法，经由具体的、各种不同指向的区域、城市调查，来发现变化中的城市问题，提出优化的方案，进而由城市规划而区域规划而国家规划。

1930年他在《水与疾病》中说：“人生的目的是为生存、为健康，而富有意义的生存。诸位倘真为生存而奋斗的，更当即可起首厉行公共卫生事业。公共卫生事业不是‘洋化’，不是‘浪费’，不是装门面，而是须用热心与知识，以与疾病决战，以为人们请命，亦为自己延年益寿”！！1937年的《卫生工程之意义》是他对中国城市公共卫生改进的呼吁，应从最基本的排污排粪工作做起。他提出开辟健康的环境，必须是一种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注重与学识与经验的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业。他仍然应用盖德斯的“环境——作用——生物”和“生物——作用——环境”的辩证关系，来说明环境对生物的作用，也来强调人的能动性，进而进行有系统的“除粪工程”（而不是把秽物移来移去，眼不见为净），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最后朱皆平说：“卫生工程在中国，正与吃饭问题同其重要。卫生工程要能普遍化，就可以解决一大部分的吃饭问题……请诸位细细玩味庄子的那一句妙语：‘道在尿溺’”。

朱皆平到重庆不久后入中央大学土木系（表3）。吴良镛就这一时期中大建筑系的学生，听取了朱皆平的城市规划课程。此时他还兼任工作竞赛委推行员会主任秘书（主任委员为谷正纲、副主任委员为李中襄）、公路竞赛设计督导委员会委员。这个实职的工作促使他在具体工作之外，还在《工作竞赛月报》上介绍包括巴斯德、盖德斯等多位科学家。朱皆平还与过祖源等组建中国卫生工程学会，1942年8月1日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

▲ 表3 | 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建筑系教授名录

资料来源：张建中，罗玲，吴波主编.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教育[M]. 2017。

▲ 表4 | 第一、第二届中国市政工程学会的职员名单

注：沈怡担任过多界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淩鸿勋任1940年届会长，可见市政工程学会在中国工程师学会中的重要位置。市政工程学会职员名单中“交大系”的至少有淩鸿勋、朱泰信、袁梦鸿、张剑鸣、茅以升、李书田、赵祖康、裴益祥、胡树楫、林逸民、蔡牖；其他职员有北洋、南开、同济、清华、复旦以及海外院校毕业；但主要构成为“交大系”成员。

在重庆期间（图5），朱皆平一如既往笔耕不辍。其中有两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一是《近代城市规划原理及其对于我国城市复兴之应用》（1942）、另一篇是《实业计划上之城市建设》（1944）。前一篇中谈到价值的产生，不在物本身，而在物的关系配置上。因此城市的价值不在城市本身，而在城乡关系、城市与城市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功能的配置关系上。他借由盖德斯的旧机械时代与新机械时代划分和阐述，认为新时期应由城市的集中向城市分散转变。文中提及“盖德斯教授曾称‘城市为一幕时间地方之人生话剧’（The town is a time-place Drama）。渠意一城市之存在，在‘时间’上，包括以往各时代；在‘空间上’，包括各地方，形象色色’”（这正是刘易斯·芒福德引用盖德斯思想的主旨之一），谈到盖德斯为使其思想具体化，发展出文事测量法（Civic Survey）和广域测量（Regional Survey），“城市规划至是乃脱离一般建筑师之专门行业，而蔚为一种新综合之学术系统矣。”文中对彼时中国城市进行的分类，提出具体的应用建议，其中包括对城墙、较大的私家花园等历史古物的保存、“城市应能表示其国家文化之特点”等，颇有见地。后一篇文章以比较视野看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化状况，引用城市化的S型发展曲线，并提出国内城市若干具体分类和实践策略，而盖德斯的文事应用哲学仍然是通篇文章的理论核心。

▲ 图5 | 几位多年唐山校友在陪都重庆的合影(后右二为朱皆平，前右一为李中襄，左一为陈广沅)

 2.3.4 湖北湖南时期 

1944年7月王东原调任湖北省主席，1946年4月调任湖南省主席，1948年7月去职。朱皆平作为省政府的顾问随行左右。在湖北期间主持制定武汉区域规划，发表有《武汉区域规划之研究》；在湖南期间制定有《南岳文化建设区规划纲要》。前者为我国近代第一个区域规划，后者可说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有区域观的文化建设区规划。参加规划工作的米展成在1946年底的《市政评论》发表《武汉区域规划报告》中谈到：“去冬由湖北省政府顾问朱皆平先生发起设立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笔者遂被邀任该会委员。近一年来，工作方面，虽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省政府改组，朱先生连带下台以去，遂使这一机构几乎限于停顿，省政当局，站在财政的观点上认为，这一项工作完全属于‘不急之务’，于是便以经费理由而抹煞了它的活动，然而这在中国市政史上，至少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仍有它的地位”。对于武汉区域规划的价值，米展成的判断很准确。有视野、有理想、有努力的规划实践并不因为社会情形的巨变不能实现而消散它散发的灵光。

朱皆平一直保有一种敏感和警惕感，警惕因缺乏科学的基础，掉入空幻的玄谈；警惕抽象的知识与具体现实的分裂；警惕作为完整的人与学科人之间的分离。朱皆平是一位习公共卫生工程与城市规划的专业人，但他没有停留和满足在专业领域之中。至少从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开始，就可以看出他对国家、社会命运持续的思辨和实践，希望通过科学救国，科学地来建设新的中国。他在《民国日报·觉悟》、在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上急切地、热情地、勤奋地介绍最新的科学知识，鼓呼科学（人）对真理的追求，强调手、心、脑的整体合一。他把帕特里克·盖德斯看作探寻科学真理的精神之父，深入研究他的文事应用哲学，学习作为文事哲学之用的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

朱皆平理解分类是科学研究的开始，分类的归结却应该是综合，是整全地看待事物的发展。他说：“盖德斯教授最大的贡献却在其惊人的综合力量，因而形成一个整体，在他的思维之中，似乎没有一件东西，不可以放在一个是好的关系中产生新的价值”。他意识到大城市的问题与急进现代化对历史破坏，持有有机分散的观点，“最近将来之城市规划中心问题，不是在城市之如何发展，而是在城市之如何分工合作。庞大城市将渐次分散为较合理的小城市……谋一种合理的‘城市系统’”，更具体体现在他主持的开创性的《武汉区域规划》之中。他有着对城市历史美学的深层思考，在战后重建城市的议题中，清醒地提出要根据城市的差异，保护有文化承载的城墙和大规模的私家花园，作为一种文化美学的遗存和彰显。归结种种，朱皆平的主旨仍然来自盖德斯的“为生命的”哲学和实践理念。

朱皆平的社会人生中有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孙鸿哲，一位是王东原。很可能应建设厅长孙鸿哲之邀，朱皆平回国后到江苏省公路局任职，一年间的实务给了他理论联系实际的经验。千里马需要伯乐。1931-1937年间孙鸿哲任唐山工学院院长，按照李汶的说法，朱皆平很受器重。作为大学教授的朱皆平，在这一阶段充分释放了他在“墙内”的学识和能力。1942年春朱皆平离开贵州平越的唐院到陪都，同乡少年时好友王东原正在重庆任国民政府高官，后又调任湖北、湖南省主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得朱皆平很快能够有用武之地。这一层和在学校当教员有很大的不同，是在“墙外”在大的社会之中，在国家与省级层面应用理念与知识；同时也使得他能够进入行业的核心之中。这是个人努力、地点与特殊时期社会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后这些关系消弥解散，社会状态发生巨变，作为个人的朱皆平也就不能如之前可以介入复杂层级的空间实践（也可以用盖德斯提出的“人-工作-地方”三项式关系的变化来解释）。1947年朱皆平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和表达“君相可以造命”，亦即向善的权力和知识联合可以改造世界。彼时他既相信这样的状态，也深在其中；但他警惕着保持一定距离，希望能够经由知识与经验的应用，对社会改进有所裨益。

1946年底朱皆平给唐院的三位老师信中期待学校“向远大处做”。朱皆平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年青时期他的心中就有许多榜样，使得他心存高远，不落于世俗，又能够将抽象知识根据具体现实创造性应用。如他自己所言，朱皆平有着被盖德斯思想折服的“一颗骄傲的心”——“朱皆平”不是抽象的符号和概念，寻找朱皆平先生，就是试着穿过历史的迷雾，去了解和感受这颗“骄傲的心”，警惕抽象与具体的分裂、专科与整体的分离，经由对科学的追求和应用思辨，为社会贡献“建设性的批评”，为群体和个体生命的丰富和美好，向远大处做。

本文来源：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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