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经济和疫情防控下农贸市场的空间挑战与规划应对

城市中有一类功能介于“公共服务设施”与“商业设施”之间的空间，包括菜市场、早餐店、药店、维修店等满足市民一日三餐、生活必需品、家庭生活服务等基本消费需求的业态。尽管其上承载了大量的商业交易行为，却具有强烈的民生属性，但又早已不在国营体系内运行，既非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设施，也难以归为公服设施中。这里暂且称之为“民生型商业设施”。

民生型商业设施为城市贡献了大量社会学意义下的使用价值，高度分散的经营主体充分发挥个体的智慧，以多样化、个性化的方式抵御不断上涨的空间租金，维持终端消费品供给，并提供了人与人进行社会接触的日常化场所，是城市和社区凝聚力的关键纽带。民生型商业相关行业大约覆盖一个大城市1/20左右的就业规模，在支持民生的同时，其自身也是生计支持的目标对象。

而如今，随着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的生活方式高度渗透至日常消费领域，以及新冠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城市民生型商业设施持续面临冲击，部分城市和城市局部地区已经出现民生型商业的长时段凋敝问题，并最终影响市民生计。对这些城市中最“柔软”的空间进行适当的修复和再造，是保障城市在特殊时期维持其弹性和包容性的必要措施。本文以农贸市场为例，阐释其中的状况和挑战，提出规划应对思路。

电商介入前由批发商和小商贩组成的农食供应体系具有极强的韧性。从肉菜产地到农批市场，由农贸市场到消费者，每一步都由浸淫在这一环节中的个体分别完成，每一步和每一个体的品控、定价、结算与运输都与其他步骤切割开，甚至末端配送也由消费者自行负责，成本负担高度分散，且任何一个个体的改变和缺失都不会对整个系统带来影响。

在信息技术和供应链管理系统的支持下，“惦记几捆白菜”的线上买菜平台得以建立一套从产地到“最后一公里”的垂直一体供应体系。但相应地，这个体系中蕴含的所有成本——包括因一体化和统一标准而增加的额外成本——都需要内部消化。为了竞价获得消费者市场，必然走向垄断压价或高额补贴，这原本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近两年多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打击了个体化的菜贩经济和依靠面对面交易完成的农贸市场经济，同时催生了大量的线上肉菜消费和配送需求。即便如此，电商仍然只是在城市肉菜消费市场中扮演次要角色。近期多家生鲜电商上市公司的经营异常、破产申请公告告诉我们，线上买菜每一单不合常理的“小便宜”，终将以大规模社会融资的亏空湮灭为代价。

然而，生活方式的变化却是真实存在的，市场和技术的扰动无法改变农贸市场已经失去作为城市居民农食主要采购来源地地位的事实。以深圳为例，根据各类统计数据推测，目前深圳市民每吃10顿饭中，平均就有5.8顿来自“饭来张口”的食堂、餐馆和外卖，剩下的4.2顿自做餐食中，仅有2.5顿来自农批和农贸市场采购的肉菜，1.4顿来自商超和生鲜店。无论有否疫情封控，拒绝买菜做饭已是城市生活的底色。这是城市健康公共政策需要高度关注的议题。

与农贸市场的普遍凋敝相比，农批市场因菜价相对低廉仍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利用一部分社会群体对农食价格高度敏感的特点，许多批发商或菜贩选择在批发市场开设零售档口。目前，除作为深圳市级批发市场的平湖海吉星以外，各区级农批几乎都保持了较高比例的零售规模，这是省吃俭用天性和驱利动机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但不可忽视的是，农批市场有着较高的疫情传播风险，一旦发生疫情更可能使城市农食供应停摆，本质上不宜允许高人流量的零售活动。一些经历过农批市场疫情的城市（如北京）已经严格禁止农批市场进行零售交易。因此在公共政策层面，仍需对农批市场的“农贸化”作出必要的规制。

面对社区农贸市场人流量、交易量每况愈下的经营困境，一些档口经营者仿效生鲜电商推出市场肉菜配送服务，农贸市场部分承担起电商“前置仓”的功能。但由于流量型线上平台收取的佣金和虚拟摊位费高昂（往往达20%以上），摊位经营者无法承受线下线上二次“地租”成本，且此类消费渠道多仅在社区微信群中非公开传播，目标消费人群多仅在临时应急场景下选择用这一方式采购，不具备末端市场竞争力。

在极端情景下，农贸市场经营者“以互联网思维应对电商”，通过网红改造超常规吸引流量，试图夺回线下市场。只是网红驱动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社交需求难以与社区居民的日常基本需求等同，流量并无法转化为销量。笔者曾于2021年10月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期间调研彼时人群拥挤的“PRADA菜场”乌中市集，随机访谈不同品类档口的摊主，他们均反映销量未在营销期间上升，甚至个别摊主表达了反对网红改造的观点，认为这种方式甚至干扰了正常的经营，违背了菜场的基本使命。

深圳的300余处农贸市场中，90%均为自发建立的集体或民营市场。这些市场多为物业经营人在发现了市场需求、认为开办市场、收取摊位租金的空间获益满足预期的前提下，申请开办或自行开办后认定而得。尽管《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在公共设施章节明确了社区肉菜市场的配置标准，但在实践中规划配置的作用逻辑并不显著。随着需求持续萎缩，可以想象会有更多经营主体选择停办市场，此举虽并不必然导致供需失衡，但对于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而言将失去主要的农食采购渠道。

一定的系统冗余才能保障系统的安全性。农贸市场规划的主要目标不在于提高需求响应效率，而在于通过相对经济有效、可实施的方式，使得当外卖、商超、电商等其他相对精致的食品供应系统出现问题时，城市依然可以通过菜场这一“土法”来满足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不对所有市场做政府规划治理的全覆盖，提出仅选取能够有条件转化为能够在“平时”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直接供应品质安全价格实惠的肉菜、在“战时”或“灾时”保障储备肉菜末端分发配送的保供型网点作为规划对象。兼顾经济性和稳定性，提出上述网点供应量应占到全市所有末端供应网点（含农贸市场、商超、生鲜店、流动商店等）供应总量30%的规划目标。适度简化农食供应体系，引导农批市场剥离零售活动，加强对网点的直供能力，使市民不必去往农批市场便可够得平价肉菜。

复杂城市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不同规模量级城市、城市内部不同密度分区的设施分布并不遵循同样的标准，而是与人口规模或密度呈现幂律关系。在密度越高的城区，单个设施的服务效率更高。这就意味着，同一城市内部不同地区的公共设施服务效率存在合理的差异。但是在空间规划实践中，规划师往往却将把不同地区的公共设施配置标准“拉齐”奉为规划必选项，殊不知这只会带来实施的困境以及实施后的空间使用不经济性。为此，我们主张对福田、罗湖等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区采取相对较低的市场千人指标或万人数量指引，促进高密度城区利用有限空间发挥更高的设施使用效率。在上述规律指引下，若保证全市平均每个居住型社区能够布点1处保供型市场，则此类市场规划总数近600处。

保供型网点不必为传统农贸市场形态，商超或其他新型市场均可纳入政策范畴，并鼓励兼容肉菜储备库、前置仓等功能。对于存量市场，主管部门可提出保供型市场的认定政策，鼓励各类市场建设运营主体申请纳入。城市更新与新建大型住区项目宜根据规模统筹确定保供型市场的供给形态与建设需求。

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法来修复农贸市场或是其他民生型商业设施，但我们也很有可能必须被迫去习惯和学会与失去了挑选自由、买卖吆喝、烟火缭绕的当代城市相处。由不断变化的城市经济和疫情防控形成的“技术-社会”关系正在动摇“都市圈”“生活圈”等认知图景，或将进一步冲击更多城市与城市规划的核心概念与方法。

如果说现代城市之所以能够发展到当前的规模和水平，主要拜赐于人与人面对面接触的收益仍然高于其成本，那么当城市失去了人与人面对面接触的物理条件时，评判城市能否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条件，可能将是供应链效率和成本的关系。食品、物资乃至知识、信息的组织和“投喂”能力将在衡量人居质量时获得更高的权重。而未来城市的规模、功能和空间特性，也将由这个城市的供应体系能够维持的水准，以及为了建构和维系这一供应体系所必须架设的城市精神和价值取向所极大地影响。

本文编写自深规院2021-2022年度项目交流会“新时期技术新探索”专场主题报告，题目与内容较原报告有所删改。部分行业数据信息引自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此致谢。

排版 | 何瑜

校审 | 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