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古迹丨踏花归去马蹄香——明清北京的岁时风光

京城古迹

作为一座具有独立性格的城市，明清北京除了皇都之外，大片的村庄、河湖、农田以及古迹名胜等等，共同承载起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全国各个地方的市民一样，过去北京的民间，也自有一套随岁时节令而稳定运转的风俗。

当燕地凛冽的北风渐渐止息，重新流动的河边柳梢泛起嫩黄，北京的居住者们便不顾仍旧料峭的春风，迎接春天的到来。自立春起，到惊蛰、春分春林初盛，及至清明草长莺飞，他们抓紧时机感受着春天的气息，到满井、高梁桥出游，到东岳庙、元君祠祭拜……这些风靡一时的集体行为被记录在著述、地方志和游记、绘画当中，并与那些古迹和遗迹一起，成为了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有记载“岁时”的悠久传统。一些年节被描述为当地历史风俗的一部分。《帝京景物略》中，“岁时”的庆祝被归于“春场”条目之下，在所记载的习俗中位列第一。

明时京城的春场位于东直门外五里处。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时间、空间和人间是相通的，《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按照自然时序的变动，东北正处于由阴盛转为阳气生的位置，即对应立春时节，万物由蛰伏转入生发，因此京城的迎春礼也在城东北进行。

每年的立春前一日，京城的大小官吏衣朱簪花，自春场而过，行迎春礼。立春日当天一大早，官员们要穿上朝服，互相拜贺，并拿彩杖击打春牛。官员们还要给皇帝、太子、后妃、诸王以及中央官府等进送春牛，春牛要放在专门的案子上，制作十分考究。平民百姓则认为，获得春牛碎片就能获得吉兆，《清嘉录》中记载：

除了立春时节的大型礼俗，北京还有着依托宗教节日形成的民俗盛会。《帝京景物略》记载：

阳历四五月间，朝阳门外东岳庙、马驹桥旁南顶碧霞元君庙等均有庙会，且都允许女性参加，

与此同时，北京人还延续着一种古老而且更为世俗的“踏青斗草”习俗，明人《看山阁闲笔》云“踏青斗草，佳人韵事。手提筠篮，各求异草，团坐于碧蒲席上，卷罗袖，出春纤从容斗之，不觉草薰人韵，笑语生风”，即此之谓也。

高梁桥旁亦有碧霞元君庙会，且景色也更为优美。高梁桥在西直门外，袁宏道的《游高梁桥记》这样描绘当时景色：

每逢春夏，高梁桥畔草色翠青，柳软莎柔，都人竞相于高梁桥处观杂耍、看柳枝舞动，或“饮啖弹箜篌”，又入水边寺，又登柳边楼，成为当时游赏潮流。缙绅士大夫、京师士女往往联袂结伴而游。

明代文献记载说，高梁桥一带游人盛时以“万”计，“簇地三四里”，坐在地上休息的，要绵延三四里之广，热闹非凡。

热闹之外，城内也有清净的赏花地。今天安定门外东三五里远处曾是“满井”所在，因“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所以叫“满井”。据记载，每到初春时节，这里绿柳成荫、繁花似锦，景色宜人，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到此畅游后，对这里的景色予以赞美，留下名篇《满井游记》。阜成门外八里庄的摩诃庵在明时也是赏春圣地，其始建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寺中有高轩幽室，种柳、榆、松，另有楼可望西山，后被魏忠贤下令毁去。这里种有杏树多至千棵，有“繁花舞蝶迎人面”“繁杏春开十里田”之称，有修养的僧人以及连续停留数天的客人，常常于此撰写诗歌或弹奏古筝。

城南的天宁寺也是四时好景、出游佳处，寺中种植的芍药花特别有名，与崇效寺的牡丹、法源寺的丁香和极乐寺的海棠并称为“南城四景”，成为春季京城居民赏花的好去处。繁花之外，铃声塔影也是天宁寺一景，众多达官、文士被寺中清净的环境所吸引，常常逗留寺中，与天宁寺塔为伴，或是在此给离京的朋友饯行。另一处常常作为饯行之所的是三忠祠，其位于运河之上、城墙之外，“每花信麦秋时，亭阴闲闲，岸草静好”，在槐树和柏树掩映下的水榭清幽安静，便于离京的游人辞行话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