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幻想 | 建筑与电影-规划问道

传统意义上的建筑理论一直侧重于尺度来定义其宇宙。因此，”建筑”、”城市”、”大都市”、甚至”领土”等规模和文化结构已经界定了建筑原本的定义。然而，城市化要求考虑到审美、经济、环境、政治、社会和技术等在地方和全球层面同样表现出来的过程，从内部空间的隐私到在公共、物质和虚拟空间共享的个人数据和情感。

单个设计在应对气候相关挑战方面的效力如何?建筑是如何处理气候变化背后的社会戏剧的，性别和社会不平等或强迫移徙?

我们想探讨电影对城市现象的审美敏感性，研究电影在建筑文化中对城市工程的贡献，比如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建筑与电影的初步联系，以及电影在描绘后现代城市思维到今天的城市变化方面的分析能力。

电影和设计的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建筑对环境和社会的敏感性，从而超越科技科学的信仰来解决城市化问题。

建筑的历史符合文明的历史，因此建筑思想和实践有着像宇宙一样深刻的文化反思和人类心灵的奥秘。建筑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和集体记忆，但也许这就是它的问题。

建筑专业知识历来只限于建筑物的设计和制造，后者并非无关紧要，相反，住房的设计和建造涉及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文化模式的发展进行修改的能力，以规划新的集体生活方式，因为住房属于城市结构和文化背景。但是建筑原本定义对文化变革的冷漠，迫使设计师在城市化的挑战面前思考其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当代有效性。

架构如何处理气候变化、强迫移徙以及性别、种族和社会不平等背后的社会戏剧?今天的大学是教授建筑还是制作形式?

建筑如何处理气候变化、强迫移徙以及性别、种族和社会不平等背后的社会戏剧?今天的大学是教授建筑还是制作形式?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化动荡见证了大西洋两岸建筑学科参数的重新定义，以对抗现代建筑的功能残余和技术科学方法。但是建筑学科的回归过分强调了建筑形式，甚至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建筑的”自主权”在建筑的学科智慧和文化关注之间造成了裂痕。

从功能到形式的转变加剧了建筑与日常生活的疏远。相比之下，阿基佐姆的文化批判通过其非象征性的版本，把建筑看做是过程，促进了建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敏感性。与建筑界对应对环境挑战的技术科学方法的信心不同，这些技术科学方法往往被简化为营销战略，例如LEED认证，阿基佐姆的方法揭示了人类和非人类生活的可持续共存在城市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复杂性。

设计、工程和地缘政治框架的可持续战略如何影响城市化?

除了”绿色”引起在设计中几乎不发生的美学争论之外，这个问题还要求把可持续战略当作是产品和过程进行双重考虑。按照阿基佐姆的方法，建筑形式和可持续的产品，如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突发事件同样敏感。

另一方面，建筑思想和实践与文化问题的分离有利于形式化，因为它忽略了建筑设计和建筑仅仅是产品的文化原因和后果。例如，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是提供可持续能源的无排放产品，但它们的功能通常依赖于侵入性的生产过程，物理衰变会产生垃圾。

某些类型的风力涡轮机会导致鸟类死亡，影响生态系统的平衡。形式制造者认为，建筑物与城市、社会、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隔绝，房屋和办公楼、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都不是孤立的物体。大多数无排放能源项目都需要道路服务，其对环境的物质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风轮机部件的生产需要使用金属，而金属的制造往往使用化石燃料。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认为，”大多数目前建造的涡轮叶片无法回收利用。”

电动汽车行业正在迅速发展，预计到2030年，欧洲将拥有多达3000万辆电动汽车，他们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但材料可持续性专家已经对他们的锂离子电池废弃后的命运表示担忧，与传统铅酸电池的回收能力不同的是，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工业还有待发展。

大型建筑对建筑作为过程的理解与对可持续产品的生产和再循环过程的关注之间的对应关系，揭示了城市现象所涉及的复杂文化过程，即当代建筑，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将建筑形式简化为孤立的对象或产品而忽视了形式。

建筑并不是唯一的设计学科，它忽略了构成城市化的各种文化现象。建筑、景观建筑和城市主义可以说是美学上的盲目。在参与城市化的同时，他们的技术官僚动力忽略了城市现象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变革，而且还需要审美变革和思想转变。

当代的建筑师仍然被困在理性主义和二元本体论中，如形式对功能或人为对象对自然过程，对以”审美参与”和”审美社区”为环境美学范畴的人类生活与非人类生活之间的非等级对等不敏感。

“描述性美学”的概念通过借鉴全球各种各样的故事和叙事、艺术、知识形式、宇宙学等等，进一步促进了”代代相传的环境美学”。环境美学领域可以与设计建立联盟，以推动与气候相关挑战的参与和投射想象。

这种联盟可以关注到理性主义者和科技科学信仰倾向于忽视的日常生活美学。首先，伯兰特的”审美参与”概念建立在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的基础上，解释我们与环境的审美关系是固有的，而不是后来人为加上的。

因此我们与自然环境的社会和城市关系是持续的，人类是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环境的主人。第二，描述性美学可以补充设计想象，以解释气候变化为子孙后代所储存的过去和”未来的审美价值观、贬低和意义”。

这种双重努力可以产生不同社会群体所产生的各种故事，甚至为了包容而形成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观点的对比，不同的文化经验和对城市现象的看法也具有截然不同的审美层面。今天，城市化要求考虑经济、环境、政治、社会和技术进程以及在地方和全球层面同样表现出来的审美现象。

建筑如何处理气候变化、性别和社会不平等或强迫移徙背后的社会戏剧?

答案在于艺术和美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将人类的激情和社会戏剧提升为社会和历史范式，作为建筑、景观建筑和城市主义制定的文化批判的基础。

前面提到的社会对设计的不敏感只会由于过分强调LEED认证或数据模拟等技术科学方法而加剧，这些方法学上不可否认的效率对城市化背后的戏剧和激情无动于衷。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看似”无可争辩”的理性力量，这种力量不同于二十世纪审美敏感性的批判性进展，与欧洲启蒙运动遗留下来的元文化相对立。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的彼得·艾森曼和欧洲的阿尔多·罗西在理性的基础上定义了建筑的自主性，艺术和美学则日益质疑理性万灵药的合法性。

音乐理论家约翰·凯奇的审美敏感性探究了理性知识和经验知识之间的紧张关系：”思想要么在头脑中，要么在头脑之外，我宁愿认为，头脑外的想法比头脑中的想法更能打开思路。”

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强调了理性的无稽之谈：”精神病患者看到的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我不太相信理性，理智不能提供幸福，理性不能解释世界、爱情或任何重要的事物。”

这些思想反映了十九世纪对理性的激烈批评。弗里德里希·冈萨雷斯写道：”无论如何，理性是一种寒冷、明亮、谨慎、自觉的生活，没有本能，与本能相反，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必须与本能斗争，这是堕落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就等于本能。”

米歇尔·福柯认为，审评的疯狂使他的”思想向现代世界开放”成为可能。” 达得、冈萨雷斯、梵高和阿陶德的疯狂创造了”沉默的一瞬间，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触发”一个没有和解的破坏，世界被迫质疑自己。”

查尔斯·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说：“我们如何解释疯狂并没有阻止达达或梵高掌握学术公式和艺术规范?理性所固有的非理性与思维凌驾于感觉之上的优势相反，我们的知识使我们变得愤世嫉俗，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坚强和不友好，我们思想过多，感觉太少。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机器，我们不仅需要聪明，还需要善良和温柔。没有这些品质，生活就会变得暴力，一切都将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