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第51页

201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省安新县考察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4月初的白洋淀，绿柳婆娑，碧波荡漾，放眼水鸟嬉戏，听闻蛙声一片。

　　襟带崇墉分淀泊，阑干依斗望京华——

　　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凉亭上的这副楹联，在这个春天里，与位于东北方向100多公里的首都北京，有了不同寻常的关联。

　　2017年4月1日，新华通讯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消息一出，犹如平地春雷，响彻大江南北。

　　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的雄安新区，迅速成为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焦点。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着眼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立足大历史观，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规划建设河北雄安新区为重要突破口，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谋求区域发展的新路子，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

　　燕赵大地上，春潮涌动，正奏响开创历史、引领发展的澎湃乐章……

　　把握时代大趋势的历史性举措——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选择

　　“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抓的一个新区建设。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批准的首都功能拓展区，同上海浦东、广东深圳那样具有全国意义，这个定位一定要把握好。”——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华北平原，雪后初霁，万物润泽。

　　2017年2月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南海出发，驱车100多公里，专程到河北省安新县实地察看规划新区核心区概貌。

　　在大王镇小王营村，总书记走进一片开阔地，极目远眺。这里就是规划中的雄安新区起步区的核心地块。

　　在展开的一张规划图前，习近平仔细察看区位、规划状况，详细了解人口搬迁安置、区域内的地质水文条件等情况。

　　“这地方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人口密度有多大？拆迁人口有多少？”习近平总书记向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询问。他叮嘱：设立雄安新区，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要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安新县主持召开了一场小型座谈会。他强调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

　　大发展需要大战略，大战略需要大手笔。

　　37年前，位于华南的深圳经济特区，从昔日小渔村起步，发展成繁华都市，引领着珠三角经济增长极崛起，成为中国开启国门走向开放的重要标志。

　　25年前，位于华东的上海浦东新区，从一片旷野地蝶变成汇聚财富的金融中心，辐射带动长三角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象征。

　　位于华北的京津冀大地，坐落着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北方重要城市，但多年来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一面是京津两极“肥胖”，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突出，一面是周边地区过于“瘦弱”，呈现显著差距。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正是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大时代背景下爬坡过坎的必然选择，也是在中国北方打造新增长极的迫切需要。

　　着眼全局，运筹帷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谋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到提出选择一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再到部署雄安新区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宏阔的战略格局、强烈的使命担当，筹划部署、把脉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京津冀三省市考察调研，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实施，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倾注了大量心血。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指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同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他强调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他考察北京市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

　　在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战略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任务是重中之重。而选择一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构想也逐渐浮出水面。

　　对首都北京，作为“老北京”的习近平感情至深——

　　“凸”字型的格局，“九经九纬”“左祖右社”的考究……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先进的理念，体现着中华风格、首都气派。

　　然而，21世纪的北京，虽前所未有繁华，却面临“大城市病”的种种困扰。

　　如何在时代的演进中焕发出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正在快速迈向民族复兴的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破解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难题从而推动协同发展？一系列时代追问，萦绕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心头。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时的讲话高屋建瓴。

　　宜疏不宜堵，构建大格局。

　　201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总体思路框架》批示指出：“目前京津冀三地发展差距较大，不能搞齐步走、平面推进，也不能继续扩大差距，应从实际出发，选择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推进，通过试点示范带动其他地区发展”。

　　经过不断思考，在201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

　　方向愈加清晰，思路更加明确，在京外设立一座新城的战略构想逐渐成熟。

　　2015年2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多点一城、老城重组”的思路。“一城”就是要研究思考在北京之外建设新城问题。

　　2015年4月2日和4月30日，习近平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他再次强调，要深入研究论证新城问题，可考虑在河北合适的地方进行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新城。

　　2015年6月印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构想，明确提出：“深入研究、科学论证，规划建设具有相当规模、与疏解地发展环境相当的集中承载地。”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集中承载地”成为了“新区”的代名词。

　　这个新区选在哪里？以何种定位出现？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多次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河北省、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有关方面，召开专题会议和小范围会议，综合考虑区位、交通、土地、水资源和能源保障、环境能力、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经过多轮对比、反复论证新区选址。

　　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基本都用“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从我国经验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也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

　　一次次重要讲话、一场场科学论证、一步步深入推进……从思考到谋划，从批示到规划，从要求到部署，从宏观到微观，习近平总书记对设立新区的战略思考不断深入，构想逐渐变为现实。

　　2016年5月27日，这是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一个大日子——

　　这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审议《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有关情况的汇报》，“雄安新区”首次出现在汇报稿的标题之中。

　　习近平强调：在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北京又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空间格局调整。无论是从它的健康发展和解决问题，都要做出选择，最后做了这个选择。

　　顶层设计，志在千年。

　　公元1153年，金建都于燕京，拉开了北京城860多年的建都史。

　　公元2017年，河北雄安新区的规划设立，又将揭开北京城发展的崭新一页。

　　“这件事确实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习近平强调，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要能够经得起千年历史检验，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

　　把准历史大方位，着眼时代新特征，续写北京千年古都建设、谋划华夏大地发展的新篇章。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今天流行的这句新话并非豪言壮语，它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历史的承诺。

　　“深圳和浦东的今天，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雄安的明天。雄安新区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院士说，千年大计，正是表达着中央推行这个战略的决心和定力。

　　俯瞰中国地图，深圳、浦东和雄安呈梯度而上，分别占据全国南、中、北三个维度，这将合力推动中国实现全局均衡发展，改变经济发展“南强北弱”的状况。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如此评价：雄安新区这片经济活力带将寻求催生出京津冀地区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发展活力。

　　“水乡花县今新邑，北地江南古渥城。”雄安新区这片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和当代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地，将成为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开拓发展的新支点，必将创造时代发展的新传奇。

　　回答实践新要求的战略决策——科学论证选址，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形成北京发展的新翼，打造创新驱动的高地

　　“具体到哪里建，这是一个科学论证的问题。一旦定下来，京津冀三地和有关部门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用大历史观看待这件大事。”——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雄韬伟略，长治久安。

　　“雄安”——未来之城的名字，取自“雄县、安新县”各一字，朗朗上口、声名远扬，既尊重历史，又寓意吉祥。

　　“雄”字意味宏伟、阳刚、英雄；“安”字包含稳定、牢固、安康，体现了地域特色，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契合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大任何以降雄安？

　　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明确提出，研究考虑在北京之外建新城的思路；此后，在不同场合他多次提出在河北合适地方建设一座新城。由此，选择一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就成为现实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雄安新区的最终设立提供了战略指引。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牵头组织研究论证设立集中承载地有关工作。2015年2月，选址工作启动，各有关方面展开了紧锣密鼓的科学论证：

　　——本着认真、谨慎、科学、民主的原则，新区选址综合考虑区位、交通、土地、水资源和能源保障、环境能力、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对集中承载地规划选址进行多地点多方案比选，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多个回合讨论研究；

　　——由16位顶尖级专家组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多个选址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召开10多次会议听取河北省及规划组的汇报；

　　——河北省组织省内多个部门，持续进行多轮研究，谋划提交多个选址方案；

　　——初步方案经过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讨论，意见反馈给河北省。河北省对方案进行相应调整，专家咨询委员会再次实地考察，并听取河北省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方面意见。方案经修订，再次上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开会讨论；

　　——2016年2月29日，国务院举行专题会议研究集中承载地的相关问题；

　　——2016年3月和5月，最终选址方案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规划建设新区的选址事关发展全局，是涉及首都的历史性工程，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每一次调研都细致严谨，每一次讨论都充分热烈。“雄县—容城—安新”这一方案在几个方案比选中逐步得到确认，最终脱颖而出。

　　选择集中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新区，这个地方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太近容易连成一片，达不到疏解目的；太远则难以接受北京的辐射和带动，不能更好地承接和转移非首都功能。

　　雄安新区地处保定。保定之名取“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自古就是“京畿重地”要冲之塞。

　　距离北京约40分钟高铁车程的保定东站广场，矗立着“京畿之门”的高大建筑，提醒熙来攘往的人们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从保定东站向东北沿高速公路，半个多小时即可到达雄安新区。

　　新区位于京津保腹地，各方优势明显，土地水利环境地质支撑条件优良，发展空间充裕，正是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首选之地：

　　——区位优势。地处华北平原，一马平川。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距离北京、天津、石家庄和保定市分别约105公里、105公里、155公里、30公里。

　　——交通便捷。雄安新区东至大广高速、京九铁路，南至保沧高速，西至京港澳高速、京广客专，北至荣乌高速、津保铁路等交通干线。基本形成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的半小时通勤圈。同时具备空港优势，距离北京新机场约55公里，完全可以满足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需要。

　　——生态良好。拥有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漕河、南瀑河、萍河、南拒马河等多条河流在区域内交汇。九河下梢，汇集成淀，星罗棋布的苇田，摇船入淀，但见浩渺烟波，苍苍芦苇，悠悠小舟，岸上人家，宛若“华北江南”。

　　——开发度低。雄安新区范围内人口密度低，建筑少，拆迁量不大。核心区所辖人口尚不到10万人，仅相当于北京的一个社区。可开发建设的土地较充裕且可塑性强，具备一定的城市基础条件。

　　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确定了新区规划选址，同意定名为“雄安新区”。

　　“具体到哪里建，这是一个科学论证的问题，不能拍脑袋说在雄安。”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讲话中强调，现在经过反复论证，并和北京市、河北省共同研究形成这个结果，一旦定下来，京津冀三地和有关部门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用大历史观看待这件大事。

　　根据这次常委会会议精神，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召开小范围会议对规划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有关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翼’。这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选择”“在新的历史阶段，集中建设这两个新城，形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为精益求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织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对《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实施方案》进行研究完善。

　　2016年7月31日至8月6日，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一周的封闭研究，请国家发展改革委、河北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共同进一步完善新区实施方案。

　　“可以说，新区选址是经过了各方反复深入论证才定的，最后制定了这个实施方案。”经历选址全过程、三赴雄安实地调研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说。

　　习近平总书记到规划中的雄安新区考察时，对这里的区位、人口密度、自然条件等表示满意。他说，这个地方选得好，在这里建新城，不会过多打扰当地人的生活，涉及搬迁量少，能快速起步见到效果。

　　大好河山，坐标已定。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这座担当着新时代发展使命的未来之城将跃然而出。

　　新区之“新”在于“以新破局”，构建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也为中国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从国际上看，很多国家探索解决“大城市病”问题，都是用跳出去的办法，迄今看也是有效的、成功的。

　　在世界一些知名大城市，旁边也有伴城。例如美国纽约之外有新泽西，旧金山附近有圣荷西等；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之外，有创新之城海法；日本东京50公里之外，则有高新产业集聚地的科学城筑波。

　　大鹏展翅九万里——

　　从首都区位看，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作为两翼分列北京中心城区的东侧和西南，定位清晰、错位发展，拱卫首都实现新腾跃；

　　从河北区位看，雄安新区和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进建设的张北地区，呈现一南一北，同样是带动燕赵大地腾飞的两翼。

　　全局上谋势，关键处落子。

　　雄安新区，这里将高标准高起点起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改革开放的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能要。

　　雄安新区绝非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主导的集聚区，创新驱动将是雄安新区发展基点，进行制度、科技、创业环境的改革创新，吸引高端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建设集技术研发和转移交易、成果孵化转化、产城融合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有海外媒体指出，“如果只注意到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而忽视这里是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就看不到雄安新区设计初衷的根本所在。”

　　雄安新区的定位也引来诸多国内科研单位、央企总部、产业巨头的呼应。中国科学院、中船重工、航天科技集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交建、中石化等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对接雄安新区建设，有的央企已明确表示将拿出“迁企”的实际行动。

　　在新的历史阶段，雄安新区的设立，按下了推进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启动键，推开了一扇崭新的转型发展之门。

　　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大实践——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中国样本

　　“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一定要保持历史耐心，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九河下梢，北地西湖。雄安新区囊括白洋淀整个水域。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实地考察雄安新区建设规划时专程前往白洋淀。这是习近平第一次来到白洋淀。他说：“小时候读小兵张嘎的故事，就对这里十分神往。我曾在河北正定工作，但也一直没有机会来。”

　　走过安新县郊野公园的白洋淀大堤，沿着长长木栈道，习近平步入淀区深处。水面波光粼粼，芦苇荡还没有返青，阳光照射下金灿耀眼。他登上一座木制观景台，环视开阔的白洋淀。

　　习近平曾在宁德、福州、杭州等南方城市工作，对山清水秀的生态之美感触至深。

　　总书记在考察中强调，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将来城市距离白洋淀这么近，应该留有保护地带。要有严格的管理办法，绝对不允许往里面排污水，绝对不允许人为破坏。

　　高起点，新梦想。雄安新区将坚持生态优先，建设一座绿色生态之城——

　　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划定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实现两线合一，着力建设绿色、森林、智慧、水城一体的新区。”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雄安新区将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

　　“水会九流，堪拟碧波浮范艇。荷开十里，无劳魂梦到苏堤。”在未来规划建设中，白洋淀的景色只会变得更美、淀水更加清澈，湖面更加开阔。

　　高标准，新理念。雄安新区将坚持规划先行，筑造一座标杆之城——

　　谋定后动，规划引领。2014年2月和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北京市。他对城市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格外重视，强调指出：“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

　　在谋划设立雄安新区的数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反复强调“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再开始建设”“精心推进不留历史遗憾”。

　　在安新县召开座谈会时，总书记郑重告诫：雄安新区将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必须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理念，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要坚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水准规划设计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

　　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裕……一张白纸能够画出最美的图画。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正会同专家咨询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河北省委省政府等抓紧组织编制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控制性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等。

　　新区将借鉴国际经验，组织国内国际一流规划人才进行城市设计，细致严谨地做好单体建筑设计，特别是细节设计，建成标杆工程，成为今后城市建设的典范。

　　“规划上要达到国际一流城市的水平，同时在建筑上要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的元素，在建设过程当中要精雕细琢，以工匠精神打造百年建筑，留下千年传承。”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说。

　　高水平，新家园。雄安新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成为一座现代宜居之城——

　　如果说此前，中国的大部分现代化城市建设都是向外借鉴学习，那么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雄安新区将构建一个蓬勃内生、发扬传统、自信开放的现代化城市，从而达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世界”。

　　雄安新区不会简单复制深圳和浦东，而是要开创国家新区和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市民需要出发，做到疏密有度、绿色低碳、返璞归真，提供宜居的环境、优质的公共服务，有效吸引北京人口和功能疏解转移。”新区规划一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如此强调。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按照规划，新区远期将承载200万至250万人口。新区的建设，将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谋篇布局，充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发展社会事业，配套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提高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水城共融犹如江南水乡，大量管廊地下藏，地底通道汽车穿梭忙，行人休闲走在马路上，街道两边传统特色建筑分外亮堂，河水穿城流淌，森林公园空气清新舒畅，被绿树隔离带包围的白洋淀碧波荡漾……徐匡迪院士这样描述未来雄安新区美丽如画的模样，崭新的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发展空间让人无限向往。

　　高要求，新机制。雄安新区将坚持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一座创新发展之城——

　　早在一年多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防止炒作土地等问题出现，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从2016年6月开始，雄安新区规划区域内，已逐步实行房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户籍的冻结，为筹建新区做准备。

　　雄安新区将制定全新的住房政策，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表示，国家将在这里探索全新的房地产改革道路，控制房地产价格，保障民众住房需求。

　　户籍改革、医疗改革、公共服务改革、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大部门制和负面清单管理、探索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对外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城市管理规则和体系……体制机制改革将是新区发展的制度保障。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棋局中，雄安将争当“改革先锋”，一些改革举措在这里先行先试，在“深水区”中趟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子。

　　引领时代发展，打造改革高地，人们也将从这里读懂未来中国。

　　“白洋淀，风光好，英雄多，到处都有嘎子哥。”从白洋淀码头坐船出发，半个小时水程来到赵庄子村——电影原型“小兵张嘎”的故乡。

　　忆往昔，这里是见证峥嵘岁月的革命老区；

　　看今朝，这里是肩负历史使命的发展新区。

　　“我们这代人做什么梦的都有，就是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赵庄子村党支部书记赵文祥说，“这几天乡亲们茶余饭后都在讨论新区建设，畅想家乡未来。”

　　“规划定了就要严格执行，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要尊重城市开发建设规律，合理把握开发节奏，稳扎稳打，一茬接着一茬干。”

　　“这件事是不可逆的工作，所以必须发扬工匠精神，精心推进。”

　　……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部委到河北省各部门，新区建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展开，雄安新区筹委会已经成立……

　　放眼未来，美好前景催人奋进——

　　3年后的2020年，一个新城的雏形将初步显现。雄安新区骨干交通路网基本建成，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框架基本形成；

　　5年后的2022年，在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时与京津冀主要城市联系进一步紧密，与北京中心城区错位发展，起步区基础设施全部建设完成，新区核心区基本建成；

　　13年后的2030年，一座绿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显露活力，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闻名遐迩的城市新星。

　　雄安新区，必将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记者：霍小光、张旭东、王敏、曹国厂、李亚红）

　　2017年2月23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工作时强调，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要立足提高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规划建设。各级城乡规划建设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解放思想、开阔思路、求真务实、攻坚克难，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部署的各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真抓实干，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现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工作通知如下：

一、重新认识城市规划，承担新时期治国理政新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明确指出了城市规划的战略地位。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做好城市工作，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城市发展质量。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对城市规划工作的认识，在提高城市规划工作的前瞻性、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上下功夫。全面深入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努力工作，勇于创新，承担起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中的新任务、新使命。

二、科学编制城市规划，实现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认真思考和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好城市这个问题。要把握好城市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做到服务保障能力同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人口资源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同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要坚持城乡统筹规划，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落实“多规合一”，形成市域城乡全覆盖的一本规划、一张蓝图；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确定人口总量上限，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中，落实到各类专项规划中，落实到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工作中，以强有力的措施将城市规划的刚性约束执行到位。

三、依法执行城市规划，切实提高城市规划的严肃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总体规划经法定程序批准后就具有法定效力，要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务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要义，从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自觉按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办事；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尊重城市规划，自觉接受城市规划约束；要充分发挥专家、公众和媒体的力量，加强规划实施的社会监督；要严格执行依法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杜绝一任领导、一版规划的现象发生；要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查处违法建设，建立健全问责制度，严肃追究违反规划行为的责任，提高各种违法行为的成本，增强政府依法行政和全社会尊重规划的意识。

四、加强过程监督管理，提高城市规划实施的有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规划实施时强调，“要放眼长远、从长计议，稳扎稳打推进”。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一体化的长效机制，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保障措施，调动和发挥各方面力量实施好规划；要健全依法决策的体制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确定为必要的法定程序；要建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制定反映城市发展建设目标和实施状况的量化指标，可衡量、可监督，通过定期评估，不断发现城市发展建设和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依法完善规划，动态维护规划，确保“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干到底”。

五、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努力塑造城市独特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规划建设管理都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落实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地位的要求。不但要搞好总体规划，还要加强主要功能区块、主要景观、主要建筑物的设计，体现城市精神、展现城市特色、提升城市魅力”。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认识到规划工作对保护和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历史文脉，切实完成5年内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任务，处理好城市开发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和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将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要加强城市设计，强化对建筑设计的管理，挖掘整理传统建筑文化，鼓励建筑设计继承创新，使城市建设越来越多地体现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

六、建设和谐宜居城市，极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思想，以高度的政治意识，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各项工作；要坚持开门编规划，利用多种渠道，在规划编制全过程充分倾听群众意见，完善公众参与制度；要坚持以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以“城市病”等问题的综合解决为突破口，有序实施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恢复城市自然生态，提高城市宜居性；要将民生改善作为评估城市规划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妥善处理城市长远发展利益与民众关注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近期尤其要协同推进住房、交通、环境、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条件的改善，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要提高全社会的规划意识，让人民群众认知规划、理解规划、支持规划，自觉维护规划。

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及时向政府主要领导汇报，推动有关工作的部署落实。各省（区、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及时将贯彻落实情况向我部报告。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17年3月16日

编者按：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强调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这表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进入深化落实阶段，三地区域经济合作有望明显提速。就此话题，深圳卫视的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副部长黄艳。

黄艳

全国政协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战略

黄艳向记者介绍，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第一次提出要“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3月，“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出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强调要“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这次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讲到粤港澳大湾区，说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她指出将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上升国家战略是重大国策，是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的战略构想的核心举措，同时对于为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黄艳介绍说，从世界经济版图看，湾区是特定的经济现象，是一种成熟的大都市群体形态，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世界上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带地区。国际著名的湾区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都具有湾区经济典型特征，面积在１万平方公里以上，往往具有开放的经济体系、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对外聚集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

她说，粤港澳大湾区是全国城镇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中国重要经济增长极和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地区。粤港澳湾区内不仅集聚了深圳、香港、广州三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而且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达1.75亿人次，已经超过了纽约湾区三大机场的吞吐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泛珠三角合作为重要基础，辐射作用覆盖内地九个省区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将推动“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范围发展。这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我国区域发展的内涵，层次和形式，提升整体竞争力，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有力的支持。

黄艳指出，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为开放我国全方位新格局提供新的坐标和路径，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个资源，探索经济的规则优势，在国家“一带一路”开放中发挥重要的平台功能，其辐射半径更将延展至沿线国家，成为联通“一带一路”的重要门户，推动粤港澳企业联合“走出去”。另外，粤港澳湾区也是数以千万计的移民人口聚集之地，是中国最为兼容并蓄、丰富多元的区域，人才和人力资源集聚效应十分显著。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粤港澳区域更好融入国家经济体系，确保粤港澳长期繁荣。

高度一体化是湾区经济的特征

针对记者提出的湾区经济的特征问题，黄艳介绍说，湾区经济是一种超越行政区经济的经济区经济。比如旧金山湾区由九个县共101个城市构成；东京湾区由东京、横滨、千叶等5个特大城市构成，约1320平方公里。经济地理意义上的湾区是一种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经济发展带。但湾区经济内部高度一体化，而且产业分工完善，紧密互补，形成了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地域分工。东京是世界级的经济中心城市，集聚着金融、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等全球生产的高端环节，横滨是日本最大港口城市，市原、木更津、君津等都是日本的工业重镇。

她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初期，港资企业以“前店后厂”模式在珠三角投资，如今香港的检验检测、会计、工程设计等专业服务业也以珠三角为重要市场。而香港的跨境金融和离岸人民币业务，首先就是与前海、南沙、横琴等周边区域深度合作，深港通开通后两地合作更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是合乎经济规律，顺应社会潮流的举措。目前，珠三角地区产业面临升级转型，港澳地区希望有效扩大发展空间和延伸其城市功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成长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地域单元，正是大珠三角地区的历史抉择。

她同时指出，与国际一流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化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更面临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等挑战。

一是湾区新兴产业和高端要素集聚程度不高，除香港外，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还有待提升；其他城市仍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城市间的贸易投资与要素流动仍然受到各种隐性壁垒的阻碍，亟待通过供给侧改革在产业转型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湾区各城市的规划建设仍需要统筹协调。比如，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已全线贯通，预计可于2017年底通车，要加强其他城际铁路的规划建设，才能满足粤港澳大湾区日益紧密的交通联系，才能形成“1小时生活圈”，这是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保障。

三是湾区环境保护协同不足，岸线的保护和利用是湾区最具特色和最敏感的生态资源，但由于目前缺乏协同的保护与开发机制，填海开发的冲动将给这个地区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湾区一体化发展的进程。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要规划先行

她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要承担更重要的国家责任。既要坚守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责任，更向世界展现我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成为立足国内、辐射世界的现代服务枢纽，多元、流动的世界级产业创新发展中心和更具生态品质与文化特色的世界宜居湾区。她提出要特别注意几点。

首先，要立足国内，建设辐射世界的现代服务枢纽。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发挥香港这个亚洲国际都会的龙头作用，集中培育高端现代服务职能，以广东自贸区（前海、南沙、横琴）为核心平台，建设双向开放的现代服务中枢；加快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发展步伐，提升对外贸易、国际人口流动、金融国际化程度，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湾区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位阶。

其次，要建设多元、流动的世界级产业创新发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应在原来世界工厂的角色上进阶为世界产业创新中心，积极抢占世界科技产业链高端环节和关键部位，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创造更加多元的创新空间，整合前海、南沙、横琴、翠亨等国家战略新区等创新资源，创建国家级环湾创新走廊，构筑区域创新网络体系。

第三，要把更具生态品质与文化特色作为建设世界宜居湾区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应率先探索以人为本、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建设成为宜居宜业、低碳环保、充满活力、富有人文魅力的宜居湾区。另外也应该重视软环境的建设，营造开放、多元、活力的湾区社会氛围，保护和强化以岭南文化、改革开放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特征氛围，吸引更多国内外优秀移民和人才集聚湾区。

作为中国最活跃的消费市场，粤港澳湾区建设中还应重视基于休闲消费和文化创意的服务业发展，将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作为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强大动力，培育世界级休闲和消费目的地。

为此，她强调指出，首先要坚持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国家目前正在着手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整体统筹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门，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新一轮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也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空间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规划应该推动中心城市的错位发展与相互借力，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带动能力及港澳的独特优势，理清分工顺序，各展所长，紧密协作，构筑多中心网络化城市格局。广东省和湾区内各城市都应协同推进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努力放大其战略效应。

其次，要创新协同发展治理机制。基于“一国两制”的总体框架，探索创新湾区协调新机制，进一步推动湾区治理精细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应进一步突破行政区划束缚，构筑覆盖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多领域的协调机制，构建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为主体的协商合作平台，并完善协调组织架构与法律法规保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

第三，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粤港澳湾区建设中的首要一步是要建设面向世界的交通门户，全面提升国际航空枢纽体系和国际航运中心体系，建设“洲际”交通门户枢纽。统筹考虑轨道交通与城镇空间发展，加速湾区城际轨道建设，形成环湾城际线，加强大湾区的交通一体化建设，真正实现世界级城市群内的同城化发展。

她认为广州和深圳是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最大的“发动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应该进一步释放创新、创造、创业辐射带动能力，更大程度上要带动经济发展从量到质的跃升，大家都期待他们在创新牵引与实业振兴上有所作为。新经济发展以科技创新为主要推动力，腾讯、华为等巨头电子通讯信息企业总部都在深圳，这些产业都要依靠高端要素，需要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和高端人才相互匹配和发挥作用。所以，优质的城市生态环境、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交通出行、以及住房和其他关乎宜居城市的条件都要满足人才需要，这是政府应该着力做的工作。

中国城市规划网
www.planning.org.cn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官方网站

知规划动态 | 晓行业前沿 | 听学会声音 | 碰学术火花

关注方法

①回文章顶部，点标题下中国城市规划网关注(推荐)

②搜微信号planning_org或“中国城市规划网”关注

　　央视网消息：2017年2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北京市考察城市规划建设。他强调，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北京市的两项重要任务，抓好城市规划建设，着眼精彩非凡卓越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努力开创首都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做好城市规划，确定中国的城市未来走向，习近平有着系统化的思路，并在不同场合有过很多的阐述。　　

合理布局 规划先行

　　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的重要作用，做好规划，是任何一个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

　　2月24日下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主持召开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座谈会。他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北京城市规划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问题。

　　事实上，规划先行的理念一直贯穿于习近平关于城市建设的思路中。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考察，首站选择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他指出，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在此次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要求，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坚持城乡统筹，落实“多规合一”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着力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做到服务保障能力同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人口资源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同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不断朝着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前进。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党中央一项重要决策。2月24日上午，通州城东，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现场指挥部，习近平察看规划沙盘，观看视频短片，了解副中心建设理念、目标定位、文化保护等情况。

　　“站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有21世纪的眼光。”习近平指出，规划、建设、管理都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落实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

　　“不但要搞好总体规划，还要加强主要功能区块、主要景观、主要建筑物的设计，体现城市精神、展现城市特色、提升城市魅力。”

执行规划 一以贯之

　　好的蓝图更需要好的执行。近几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急剧发展，“千城一面”“一任领导一任规划”“政绩工程”等尴尬问题不断凸显，如何更好地、更有力地执行城市规划成为一大难题，对此，习近平认为保证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非常重要，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立法。

　　2013年12月，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也更加明确了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编制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专家意见，形成后要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权威性。”

　　舟山，被称为“千岛之城”，是我国首个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2015年5月，习近平在参观舟山城市展示馆时就指出：“舟山群岛新区规划要确保法定效力。”

要发挥城市规划的法定效力，健全而行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必不可少。　　　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针，依法规划、建设、治理城市，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健全依法决策的体制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确定为城市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要深入推进城市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四大着力点、七大重点任务、三十项具体意见，问诊把脉当下的城市规划管理。《意见》中特地强调，经依法批准的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必须严格执行。

　　此次，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总体规划经法定程序批准后就具有法定效力，要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不忘初心 人民城市为人民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位于北京的前门东大街，里面陈列着几块《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展板。

　　2014年2月，在这里考察的习近平看到展板上绿色越来越多后，说，“网上有人给我建议，应多给城市留点‘没用的地方’，我想就是应多留点绿地和空间给老百姓。”

　　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

　　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在此次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要以北京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大气污染等问题为突破口，提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略，要健全制度、完善政策，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习近平多次表明要下大力气根治“城市病”增强民众获得感的决心——

　　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

　　要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放在城市发展的重要位置，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是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健康程度”。对此，习近平强调：“总的政策要求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按照“十三五”规划，2020年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这就意味着，我国每年至少要有近两千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工作生活，而做好城市规划，依法落实城市建设，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和人民满意度，则是推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必然选择。

（本文转载自央视网，转载请注明。）

 　　天安门广场向南40多公里处，已经封顶的北京新机场主航站楼主体结构，犹如一只金凤凰展翅高飞。

　　俯瞰京津冀，一幅以密布环绕的高铁、城际铁路、市域铁路、高速公路为骨架，呈多节点、网格状的交通网蓝图正徐徐铺开，犹如一颗巨钻熠熠生辉。

　　这里是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京畿重地，濒临渤海，携揽“三北”，面积21.6万平方公里，承载1亿多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这里是区域发展难啃的硬骨头：既有大城市病的困扰，又有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的困惑，资源环境超载矛盾严重，老大难问题亟待破题。

　　迎难而上，探寻突破路径，这是一种厚重的历史担当；

　　放眼长远，功成不必在我，这是一份博大的胸襟气魄。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市考察工作。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座谈会，在讲话中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

　　3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高瞻远瞩顶层设计，稳扎稳打全面实施，京津冀这方热土日新月异，正在书写中国区域发展的当代传奇，筑造着引领时代新发展的历史性工程。

　　着眼全局发展的战略举措——大思路、大布局：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

　　北京，这座世界名城，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60多年的建都史。

　　时光步入21世纪，这座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一个以首都为核心的庞大城市群，如何谱写新的发展辉煌？

　　这是历史的追问，这是时代的课题。

　　2014年2月25日，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迎来一位特殊的参观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约1小时25分的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观看了介绍北京建城史、建都史和北京城市变化情况的专题片，认真了解北京地理环境、规划布局、功能定位、发展变化等情况。在考察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询问百姓居住环境、空气质量、生活状况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问题切中要害，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一个着眼中国未来发展大格局的战略谋划呼之欲出。

　　京津冀，涵盖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超过1亿，GDP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三地本应依靠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资源共享，可以实现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一面是发达的中心，一面是落后的腹地。京津两地过于肥胖，大城市病突出，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特别是河北发展与两地呈现“断崖式”差距，河北人均GDP是京津两市的40%左右，人均收入是两地的一半，教育投入只及北京的三分之一。

　　一面是问题交织，一面是难以独善其身。资源环境承载超限，三地水资源短缺，地下水超采问题突出，三省市年均超采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雾霾频发，大气污染成为全国最突出的区域。

　　这既是全国诸多城市群存在症候的一个缩影，也是区域不均衡发展的一个缩影。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正是新形势下引领新发展、打造新增长极的迫切需要。

　　“区域协同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追求的一个目标，问题尚没有根本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说，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实现重点突破，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释放新的增长动力，给全国带来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大战略需要理清大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关心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2013年5月，他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他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以打通发展的大动脉，更有力地彰显北京优势，更广泛地激活北京要素资源，同时天津、河北要实现更好发展也需要连同北京发展一起来考虑。

　　深思熟虑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构想在总书记心中越来越清晰。在2014年2月26日的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大家一定要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勇气，继续研究、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加快推进。

　　此后，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立，统筹指导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

　　2014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指导其办公室会同30多个部门、三省市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反复修改完善，先后7轮征求各方意见，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稿。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战略规划设计多次提出明确要求。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研究规划纲要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这项战略的目标、思路和方法。

　　高瞻远瞩，从长计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龙衮九章，但挚一领。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规划纲要，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设定了区域功能整体定位和三地功能定位。

　　顶层设计，为这项战略实施提供了形成强大合力的行动指南，京津冀地区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窗口期，协同发展由此进入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

　　“思路要明确，坚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推出改革举措”；

　　“要坚持协同发展、重点突破、深化改革、有序推进”；

　　“要把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

　　……

　　3年来，一次次考察，一个个会议，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挂念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在不同时段和关键节点给予重要指导。

　　春华秋实，三年有成。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体系基本形成。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市的五年规划，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于2016年发布实施。京津冀空间规划编制完成，并相继出台京津冀交通、生态、产业等12个专项规划和一系列政策意见，形成目标一致、层次明确、互相衔接的协同发展规划体系，将推动三地实现“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推进，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取得重要进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交通一体化格局加快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推进，产业升级转移稳步推进，三地产业互动和经济要素进入快速融合通道，协同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协同，既是区域发展的必由路径，更是响当当的生产力——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2016年京津冀交出了一份可观的成绩单：北京经济增速达到6.7%，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0.3%；天津经济增速达9%，继续位居全国前列；河北省经济增速6.8%，产业实现“健身增效”。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夯基垒台构筑“四梁八柱”——新进展，新成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推进，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取得重要进展，京津冀大地焕发蓬勃生机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历史性工程”——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通州区潞城镇，占地约6平方公里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设工地日夜忙碌。

　　站在建设指挥部楼顶眺望，一批办公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封顶。2017年年底前，北京市级各大机关及部分市属行政部门率先启动搬迁。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而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更是这项首要任务中的关键一招，是一项标志性工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指出的，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是调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要。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3年来，北京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最先进理念、最高标准、最好质量”的要求体现在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各个环节。

　　前不久，北京面向国内外50家高水平顶尖团队发出意向邀请，目前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和6个重点地区详细城市设计已通过专家评审，副中心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安排的350项重大工程项目中已有106个项目开工。

　　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地考察，详细了解建设理念、工程进程、群众搬迁安置等方面的情况，对建设取得的进展表示肯定，并进一步提出了明确要求。

　　千年古都，迎来了一个崭新发展的机遇期，步入了一个重大变革的大考期。

　　3年来，各个方面针对大城市病对症下药，牢牢牵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北京“瘦身健体”逐渐显现成效。

　　把好产业入口关，疏解引导政策加紧出台实施——

　　有舍才有得。北京市2014年出台全国首个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又在次年进行了修订，受到禁限的行业占全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比例提高至55%，城六区受到禁限的行业提升至79%，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累计达1.64万件。

　　疏解示范项目稳妥有序推进——

　　昔日摊位达到1.3万个、日人流量高峰达到7万人次的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已焕然展新颜，完成疏解和产业升级面积24.3万平方米，疏解人口1.5万人。

　　3年来，北京推动一批区域性批发市场、一般性制造业企业、学校、医院等有序疏解，加快让“孔雀”振翅而飞。累计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370余家，从业人员21.8万人；累计退出一般性制造业企业1341家，今年还将疏解退出500家；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工商大学新校区加快建设，天坛医院丰台院区、同仁医院亦庄院区二期进展顺利……

　　人口调控成效初显——

　　人口多、车辆堵，首都常被誉为“首堵”。目前，北京市机动车已超过560万辆，首尾相连可绕地球大半个赤道。治理大城市病，要学大禹治水之法，“光堵不疏不行”。

　　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172.9万人，按照规划要求，到2020年力争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其中城六区争取到2020年下降15个百分点。3年来，北京坚持制定年度人口调控目标，推动全市常住人口连续两年保持增量和增速双下降，2016年上半年城六区常住人口实现了由增到减的拐点。

　　在规划纲要出台之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在2014年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对符合目标、现实急需、具备条件的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要先行启动，作为最直接、最有效、最实在的抓手。

　　交通是协同发展的“先行官”。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在考察北京时就明确指出，要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放在城市发展的重要位置，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我们当初提出轨道上的京津冀的思路，突出以轨道交通为主，打造京津冀主要城市间一小时交通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林仲洪说。

　　如今，“轨道上的京津冀”已经从一个时髦词汇逐渐呈现出现实模样。2016年11月，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获得批复，以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大通道为主轴，到2030年基本形成“四纵四横一环”城际铁路网。

　　天津至保定缩短至1小时，北京至天津滨海新区缩短至1小时……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和半小时通勤圈初步形成，异地上班正成为现实。一批高速公路“断头路”、国省干道“瓶颈路段”正在打通或扩容。河北356条公交线路已与京津实现互联互通。新机场飞行区、航站楼及配套设施项目加快建设，截至2016年底完成投资230多亿元……

　　生态环境保护，是推进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广受瞩目的民生工程。

　　“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生态环保问题高度关注。

　　“蓝天难现”“繁星无影”“雾霾红警”……大气污染一直是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顽症”。据环保部门统计，京津冀三省市每年散煤消耗近4000万吨，是冬季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3年来，以电代煤、以气代煤等工作加紧推进。目前，北京、天津、保定、廊坊主城区实现散煤“清零”，京津冀区域PM2.5（注：PM2.5为PM右下角加2.5）平均浓度2016年比2013年下降约33%，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清水”和“绿化”两项工作也齐头并进。

　　三地推进水环境污染综合整治，由于多年网箱养鱼造成严重水体污染的河北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目前已经全面启动集中清理工作。京津风沙源治理和太行山绿化、“三北”防护林、沿海防护林等重点生态工程持续推进，三地完成造林1753.8万亩。

　　产业一体化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

　　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尚没有形成相互衔接的产业发展链条。北京一些科技企业定制电脑面板等，苦于周边地区缺少类似产业配套，不得不舍近求远，将订单发到深圳等地。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启动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

　　3年来，三地联合推动产业升级实现“1+1+1>3”的效果，努力打造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集聚区。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快实施——

　　在沧州，北京现代 汽车沧州第四工厂2016年10月竣工投产，整车设计年产能30万辆，发动机设计年产能20万台；

　　在曹妃甸，总投资439亿元的首钢京唐公司二期项目已于2015年开工建设，这将使首钢成为国内年生产能力最大的单体钢厂；

　　在天津，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管委会于去年底揭牌，已新增注册企业35家；

　　……

　　3年来，河北引进京津资金11041亿元，占全省同期引进省外资金的一半以上；天津引进京冀项目4856个、资金5226.74亿元，分别占全市引进外省份项目和资金的35.6%和44%。仅2016年，北京企业在津冀两地的投资认缴额分别增长26%和100%……

　　优化区域产业布局，聚焦京津冀“三轴一带”，正犹如一柄威风凛凛的“方天戟”。

　　在改革创新中打开新空间——破题闯关，汇聚动力：重塑体制机制提供制度保障，试点示范构建全新格局，营造万物生长的良好环境

　　“要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201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迈出的每一步、实施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在现实中接受考验。

　　如何使京津冀协同发展建立起科学长效的机制，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时刻牵挂于心，反复强调构建体制机制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26日的重要讲话中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7点要求，其中关键之处就是要下决心破除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如果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崛起主要靠对外开放来启动，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多瞄准区域内资源的协同优化，向改革创新要效益，承担起经济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使命。”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说。

　　以改革创新为指引，重构新体制机制。通过3年的探索和实践，一批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重大改革举措稳步落地，区域发展示范效应逐渐凸显。

　　以创新驱动为理念，搭建协同发展新平台——

　　中关村是创新的代名词。如今，这一创新的火种已在幽燕大地呈现燎原之势。

　　目前，中关村企业累计在津冀设立分公司2709家，设立子公司3032家，创新资源辐射外溢不断提速。目前三省市已建设众创空间200余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5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创新的协议。

　　以重构新机制为抓手，推动市场要素优化配置——

　　税收分享在企业疏解搬迁过程中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是最难突破的领域之一。

　　2015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从顶层设计上扫除了因地区间税收利益博弈带来的障碍。

　　在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两地利益采用“442”分配方式，入驻企业产生的税收由海淀、秦皇岛两地政府各得40%，另外20%共同设立产业发展基金，进一步培育新兴产业。

　　打破旧藩篱，迎来新天地。

　　在各地各部门的努力下，国家食药监总局于2016年7月批复同意京冀协同发展医药产业转移的监管措施，在沧州的“北京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可以由北京市食药监局异地监管和审批，在全国开了先河。目前，这家产业园已经吸引60多家北京等地的医药企业落户，总投资超过200亿元。

　　打造试点示范，复制推广创新经验——

　　3年来，京津冀不断破除体制机制束缚，勇于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新路，已经有诸多经验为其他地区乃至全国所借鉴。

　　过去，由于通关流程的相对封闭和独立，企业经常需要在属地和口岸之间奔波。2014年7月1日，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率先在北京海关、天津海关启动，随后，石家庄海关加入，区域通关一体化模式逐步拓展至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广东地区。

　　兴（隆口）延（庆）高速作为全国首个公开招标的PPP项目开工建设；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出136项措施；引滦入津横向生态补偿、区域碳排放权交易、亚太经合组织绿色供应链等试点深入开展……

　　随着一批先行先试的改革示范项目和举措不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京津冀三地变化犹如春潮涌动。

　　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从地图上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金三角”，简称“通武廊”。

　　一个好汉三个帮。3年来，“通武廊”三地密切合作，甘当改革创新协同的“试验田”。三地签署了人才合作框架协议，推出了人才绿卡、鼓励企事业单位间科研人员双向兼职等10多项先行先试政策；还将设立“通武廊”协同发展办公室，在交通、生态、产业协作、跨界监测等方面统筹发展。

　　教育资源不断打通，滨海新区设立了“北京班”；医疗机构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津冀43家核心医院牵头组建了包含476家合作医院在内的43个区域医疗联合体，三地医疗机构临床检验结果互认试点工作全面启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加快落实……

　　3年来，一系列改革创新带来了人们看得见的实惠，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积跬步以至千里。一个幽燕大地协同发展的光荣梦想，正逐步走来，变成现实……

　　御风前行驶向光明彼岸——跨越时空，砥砺奋进：一张蓝图干到底，为区域协同发展探出崭新路径，打造中国发展新的支撑带

　　“方法要明确，放眼长远、从长计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

　　2017年2月17日下午3点钟，中国工程院218会议室，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第75次全体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对这项战略实施的下一步重大议题进行研究讨论……

　　专家咨询委员会的16位委员包括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等多位院士和涵盖国内目前顶尖级的交通、产业、生态、规划等专家，可谓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智囊团”。

　　由中央批准成立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开展咨询规模层次之高、涉及面之广，在国内尚属首次。“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到攻坚阶段，委员会需要进一步加深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调研，主动做好咨询工作。”邬贺铨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27日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强调的，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历史性工程，必须一件一件事去做，一茬接一茬地干，发扬“工匠”精神，精心推进，不留历史遗憾。

　　3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实现了良好开局，但更加繁重的任务依然在路上……

　　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正是京津冀整体四大定位中的首要目标。

　　综观以美国纽约、美国芝加哥、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日本东京、中国上海为中心的世界六大城市群，京津冀要跃居为新的世界级城市群，还需要在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疏解等重点领域上不断突破发展。

　　从京津冀经济体量上看，目前三地GDP超过1万亿美元，要达到世界级城市群，经济总量未来要对标2万亿美元，这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奋斗。

　　更重要的是，一个地区经济总量的真正提升，是要依靠改革创新，从结构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中来，形成一个分工有序、体系健全，部分产业具有全球较强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据测算，多年来北京中关村的科技成果4%在本地转化，百分之八九十在珠三角、长三角转化，原因在于京津冀大地上创新后续发展的产业和环境尚没有及时跟上。

　　“进一步改革创新，着力解决京津冀统一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的问题，消除市场显性和隐性壁垒，已是众望所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说。

　　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抱团式发展方能迎来新生机——

　　协同发展，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迎来送往”，而是产业升级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同时进行，需要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生态等多个方面推进，才能打造我国经济新增长极的样本。

　　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是三地共同之痛。治理环境、清洁水、大气污染防治等一批重点工程尤其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三地紧密沟通，联防联治。

　　面对前行中的困难，既要寻求最大公约数，积极稳妥推进；更要着眼长远，协调好短期和长期利益，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

　　“推进这项战略继续破浪前行，必须大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这需要各方通过规划、基础设施、政策、公共服务来引导，优化行政资源配置，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壁垒。”张军扩说。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犹如一场新长征，夺取新的胜利，还有不少“雪山”“草地”需要跨越，也有不少“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2017年，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近期目标的关键之年。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方面已在倒排任务书、时间表——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持续加大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力度，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

　　“2017年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近期目标的决胜之年。”北京市市长蔡奇（微博）说，将抓好一批专项规划、重大政策、重点项目和合作协议的落地实施，确保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明显进展。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给天津发展带来了百年不遇的历史机遇，得之如宝，失之不再。“贯彻落实这项战略犹如天津市21世纪的平津战役，我们要打好、打响、打赢这场新的平津战役。”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说，这一重大战略给河北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是历史性和转折性的。“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优化营商环境，加快缩小河北与京津发展水平的落差。”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正步入新的发展征程——

　　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里，《不朽之城》和《古都巨变》两部影片交替放映，在四楼“京津冀协同发展”展区则驻足了不少参观者，询问这项战略引发的新变化。

　　规划展览馆不远处，天安门广场上的正阳门静静矗立——

　　这一古老城门历经沧桑变化，今天它又将见证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华丽转身，京津冀大地正在深度协同对接，描绘出壮丽的发展画卷……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近期目标——2017年，有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一批重大项目得以实施；

　　中期目标——2020年，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产业联动发展取得重大进展；

　　远期目标——2030年，首都核心功能更加优化，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

　　届时，一个新崛起的世界级城市群可期可观，也将带动华北地区成为一个有强大竞争力的区域中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带。

　　使命，是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更是对历史的郑重承诺。

　　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方法要明确，放眼长远、从长计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伟大的国家战略，必将书写出璀璨夺目的新篇章！（记者张旭东、王敏、安蓓、孔祥鑫、赵超、李鲲、李俊义）

点击浏览相关主题文章

导

读

距离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提出已有三年，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非首都功能疏解得怎么样了？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得怎么样了……

1

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年政策梳理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专题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此后近三年时间里，京津冀相互融合、协同发展，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努力。

2

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年成效如何？

3

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年，非首都功能疏解几何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既是强化首都功能、治理北京“大城市病”的现实需要，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工程。近3年来，北京市一直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上做“减法”，在强化首都“四个中心”功能上做“加法”，“瘦身健体”之路迈出坚实步伐。

探问1

非首都功能疏解进展如何？

2015年4月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分布在北京城区中的上百个小商品交易市场成为首当其冲的疏解对象。

西城区常务副区长孙硕介绍，“动物园批发市场”各市场共完成撤市约16.3万平方米，疏解摊位数5000个，疏解人口1.5万人。2017年底前，“动批”各市场将全面完成疏解。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办常务副主任王海臣说，2013年以来，北京市累计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341家。2016年1至11月，北京市完成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117个，共计调整疏解建筑面积160万平方米，商户2.8万户，从业人员8.8万人。

2016年底“动批”基本完成疏解任务，来源，千龙网

在减存量的同时，北京严控增量。北京率先以清单方式发布了全国首个《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涉及产业占全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55％，城六区禁限比例达79％，堪称“史上最严”。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卢彦说：“目录实施以来，全市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数累计达1.6万件。”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宋迎昌认为，北京实施以业控人政策，将低端产业向外转移；而通过京津冀协同机制，疏解出去的企业在河北、天津找到相应发展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成效比较明显，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全国有可以借鉴的意义”。

探问2

企业离京后发展怎么样？

在天津滨海新区的58同城天津总部，这座3万多平方米、由工厂厂房改建的办公大楼极具互联网企业的“新锐”气息。

来源：网络

58同城天津总部副总经理田野说，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北京发展空间日渐不足，2012年底58同城将一部分研发、销售、客服等事业部门迁至天津。天津在用工、房租、消费上具有成本优势，政府还在用地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来往北京，交通也方便。

“从2012年底到2016年，员工从五六十人增至2000余人，收入从零增至30多亿元。”田野说，“搬到天津后，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一些北京国企也选择主动疏解。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苏志民介绍，一轻旗下一些企业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企业面临去留抉择，也是转型升级的机会”。

而一些被动疏解到河北、天津的企业和商户，经历“不舍”和“不适应”之后，也在逐渐开辟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2月7日，从北京迁到沧州明珠商贸城的服装商户在帮助消费者挑选服装。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探问3

人随业走怎么样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北京人口总量要控制在2300万以内，城六区常住人口要净减少15％以上。

“北京的问题，表面上是人口过多造成的，实质上是功能太多带来的。”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

北京市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地区近十年的外来人口中，三分之二集中在批发零售、制造、住宿餐饮、建筑4个行业。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通过产业疏解促进“人随业走”，是北京人口调控的必经之路。

位于丰台区的大红门是华北有名的服装、窗帘批发市场。日前，在大红门福成大厦门前看到，这里曾经到处人头攒动的景象已经不再。大红门疏解办宣传外联对接部部长杨铁梅说，自2014年市场疏解工作开展以来，大红门地区流动人口累计减少2.5万人，占总流动人口比重的24.3％。

来源：新京报

多措并举之下，北京人口调控已初见成效。北京市政府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底，北京市城六区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比前一年年底减少9.6万人，全市常住人口增量和增速呈现双降态势。

探问4

首都核心功能强化了吗？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本质，是调整和优化首都城市结构，实现空间重构、产业重构和功能重构。”连玉明说。

2月3日，在中关村西区“创业公社”国际创客中心的孵化空间里，不少创业公司很早就开门营业，创业者们已经开始构筑新年梦想。

中关村西区“创业公社”。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一年半前，这里还是中关村购物中心。现在已有130多家企业，以文化类、科技类、互联网类公司为主。”“创业公社”运营经理周洪旭说。

中关村西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张伟说，5年来，中关村电子卖场和购物中心已压缩零售营业面积55万平方米，疏解2100多家商户。

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北京逐步走出一条瘦身健体、高精尖发展的新路子。

据国家发改委披露，截至目前，北京已完成调整疏解建筑面积703万平方米。腾退出来的空间如何利用、能否让普通老百姓有获得感，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近日，北京市市长蔡奇表示，北京研究制定了非首都功能疏解腾退空间管理和使用的意见，明确了分类分区域管控要求。“我们下决心‘留白建绿’，把环境留给老百姓，把腾出的空间用来增加面向群众的公共服务设施，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品质，切实提升城市人居环境”。

探问5

下一步疏解怎么干？

1月14日，蔡奇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7年北京将综合施策，加强人口调控，严控城六区人口规模和开发强度，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把疏解非首都功能、城市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与人口调控紧密挂钩，确保取得明显成效。

2017年北京将开展拆违5000万平方米、综合整治10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社区）、疏解退出500家一般性制造业企业、清理整治2569家“散乱污”企业等“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力争实现违法建设、占道经营、无证无照经营、地下空间散租住人、违法群租房“零新增”目标。

宋迎昌表示，目前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大多采用行政手段，下一步需要调动发挥经济、法律的作用，仔细研究出台税收、土地、人才等配套政策。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立竿见影，但是后续发展问题还是要靠长效机制。

“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为了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城市群，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连玉明说，“只要进一步明确京津冀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快推进错位发展与融合发展，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

内容来源：新华社、人民日报

【提要】

首先回顾城乡关系演进的理论和历史经验，提出城乡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阶段性特征，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转向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很高；同时，城乡一体化的目的不是要“化掉”农村，而是要确保使农村对称于城镇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多方面的功能。先发地区的城乡二元发展已经面临走向城乡一体化的现实诉求和政策选择。以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为例，讨论其政策目标和成效、运作机制的创新，以及各县级市（区）在其各自的城乡一体化实践中所形成的亚模式，进而评析其成功经验与局限性。最后基于对城乡关系演进的理性认识，对未来我国先发地区城乡关系发展的愿景及相应的规划策略做若干探讨。

【关键词】

先发地区；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苏州实践

（全文刊载于《城市规划学刊》2016年第6期。限于篇幅，此处节选主要观点内容）

本文首先回顾城乡关系演进的理论和历史经验；然后以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为例，探讨其相关政策的目标、实施机制和操作模式，并评估其经验和不足；最后基于苏州的实践经验，对未来我国先发地区城乡关系发展的愿景及相应的政策选择和规划策略做若干探讨。

1 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理论诠释与历史经验

1.1  理论诠释：从二元经济走向一元经济

国外有学者认为，城乡二元经济会随着城乡关系的演进而逐渐融合为一元经济；对这一路径的认识则存在着“拐点论”和“阶段论”两种视角。国内学者针对我国城乡关系的研究多是采取“阶段论”的视角，已经取得了很丰富的成果（武廷海，2013；赵群毅，2009；郑国，叶裕民，2009；范凌云，2015）。

1.2  城乡关系演进和政策干预的国际经验

审视国际经验，城乡一体化发展大体上存在“欧美”和“东亚”等不同路径。其中，欧美国家具有典型的大农村、强农业特征，其城乡发展的主要思路是由市场主导，政府参与调控（黄立华，2007）。而东亚各经济体都是传统农耕文明地区，具有小农村、弱农业的特征，城乡关系的起点相似，在发展演进中政府施以较多干预。考察东亚发达经济体，可发现如下趋势和经验：

第一，当城镇化水平到了70%以后，国民经济一般都已经进入高度发展的阶段。

第二，主动干预的内容应符合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时机和力度须把握得当。

第三，从城乡发展的终极状态来看，东亚发达经济体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既是与农业生产增收有关，更是得益于农民兼业和政府补贴（包括直接的转移性支付以及间接的农业保护）。

第四，在城乡关系演化进程中，乡村地区并没有因为经济和城市化高度发展而消失；实际在城市时代，政府和社会都极为关注乡村多元功能保存，因为这些功能是城市地区所无法提供的。

1.3  我国城乡关系演进及不同阶段的政策取向

笔者认为，自1949年以来，根据我国的城乡关系演进的阶段特征与发展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图1）。

图1 城乡关系演进的阶段特征与发展诉求

从现实看，发达地区正在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初步形成了若干发展模式，如成都模式、重庆模式、上海模式、珠三角模式等（石忆邵，2003）。与国际经验不尽相同的是，国内城乡统筹发展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围绕农村土地的政策和制度创新。尽管地方实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仍有很多较为一致的举措，诸如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社会保障、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协调产业发展等。其具体做法包括：农用地流转、集体资产置换股权、宅基地置换商品房、土地承包权置换社保、政经分离、股权固化、户籍改革、三集中、城乡统筹规划等。此外，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越高的地区，其政府能够掌握的资源（土地、就业、产业等） 一般也越多；相应的，地方政府可用的政策工具也就较多。

2     城乡一体化的苏州实践：目标、机制与模式

2.1 目标和成效

苏州市辖6区4县级市，即姑苏区、吴中区、相城区、虎丘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其所辖街镇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姑苏区） 和吴江区（2012年9月改市为区），以及常熟市、张家港市、昆山市、太仓市；市域面积8488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约为1061.6 万人， 城镇化率74.8%。

苏州从2008年开始探索“城乡一体化”，2014年成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首个“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苏州市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长效机制。其总体发展目标是要实现七个方面的一体化，即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就业社保和社会管理一体化。这些目标有着很具体的内涵，且正在一一付诸实施。

（1）    在城乡规划一体化方面，苏州市按照城乡发展一体化全覆盖要求，初步建立了土地利用规划、城镇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生态建设规划“四规融合”的规划机制，形成了相对均衡和成熟的城镇体系布局；对村庄布局进行了优化调整，明确了保留村庄的落点。

（2）    在城乡产业一体化方面，苏州市域范围内实施了“四个百万亩”工程，即一百万亩优质粮油工程、一百万亩高效园艺工程、一百万亩特种水产工程和一百万亩生态林地工程；实施了“以园区化带动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以推进现代农业的“园区化、合作化、农场化”建设。此外，还出台了农业支持保护、土地流转补贴等制度。

（3）    在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方面，推进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制度创新和实践。诸如：①“三集中”，即工业企业向规划区或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②“三置换”，即集体资产所有权、分配权置换社区股份合作社股权；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置换基本社会保障，或入股换股权；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城镇住房，或进行货币化置换，或置换二三产业用房，或置换置业股份合作社股权；③“三大合作”，即建立一系列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④“一村二楼宇”发展物业经济，走村庄联合抱团发展的道路；⑤明确产权主体：突出“股权固化”④和“政经分离”⑤；推进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⑥在管理体制方面，推动“区镇合一”⑥，提升区域功能，彰显片区特色。

（4）    在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方面，有序推进美丽镇村建设。通过美丽镇村示范点建设、百村示范点建设、动迁农户安置房建设等举措，优化农村生态环境和强化地域特色风貌。

（5）    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和城乡社保与社会治理一体化等方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公私合营（PPP） 及其他政策创新方式，实现了城乡道路、水利、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覆盖，基本实现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三大并轨”，即“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轨、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并轨、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全面建立和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并成功创建了全国首个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典型示范区；建立了城乡统一管理的户籍制度和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此外还率先建立了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制度。

从既有的关键考核指标看，苏州的“城乡一体化”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2015年数据显示，苏州市的城镇化率为74.8%，地区生产总值为1.45万亿元，常住人口人均GDP突破2.0万美元，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和地区水平；全市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率超过90%，58%以上的农户实现集中居住；农业劳均耕地面积达到8.95亩，耕地经营权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比例超过91%；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累计达4535家，持股农户比例超过96%；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达97.2%，农村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的占比超过92%；全市167个村完成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综合来看，苏州的城乡一体化实践是以乡村地区的人口、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的优化流动和发展作为主要工作对象，以“消除城乡发展差距”为主要目标，这是具有首创精神的地方实践。经过近八年的改革和实践，与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国内主要城市相比，苏州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方面的成就十分傲人。如表1所示，2014年，苏州城乡收入比为1.98，在案例城市比较中处于最低水平；同时，苏州的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值仅为1.88，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甚至高于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两者的比值大于1.0）；此外，苏州的农业现代化程度高，苏州的农业人均产值远高于国内其他发达城市，而农业和非农部门的生产率的差距也最小。这意味着，苏州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方面的努力是切实有效的。

2.2 运作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苏州在2008年开始探索“城乡一体化”时的城镇化率仅为66%，与上海推行城乡统筹发展时候的高城镇化水平（90%左右） 有较大的差距。与上海相比，苏州地方财力相对偏弱，但却要承担比上海更高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 提升和发展任务；一定程度上，苏州无法复制上海那种“自上而下”的城乡统筹模式，因而必须要探索一种新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苏州模式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得益于“发展权下移”和“资金来源扩充”这两大创新机制。对此，可以从两方面展开阐述。

一方面，苏州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激发内在的源动力，即要有相应的机制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参与积极性。苏州的做法是通过“ 发展权下移”——将部分发展权、财权、事权授予镇、村两级主体，以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积极性相结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多级责任主体。调研发现，在“苏州模式”中，乡镇一级的作用尤为关键，乡镇政府实际是城乡一体化项目的操作主体，具体负责推动其各自管辖范围内的居民集中居住、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和生态保护、美丽乡村建设及现代农业发展等项目的实施（图2），可谓在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提高乡村地域的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然而，在既有体制框架下，乡镇一级的财权、事权和融资能力都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苏州市本级与各区、县级市政府创造性地将部分发展权下放到镇和村，包括给予镇政府、村集体一定量的土地指标，施以必要的政策引导，并为各乡镇提供部分财政资金支持和建构统一的政府融资平台（图3）。这种“发展权下移”使得镇、村两级有了“自下而上”的运作空间和积极性，同时也有效调动了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

另一方面，在解决了动力机制的前提下，还需要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启动资金和运作资金。由于本级财政和上级转移支付主要是满足日常运行和民生支出，难以负担开发性的大投入；同时，由于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等的花费大、资金周期长，难免会出现资金缺口。所幸的是，苏州特有的资源禀赋为其带来了另外两种重要的“资金来源扩充”，即除了一般税收来源以外的另外两种资金来源，包括：①因苏州是乡村工业化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典型，其市域城镇体系发育较均衡、空间分布相对均质，使得许多靠近城镇中心和工业园区的乡村地区的土地价值也较高；这意味着通过“三集中”“三置换”等政策，在明确土地产权归属的情况下，可以较大幅度地汲取乡村建设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之间的土地“级差收益”。这构成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②由于历史原因，苏州乡镇普遍拥有镇级集体资产公司，对其加以规范后，既可获得租赁性收益、亦可作为融资平台。以常熟下辖的海虞镇为例，其拥有海联资产管理公司、海城经营发展公司、海新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海虞镇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司、海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等五个资产管理经营平台，所获得的经营性收益可用于支持城乡一体化项目。由此，在一般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以上述两种资金作为补充，对市域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设施、医疗等福利设施的投入就有了一定保障。

上述两方面的创新机制及结合，便构建起了一个可获得更高水平的土地收益与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的良性循环模式——即“通过厂房租金、土地出让金、税收等收入获得启动资金——改善人居环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社会资本和获得税收及融资——更多的现金流、对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等再投入”（图4）。

由于这种机制使得短期投入和长期回报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所以比通常的“土地财政”更具可持续性。但仍需要强调，无论是镇、村的建设投入规模、还是融资规模，都必须控制在一个合理限度内。调研中发现，凡是拆迁安置工程量较大的区、县级市和乡镇，大都认为目前的负债过重。

2.3 苏州各区（县级市）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亚类”模式

在苏州市城乡一体化总体目标指引下及在运行机制创新的基础上，各区、县级市在城乡一体化目标的设定，以及对具体项目的选择、时间的把握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可以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亚类”模式。若将城区的“工业、集中发展、以城养乡”和乡村的“农业、分散发展、乡村自我更新”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两端目标，则苏州各区、县级市的城乡一体化在发展定位、导向和模式上，呈现出了一个契合各自的资源禀赋、历史发展路径及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亚类”模式，其城乡发展关系及导向各具特色（图5）。归纳如下：

图5 苏州市各区、县级市城乡发展关系及其发展导向示意

（1）“以城带乡、快速城镇化”，以昆山、张家港为代表。昆山目前的城镇化率为71.2%，张家港的城镇化率为66.0%，其经济发展水平在苏州市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在于聚焦农村社区建设，通过以商品房安置为主的方式来大幅度减小分散化的农村聚落，从而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并由此提高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当地村民的就业已经基本实现非农化；此外雄厚的资金支持、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等，都是这一模式得以实行的先决条件。

（2）“城乡共生、中速城镇化”，以太仓、常熟为代表。太仓的城镇化率为65.3%，常熟的城镇化率为65.8%，其经验是以商品房安置和农村居民集聚点建设并重；认识到城乡一体化是建立在高效农业、农村健康发展基础的，故强调通过现代农业发展和三大合作等措施来促进农民增收，通过农村环境和风貌改善等（如美丽乡村） 来提升乡村人居环境。相应的，中等水平的财政能力、相对稀缺的建设用地指标，优越的现代农业发展基础和相对较好的农村地域风貌，是这一模式得以成型的背景条件。

（3）“乡村复兴、低速城镇化”，以吴江为代表。吴江的城镇化率为66.0%。其地域内的水网密布、居民点极为分散，这种自然地貌条件使得大规模推动农民集中安置的做法难以实行。因此，吴江的策略是从乡村地区自身发展振兴的角度出发：在居民点方面，“城镇集建区”以内的村宅向城镇地区集中动迁，“城镇集建区”以外的村宅实行小规模、渐进式的近村合并；在产业发展方面，强调发展本地特色农业，保护自然基底，挖掘农业及其延伸的农业休闲、服务等产业的潜力；在提升基层活力方面，鼓励村庄抱团发展，鼓励集体经济向外寻求投资和获益渠道，从而为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水平找到新增的资金来源。可以看出，吴江的乡村通过特色定位、错位发展、增强村集体造血能力来谋发展促增长，是一种因地制宜、抓住特色、并在“以城带乡”前提下乡村谋求自力更生的城乡一体化模式。

（4）“城乡融合，高新技术产业与环境发展互动”，以苏州高新区（与虎丘区一体） 为代表。高新区的城镇化率达85.6%，作为苏州市区的组成部分，其在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的作用并不被强调，目前最重要的目标是发展城市型经济。高新区也正是以“城市偏向”为发展思路；在城区发展过程中，将有限的农村地区“养起来”。值得肯定的是，高新区目前以“生态”和“科技”为两大品牌，希冀将城市和乡村两方面的潜能都充分发挥出来。

（5）“以城养乡、全盘城镇化”，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代表苏州工业园区已近乎全盘城市化，城镇化率高达97.8%；目前空间上仅保留了少量标准农田，就业上有若干农业产业工人。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来讲，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从过程的角度来讲，工业园区如何崛起并处理好从“乡”到“城”的转变，尤其是如何集约化发展，其成功经验仍是值得其它地区借鉴的。

3     苏州实践的主要经验与局限性

3.1 苏州实践的成功经验

本文认为，城乡一体化的“苏州模式”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经验，可供我国先发地区参考。

（1） 在制度创新方面，如前所述，国内城乡统筹发展的“成功秘诀”主要在于围绕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而苏州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也是在现实体制框架内，通过政策和制度创新，较高程度地实现了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使得要素的配置效率大大增强。其中，“三集中”、“三置换”、“三大合作”、“三大并轨”、“股权固化”、“政经分离”、“区镇合一”等具体制度创新和实践，大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些探索和试验对我国新时期的相关改革和制度设计具有参考价值。

（2） 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通过“发展权、财权、事权下移”，充分发挥镇、村两级积极性，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项目的实施；由于多元主体参与，既较快缩小了城乡在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也提高了乡村地域的社会治理水平。

（3） 从产业方面来看，苏州城乡经济高度发达；以农民就近非农就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镇级组织抱团发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培育了现代农村经济形态。从实效来看，苏州市域的农业发展已经实现了规模效应，农业人均增加值显著高于国内其它城市郊区（包括北上广深等）。

（4） 从对典型案例的调研来看，苏州各区、县级市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基于各自的具体发展条件而探索形成了若干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亚类”模式。本文认为，这些模式是在因地制宜和审时度势基础上的实践和成果，并没有优劣之分。苏州市本级和下级政府的求真务实的精神值得其他地区学习。

3.2 苏州实践的局限性

苏州的城乡一体化实践无疑是成功的，但因主客观原因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较为突出的有以下三方面。

（1）“半城市化”情形仍在延续

所谓半城市化（peri-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核心建成区外围的农村地域在经济、社会和空间属性上逐渐向城市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碎片化和渐进式的，在空间上表现为一个过渡性的地域类型（Webster，2011）。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伴生着半城市化现象，相关的研究日益增多（田莉，2014）。实地考察及遥感解析均可发现，苏州市域范围内存在大量半城市化地区，其历史成因包括农村工业化、农村建房、多头招商开发等。迄今的城乡一体化推进尚未能有效化解半城市化现象；由于某些政策倾斜及改革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半城市化”正趋于固化。

就苏州的情形而言，尽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成功离不开调动村镇层面“自下而上”的发展积极性，但这种发展模式在空间管制上的难度较高，特别是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政府、村集体、开发商、城市中高收入群体、村民等利益主体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和异化了社会结构和城乡空间格局。与此同时，因缺乏强有力的城乡空间管治规划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来管理“城镇精明增长”和“农村精明收缩”，导致农村分散聚落状态仍在延续，很多动迁安置和集中建设住区未能转型为城镇社区和实行市民化管理；尤其是某些政策的出台，客观上造成了村民身份的“红利”高于城镇居民身份的“红利”，其结果是很多“农民”实际并不从事农业而仍保留村民身份，不但使得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远低于非农化率，而且徒增了城乡一体化的长期制度成本。

（2） 空间资源消耗过多、经济性偏低

数据显示，1998年至2014年的16年间，苏州建成区面积增长了2466km2，总面积约为1998年的4.75倍。尤其是在“三集中”政策已经推行多年的情况下，乡村厂房等物业和村民新居的建设使得苏州市在2008-2015年间又经历了一次城乡建设用地的大扩张，使得市域空间资源方面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凸显（图6）。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长的背后，必定是林地、耕地、草地、水面等具有生态功能的土地面积的下降，并对农村传统风貌及社会空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从生态维系角度看，苏州建设空间的外延拓展已经超越了合理范畴。苏州市的经济规模很大，若以GDP总量排序，苏州市在全国特大城市中名列前茅；然而就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而言，苏州市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则有一定差距（王雷、李丛丛、应清, 等.2012）。此外，以往苏州城市和乡村发展差距的缩小，是以市域乡村工业化的方式实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城乡均衡发展，但城市应有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比较市域各区及县级市城乡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可以发现市区与除昆山以外的县级市建成区的地均经济效益差距很小，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苏州市区的产业结构还没有实现高度化，经济增长仍囿于较为粗放扩张的状态（图7）。

图6 苏州建成区变化示意（1998-2014）

图7 苏州市各区、县级市建成区（含村镇） 地均GDP （亿元/km2，2014）

粗放发展导致的悖论是，一方面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着土地空间的瓶颈，另一方面相当部分空间资源尚处于低效利用状态。苏州市早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曾多次提出过要转变发展方式。

4     对我国先发地区城乡关系演进的若干探讨

城乡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演进还将不断进行。未来10年，我国先发地区的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转向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势在必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是经济高度发达，城镇化水平很高，农村人口数量的占比则很小。但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要“化掉”农村，而是要确保使农村对称于城镇的主体地位；城乡一体化不是全盘城镇化，不能用建设城市的方式建设农村、从而消灭乡村；也不是要将乡村变成城市的附庸、变为城市的“盆景”或“后花园”。展望未来，借鉴苏州等地的经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及内陆大都市地区具备率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应致力于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减小、城乡公共服务基本实现均等、产业关联和互动进一步强化、城乡特色风貌进一步凸显”的“新型工农和城乡关系”。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对我国先发地区（城市-区域） 的“高级阶段”的城乡关系发展的愿景及相应的规划策略做如下探讨。

（1）    对城市地域来说，要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并逐步消除“半城市化”现象；要促进城市产业升级，提升城市经济效益和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从而提高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苏州经验表明，城乡一体化发展并不是乡村的单方面工作；仅从土地利用这个角度看，城镇建设用地经济性的提升，可以降低土地资源消耗和减轻对农业和农村风貌的压力，从而也就利于改善城乡关系。

（2） 对乡村地域来说，要提升乡村“地域空间”的生态、农业和文化功能。在农村人口总量大幅减少、年龄结构等趋于合理的条件下，乡村的“地域空间”及其生态功能、农业功能、文化功能等更易于得到保全。以苏州为例，乡村主体功能至少有两层内涵：一是要发挥乡村地区的多样化的功能。如果乡村地区受到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不断蚕食，这不仅是丢失乡愁的问题，还会衍生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等多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不能以消灭乡村为代价。一旦城乡一体化模式演变为以城市的方式来融合乡村，那么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代价将是乡村农耕文化基因和生态功能的消失。

（3） 对城乡关系来说，本文认为不必过于关注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异，而是应该塑造一种“有差异、无差距；可流动、无障碍”的城乡流动关系。即：消除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及福利、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城乡差距，但仍要保证城市和乡村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同时，要破除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使得市场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使得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现代文明和发展机会；其最终目标是使得人们选择“城市”或“乡村”地区居住或就业的主要因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个体生活方式偏好。这种境界完全不同于当前的“半城市化”现象。

（4） 无论是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还是苏州各区县的城乡一体化亚模式的差异，都显示出城乡关系演进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而政策干预的时机和内涵选择要针对具体的阶段。“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对应于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有其各自的发展目标和治理策略；政策的过于超前或干预不当，不仅会导致财力上不堪重负，而且会阻碍正常的社会流动，包括导致半城市化的固化、甚至加剧。

（5）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的差异很大，城镇化及城乡关系的演进必定会呈现多种模式和路径，在政策制定和施行上切忌“一刀切”。大体上，东部发达地区和内陆大都市地区，要适时推进“城市-区域”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基于合理的目标和时序，逐步提升一体化的程度；广大欠发达地区，则应以城乡统筹为政策导向，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稳步推进城镇化，并首先做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工作。

（本文基于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分行与同济大学联合课题组所完成的《苏州市“十三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和模式研究》课题；对有关部门及领导和专家所给予的支持致以诚挚谢意。）

本文为《城市规划学刊》原创文章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请联系upforum@126.com

长按并识别二维码  关注“城市规划学刊”

点击上方“公众号” 可以订阅哦！

TOP1 发改委首次为特色小镇划出4条警戒红线

来自：新土地规划人

内容解读：近日，特色小（城）镇建设经验交流会召开，会议采取实地考察与经验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与会人员就特色小（城）镇的建设提出了精彩观点。会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进行了总结讲话，明确为特色小镇发展画出了四条红线：防止一哄而上、防止千镇一面、防止形象工程、防止政府大包大揽。

长按二维码查看原文

TOP2 长三角产业集群和实体经济的最新发展态势

来自：规划中国

内容解读：随着全球化新趋势出现与企业成本约束条件的趋紧，长三角地区经济形势正处于艰难转型的时期，但宏观形势总体看好。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在或将要经历粗放性、新常态和趋势性三个发展阶段。在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文章提出转型可以通过产能出口、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多生产进口替代产品、时机合适时进行整合四个方面进行，同时应抓紧特色小城镇的建设，实现转型与融合，使城市更有吸引力。

长按二维码查看原文

TOP3 陈洪宛：农房农地也应“全流通”

来自：中国城市中心

内容解读：中国的二元土地制度对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及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改革成果等形成了严重的结构性壁垒。文章从扩大农村各类产权的流转范围，增强农地农房的财产权和加强农地农房流转的金融支持三方面分析了近年国家的改革动向以及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总体而言，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利于实现城乡两大经济社会板块的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居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长按二维码查看原文

TOP1 VILLAGE VISIOIN | 李晓江：从野蛮蜕变到城乡共融

来自：UED城市环境设计

内容解读：“蔓藤城市”作为一种城市规划策略，是解决城乡问题的手法之一。与经典的城市概念和传统的乡村概念不同，“蔓藤城市”是一种新的就地城镇化理念，它充分尊重田园风光和乡村聚落，主要应用于大城市周边的城市蔓延区、山区平坝地区和平原地区，其培育和引导应根据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村庄进行合理调整，这对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长按二维码查看原文

TOP2 【文章精选】2016年第6期| 黄建中 胡刚钰 李敏| 老年视角下社区服务设施布局适宜性研究——基于步行指数的方法

来自：城市规划学刊

内容解读：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探讨适应老年人需求的社区服务设施配置布局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上海市为例，选取三个布局模式不同的典型社区，结合老年人对设施使用满意度的空间分布效果，验证步行指数方法的有效性，并分析得出案例中社区设施布局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设施布局应沿街分布、适当分散，或构建小范围内的社区中心。

长按二维码查看原文

TOP3 罗彦：广佛大都市区的节点创新——南海狮山样本研究|实践探索

来自：规划中国

内容解读：截至2015年，大珠三角地区已呈现出日渐成型的国际化大都市区化形态，狮山处于广佛经济圈核心边缘地带，通过总结狮山的发展路程的研究，从空间、产业、制度和治理四个维度进行解读，以及总结节点创新的区域价值和发展模式，文章提出了大都市边缘区四类城镇节点的发展模式，为推进大都市区的新型城镇化工作提供样板和经验借鉴。

长按二维码查看原文

TOP1 告别宏大叙事：当前美国规划界的若干动态

来自：新土地规划人

内容解读：1980年代末以来，美国规划行业逐渐减少了对宏大叙事性建设项目的推崇，而越来越转向社会性规划，增加了对社区日常的需求关注。文章提出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包括公正城市、非正式性等规划理论讨论热点，并总结出美国规划界转化的三条重要发现。最后，文章强调规划师应充分认识到规划是落实在空间上的公共政策，应立足空间和土地利用，而不能依靠复制其他学科的方式来解决城市问题。

长按二维码查看原文

TOP2 华强北的升级转型及其规划导引经验

来自：国匠城

内容解读：华强北位于深圳，仅20年前仍是经济特区内一个普通的工业园区的南北干道，1990年代初中期，园区以普通工业为主要产业，定位于外向型电子装配工作。随着特区外低廉成本优势的压力，转型悄然而至。1999年，华强北成为特区内少有的充满活力的景观休闲商业大街，文章详细论述了其背后的规划引导过程，提出旧区开发中有效推进规划工作的几点建议。

长按二维码查看原文

TOP3 同衡城市研究 | 背景地铁不为人知的故事：枣营与将台

来自：市政厅

内容解读：枣营和将台是北京两个周边情况相似的地铁站，均位于四环内，周边均有大片居民区与区级商业中心。然而后者的使用率却大大超过前者。文章通过分析大数据，从周边街道老龄人口比例、周边公共接驳设施以及周边人口主要出行意向三方面进行了解读，此外还分析了数据之外城市交通设施配置对地铁出行的影响，对政府改善人民出行环境有一定启示作用。

长按二维码查看原文

TOP4 悉尼滨水工业遗产改造的三种文化空间

来自：市政厅

内容解读：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19和20世纪的工业建筑遗留于主城区并被再利用为公共文化空间。文章选取了三个案例：改造为商业活动中心的达令港，以文化消费活动为主导的伍尔卢莫卢手指码头，和以市民文化活动为主导，结合生态设计的BP石油遗址公园。三个案例表现了公共文化空间多元的设计策略，其改造对城市形象塑造、区域经济发展等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长按二维码查看原文

城市是为了创新而存在的。

这是自推出“新一线城市”概念之后，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从各个面向解剖和分析中国的城市时一直抱持的观点和态度。

从城市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算不上是人类最舒适的生活形态。但即使在互联网已大规模普及之后，人们依然愿意选择这种拥挤且紧张的生活方式，其原因无外乎城市的便利、多元、高效和包容。而这些特征最终指向的是，城市始终是最容易诞生创新的社会环境。

多伦多大学教授Richard Florida在其著作《创意阶层的崛起》中写道：“创造力无法像矿藏那样储备、争夺和买卖，它必须经常得到充实、更新和维护，否则就会悄悄溜走。”

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有关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排名大多是以最直观的数字指标来计算的：专利数、著作权数、高新技术企业数、创业公司数等。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奏效，却可能无法代表全部创新，甚至会产生误导。城市管理者和公司们可以想办法增加专利数，但那未必对这个世界的某个细节做出了什么改进。更何况，每天有许多无法申请专利的创意产生，这是数字无法体现的——却又都在我们认为的创新的含义之中。

因此当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试图用数据来分析中国城市的创新力时，放弃了仅针对创新成果的度量，而是回到创新的本源上——专利、著作以及无法被测量到的所有创新，最终都是由人创造的。他们可能是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或是不知道如何自我定义的年轻人和年长者。

相比“一个城市到底拥有多少创新力”这个问题，新一线城市研究所更关心城市如何变成适宜创新力生长的“土壤”。我们相信，在城市任何的细微之处都有创新的可能，重要的是如何吸引有创造力的“种子”。这也是此次“2017年中国城市创新力排行榜”的初衷。

最终，2017中国城市创新力指数从热钱指数、独角兽指数、租房指数和合伙人指数4个维度对中国城市作出综合度量。使用的数据来源包括数据合作方36氪、智联招聘和企业征信服务平台风报，以及官方人口数据和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等

考虑到创新能力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和商业活力基础之上，本次“2017中国城市创新力排行榜”的仅将“2016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榜”上的19座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纳入评选。

由此得出的中国城市创新力排名依次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天津、成都、武汉、苏州、重庆、南京、西安、长沙、青岛、宁波、无锡、厦门、大连和沈阳。

以下将解读四大指标的具体考量维度和计算方式，点击这里或阅读原文可查看报告完整版本。

热钱指数

在商业世界，创新往往是在公司这种是社会组织中出现的，资金也的确会减轻创业公司负担，让它们能够专注发展。所以，当一个城市里愿意投资创新的钱越多，创新可能就越多。

但资金不代表全部，很多时候它并不灵敏，大量公司拿到起步资金，不久就解散了，它们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变化。所以，投资的有效性对城市的创新“土壤”来说至关重要。各城市获得C轮以上融资的企业数量意味着这些创业公司的生命力更持久。

此外，我们也借鉴了生物多样性来计算每个城市中创业项目的多样性，也通过统计创业孵化器的数量来反映城市的创业扶持度——它们越来越成为创新的集中地。

独角兽指数

高新技术企业是官方认定的一个标签，它的数量基本可以代表一个城市拥有的技术创新力。其中很多公司所做的事情普通人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甚至在谈论创新时会被人们忽视，但正是这些极其细分、看似与日常生活无关的隐形冠军才是重要的创新动力。

在独角兽指数中，我们不仅统计了各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它们拥有的专利数，还依据高新技术企业所在行业，计算了每个行业中公司聚集度最高的5座城市。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曾在苏州调研时发现，从事纳米行业的技术人员会优先考虑在深圳或苏州就业，因为这两座城市的纳米产业聚集度够高，行业发展也处于领先地位。想要找出类似深圳和苏州之于纳米行业这样的相关度，是我们计算高新技术企业聚集指数的初衷。

对高新技术企业来说，由于在技术基础、行业人才供给或具体的研发及生产环境等方面有特殊要求，对城市的偏好未必随大流。这些就成为了城市中珍贵的“独角兽”行业。

租房指数

创新成本对于公司组织来说是研发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而对于城市来说，是留住有创造力的人才的成本——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居住成本。

我们用城市的租房指数来代表城市的创新成本。在这一项的计算上，我们没有简单地将城市的平均租金水平计入租房指数，而是首先选出了每座城市中公司分布最密集的10个区域，然后以每个中心为圆心、当地平均通勤距离为半径画圆，计算出这些企业聚集地的平均房租。

当然，房租并不是越便宜越好。毕竟，因为工作机会多而推高的房租对城市创新力发展并非坏事。因此我们把高租金带来的好处也计算在内¬在租房指数中排名前列的城市不仅租金低廉，也得有大量公司聚集。

房价总会随着大公司的进入增长，这被城市规划学者称为“士绅化”。对此项靠前的城市来说，抓住当前的红利期十分重要。在自己还不太贵的时候，尽可能增加对创新者的吸引力。

合伙人指数

合伙人指数讨论的其实是这样一个话题：如果你想要创造一个新产品、新服务或者新公司，你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多少志同道合的伙伴？

智联招聘提供了竞争指数这个重要维度。它计算了平台上每个行业的简历投递数和招聘职位数的比值¬——比值越高，竞争程度越高。不过在这个数据中，总量和比值同样重要，因此城市的竞争指数还要乘上相应的招聘规模系数。

当然城市中的人才供给和人才储备也同样重要。这里我们用城市中的在校大学生数量来描述人才储备，而城市外来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占比则用来衡量人才供给——它同时也标志着城市的人才吸引力。这些基础的人口数据代表的是城市中新的可能性。

文/肖文杰

数据统筹/毛怡玫 沈从乐

数据分析/项维肖 卓宇晶 车洁舲 王瑛楠 吴晔婷

视觉/王方宏 胡榕

点击关键词 看我们做过什么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成都 杭州 武汉 天津 南京

重庆 西安 长沙 青岛 沈阳 厦门 苏州

合肥 哈尔滨 东莞 昆明 南昌 温州 贵阳

珠海 徐州 三亚 义乌 延边 玉林 乌镇

纽约 巴黎 香港 台北

潮牌 滴滴 798 Airbnb 全家 摩天轮 春节

排水系统 日系 看日出 海归 宜家 国民小吃

健身房 地铁拥挤 垃圾处理 路网 公共自行车

涂鸦  戏剧 高楼 地铁 文创 诚品书店 

 酒店 国庆 高铁 摇滚 Nice 民宿 海淘 

二手房 酒吧 航班准点率 咖啡馆 共享经济 

12306 音乐节 旅游 Kindle 琅琊榜 淘宝 

中超 便利店 合作办学 电影节 鲜花

相亲 开发区 自由行 租车 撤县设区 运动员

商住 泳池 DIY手工坊 宠物医院 房价2016

饮品店 大学城 装修 下厨房 睡眠 吃水果 

全家在苏州 高速公路 冰淇淋店

新一线大榜单 运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