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大家之言】梁鹤年讲规划(19):智慧城市系列——有智慧的城市治理

人类的适应力很强,在一个“渐进”的历史背景下,人类的适应力几乎是看不出来的、感觉不到的。例如,大家日常都用电脑,请看键盘上的a、b、c、d、e……是怎样排列的?为什么不是按字母的顺序一行一行的排列呢?为什么q、w、e、r、t排在第一行?实际上,这种排列方式完全是为了方便英语打字,而且是用十根手指来打字。键盘设计是为了方便输入英语中最常见的the、ing之类的内容。所以q放在尾指,虽不大方便,但少用。换上汉字拼音输入就完全不一样了。汉字用q的时候不少,用z的时候更多,但都放在了尾指的位置。所以你看,中国人已经完全“适应”了英语衍生的键盘。你感觉到这种适应吃力吗?相信你根本不会感觉到在适应,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接触的就是英文键盘。从来没有用过方便汉字打字的拼音键盘。就像“温水煮青蛙”,我们处在温水里这么久,温水是慢慢升温的,哪会察觉到“危险”,直到“温死”。

智慧城市带上“科技”光环、“进步”光环,怎能不令人神往和信服呢?但是,“科技”是需要说明用来做什么的。“进步”是需要知道朝哪里走的。我不知道在城市治理中智能机器是用来做什么的,朝哪里走的,但我希望有人知道。这人是谁呢?科技精英?他们现在大多是黑箱作业。在此要声明一下,我不是说他们有道德问题,而是如果他们是老实的,我相信他们也会承认,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智能应该怎样用,往哪里走。

如果科技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被科技支配,那么,人就得承担起“指挥”科技的责任,因为科技的内在逻辑一定是走向支配人(包括支配科技工作者)。人必须主动的、积极的去引导科技的使用和发展。这才会是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应该有的样子。

人的事必须由人来决定,不能由机器、制度决定。机器和制度是不能负责的,只有人才有道德意识(对善恶的分辨),才可以负责;只有人才可以做道德选择(对善恶的取舍),因此必须负责。这是自由人的定义及自由人的尊严。

机器、制度都是“工具”,不是“目的”。有史以来,人类一直是先有了目的,或有了待解决的问题,才找工具或发明工具去处理,也就是说,目的指导了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如今,智慧城市的趋势是先(或者已经)有了工具,然后去找一些可以用这些工具来追求的目的或解决的问题,甚至“发明”一些目的和问题去让这些工具解决。英语称之为“拿工具去找问题”(Solutions in search of problems) 。这是个本末倒置的行为,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西谚有云,“如果你有一个锤子,你看见的每件东西都像钉子”(If you have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发明锤子是为了要打钉。对打钉来说,锤子是最合适的工具。但假如你有的是螺丝,你用锤子去打螺丝入木头,就连木头也会被打坏。你要是另外发明了螺丝刀(虽然可以用锤子打钉做参照或启发发明了螺丝刀,但螺丝钉是不可以用锤打的),又或者你把你的螺丝钉通通换成钉子,亦即改变你自己的本质去迁就工具。

现在的“智能”,特别是数据,都不是为城市治理而产生的,起码不是当初的目的。当初是为了研究市场交易中顾客(消费者) 的行为而产生的。当然,“商人”(包括为商人服务的专家学者)要把这套玩意卖给城市治理者,就得把它“包装”成为城市治理工具,但工具的本质没有改变。更深一层讲,很多智能工具也不是为了研究顾客(消费者)而发明的,只不过是有些人“发现”消费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消费行为记录可以用来追踪和分析消费者的行为,从而用来发掘或扩大商机。这带来两个延伸思考:没有商业意义的智能不会被发明;发明了的智能一定要为商业服务。在商言商,这绝对无可厚非。但是,市民不是顾客(消费者),虽然不少专家学者坚持市民与政府的关系跟商业交易无异;社会也不是市场,众人的事不能像市场价格一般通过买家和卖家的博弈来处理。不然,哪还需要有政府。

深层次的真相是,城市治理不是市民(包括个人、单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事,在大部分时间和情况下是政府解决市民与市民之间各取所需时产生的矛盾和纷争,是政府协调市民与市民之间各尽所能时所需的互补和互助。在这些解决和协调上,政府的唯一原则是“整体利益”,而整体利益的唯一衡量标准是整体的生存与延续。

作为工具,智能机器的合适性和有效性只能用这个原则来衡量。为此,这个原则也应该用来指挥智能机器的使用和衡量智能机器的使用效率。可以说,智能(作为城市治理工具)的功用就是“帮助政府以整体利益(整体的生存和延续)为原则去解决市民之间的纷争和协调市民之间的互补”。这需要市民与政府“共同”制定在特定时空下的整体利益的定义和内涵、分析市民之间的纷争和互补、设计针对性的解决和协调方案,以及对方案的实施进行监察并作出反馈。

只有市民自己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他们要“告诉”政府,政府才知道要为他们提供什么;只有政府知道他们可以提供什么,但他们“告诉”市民,市民才知道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什么。为此,成功的城市治理(成功的定义是整体利益下的和谐凝聚)的第一步是“打通”这条市民与政府之间互相“告诉”的渠道。

这条渠道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都有智能机器的份儿。我可以想象政府全程利用智能工具去制定、分析、设计、监察、反馈等的情景,市民全程地利用智能机制去参与和发挥影响。这将会是一个政治指导技术、技术检验政治,定性指导定量、定量检验定性,整体保障个体、个体丰富整体的智慧城市协同治理场景。


智慧城市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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