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城乡鸿沟的消弭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性议题。中国语境下，快速城镇化时期所创造的发展红利大多积淀在城市，乡村则长期付出了要素流失与成本转嫁的双重代价。在迈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转型中，城乡两大场域能否突破制度性壁垒、实现良性的社会经济循环，不仅关乎内需市场的拓展纵深，还关乎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性命题。
1
城乡要素循环关系的阶段性审视
（1）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分割与单向供给。
为了克服工业化过程所面临的原始资本积累不足等问题，国家不得不依托政策设计从三农领域提取剩余以确保压低城市发展成本。因此，农民与“内卷式”的农业生产深度绑定，乡村一边执行着低效的自给自足循环，一边维持着为城市生产循环提供剩余的能力。
（2）改革开放初期：乡镇崛起的偏心型循环。
产权制度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渐进变革释放了生产积极性，乡村逐渐兴起要素、产品和服务等市场形态，逐步参与到城乡要素流动与收益分配的循环之中。但以劳动密集、资源消耗为特点的乡镇工业化引致了诸多问题，使得此时的城乡要素循环处于一种低效的消耗性增长状态。
（3）市场经济时期：城市本位的依附型循环。
全球化浪潮引致我国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城市主导经济增长的特征愈发突出，叠加乡村非农开发受限、人口流动管控松绑等背景，乡村过剩要素逐步转移入城市生产循环中。依附于城市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剩余，乡村要素的流出并不具备自主性与比较优势，在广域市制的背景下，乡村更多扮演“要素蓄水池”的角色（图1）。
2
要素资本化驱动下的城乡融合及其多重困境
2.1 要素资本化
作为促进城乡融合的调节工具
城乡关系始终受到“乡村线性追赶城市”逻辑的指导，致使乡村要素的异地价值显化过程所创造的预期收益得不到合理保障。要素资本化是破解上述困境的答案之一，其本质就是利用城市剩余资本与政府政策扶持，赋予土地指标、景观资源、生态农业等城市化过程急需的互补性乡村要素以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价值，从而满足城乡不同发展需求、促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实际上，这一思路在经济全球化初期就已浮现，局部无法在城市内实现循环的过剩资本外溢到乡村地区，形成了乡村要素资本化的源头。
2.2 要素资本化
驱动城乡融合的多重困境
要素资本化既能发挥乡村内生优势，又能吸纳城市外溢的资源，理论上是促进城乡融合的“万能钥匙”，但现实中却面临多重困境。
（1）价值观偏移与资本逐利。
在增长主义的驱动下，乡村要素的异地资本化成为了城市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契机，其目的往往在于寻求交易价值的提升，而非使用价值的充分释放与农村资产的合理兑现，使得要素的配置利用受到扭曲，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低效利用。
（2）普适性不足与异化危机。
要素资本化驱动城乡融合的前提是乡村拥有城市化所需的特定要素或异质资源，但这些要素通常不具有遍在性，且因地理、历史等原因分布不均。此外，资本介入下的乡村开发建设通常伴随城市文化的隐性入侵，在屡次乡村建设热潮中都能观察到绅士化等乡村异化危机。
（3）分配不公与资产转化短视。
农村权益主体的模糊性、政府体制的层级性等使得乡村在收益分配中处于不平等地位，既有收益更多基于原用途下的使用价值，而非转移后的潜在价值。一次性要素买断在获取短期收益的同时，也使得乡村丧失了要素二次增值的收益可能，存在短期增长与持续发展的矛盾。
3
面向共同富裕的城乡融合与要素优化配置基本逻辑建构
当前的城乡关系要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方面，前者聚焦效率，后者锚定公平，城乡融合作为衔接两者的中间环节，其内涵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博弈，而是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的过程。因此，城乡循环关系有必要进行恰当重构，探索全新的、系统性的要素交换逻辑与利益分配机制。
3.1 共同富裕背景诱致的
城乡要素循环与配置逻辑演变
（1）超越结构调整：面向城乡功能互动的要素配置优化。
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动力是持续推动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城乡循环不应简单地被视为要素分布的“物理变化过程”，而应被视为优化各类要素组合关系、引导城乡功能互动，最终提升整体效益的“化学反应过程”。城乡融合不能仅满足于借助要素资本化来提升交易价值、满足短期需求，而要尝试提升要素实际使用价值、增加城乡运营收入、塑造发展新动力，从而实现城乡发展的帕累托改进。
（2）超越单向循环：适应动态增长收缩的城乡多维融合。
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命题是扩大发展成果的共享面。在保留要素资本化过程中市场力量的同时，政府应当在城乡融合中适时扮演引导者角色，帮助原始资源禀赋不足的地区建立起基于自身特点的资源转化方式，以及初始资本积累抑或是有效投资渠道，进而改变落后地区对接城乡要素循环的方式与涉及面。此外，遵循要素收益与使用效益提升的原则，城乡要素的循环与配置应当突破“城需乡予”的单向桎梏，形成多向的、普适性的自由流动。
（3）超越一次买断：探索权利合理兑现的长期收益共享。
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保障在于持续性分配公平。在乡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中，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占比很低，可见要素资本化并没有将乡村资源兑现为村民的长期权益保障。未来的城乡要素循环应该在统筹城乡比较优势与权利合理兑现基础之上，建立起城乡合作、公私合营、收益共享的共建共赢机制。
3.2 超越要素资本化：
资本社会化导向下
城乡要素优化配置的总体机制
面向共同富裕目标的城乡融合范式理应打破资本垄断，通过强调资本的社会责任，推动资本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基于此，本文提出资本社会化的概念，具体是指通过政府制度设计与市场配置机制的深度融合，将原本分散在乡村或集中在特定部门的发展要素有机组合起来，通过市场化定价将要素价值显化，转变为便于交易、公私多方共有的资本形态，最终促进社会公平与要素回报效率双重改进的要素优化配置利用过程。其核心环节包括政府统筹下的要素运作转移、公共化的空间配置利用、共享化的增益分配等（图2）。
4
实证研究：嘉兴“飞地抱团”的要素配置优化路径与共富效应
近年来，嘉兴广泛探索并实施“飞地抱团”模式，有效实现了城乡要素资源配置格局优化，从而提高了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总体回报率，较好地推动了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1）要素运作转移：空间规划引导下的土地整治与抱团投放。
“飞地抱团”实践采取了更加符合城乡比较优势的思路，立足全域空间布局优化的目标，政府将村集体的“低散小”建设用地集中收储，并给予资金、政策等多要素扶持，各方资本被统筹投放到优质平台的建设项目中。这一思路转变使得要素的资本化运作转移过程既受到公权力规制，又能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和发展效益，尤其是让薄弱村有了更好的资本收益渠道（图3，图4）。
（2）空间配置利用：多元主体决策下的产业与创新园区建设。
“飞地抱团”模式的要素配置利用逻辑产生了巨大转变，深刻体现在权益主体的多元性、配置过程的市场化和利用方式的长效性等方面。在主体层面，“飞地抱团”模式采取村民主决策、国资参与、多方共同成立公司等方式，使得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利用是集体决策、共同运营的过程。在配置过程层面，基于土地权利的清晰资产化与集体股份公司的成立，要素配置过程既能充分发挥村集体主观能动性，又能灵活遵循市场规律，还紧密支撑了政府产业发展战略的落地。最后，集聚后的要素利用方式不再寻求短期收益，而是更加注重产业空间载体建设、上下游产业链完善，甚至创新孵化等长期可持续的收益（图5）。
（3）增益分配共享：基于作价入股与资金补助的共同富裕。
避开一次性发展权征购所带来的定价难题，“飞地抱团”模式采取了将土地指标等要素合理作价入股，结合政府资金补助共同进行飞地产业园开发，最终实现可持续分红的增益分配方式，一定程度上使得乡村要素价值得到复归，同时也避免了公私之间的零和博弈。
5
结语与展望
当前各地涌现的城乡融合建设热潮既是摆脱城乡二元对立羁绊的又一轮尝试，也是推动双循环战略落地、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现实选择。基于要素双向流动与配置优化的资本社会化路径，并不摒弃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方式，又通过多方、多要素的统筹组合，实现了社会公平与生产效率的双重改进。
但嘉兴的成功经验既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也有其不可复制的一面，面向当前经济下行、城镇化减速、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存量时代，更广大的中西部、三四线城市如何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共富的实践，仍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如何以国土空间治理作为推动城乡融合的重要平台；第二，如何促进要素增益分配从简单分红到动态、精准赋能；第三，如何健全适配城乡深度融合的村社治理体系与配套制度。
本文撰稿：胡航军 张京祥 唐爽
原文介绍
《面向共同富裕的城乡融合发展与要素优化配置——对嘉兴“飞地抱团”的实证研究》一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25年第9期，第32-42页。
【doi】10.11819/cpr20250904a
胡航军，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本文通信作者。
唐 爽，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动力与机制研究”(24&ZD148)资助成果。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请在后台留言
微信改版后
好多人说不能很方便找到我了
其实把咱们“城市规划”置顶就可以啦
只需要5秒钟哟~
官方投稿网址：http://www.planning.com.cn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文章导读】面向共同富裕的城乡融合发展与要素优化配置——对嘉兴“飞地抱团”的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