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小镇不是想建就能建，精准治理视角下特色小镇创建路径

很多人以为特色小镇就是来钱了，来发展机遇了。但这个钱是不是你的，这个机遇和你有多大关系，必须通过理论和政策研究才能确定。但很少有人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也就很难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政策或战略和你有多大的关系。这个问题，越往下走问题越大，他们缺乏研究和辨别能力，一见到特色小镇来了，就以为这是机会均等的，其实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和一些专家认为现在“不差钱，只差好的项目和题材”的基本判断不同，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缺钱的时代”，不仅政府缺，企业也一样。这也是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必须面临的问题。

和一些专家以为“企业热，很愿意投资”的观点不同，我们的一个总体判断是：特色小镇目前的状况是“政府热，企业冷”，或者说“企业热是表面的”，因为企业日子并不是那么好过，金融机构也不会乱撒钱。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比较差，我们以前有一个测算，表面上看小城镇的土地便宜、劳动力便宜，但一旦加上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成本基本上比城市要高出80倍左右，很多小城镇现在还经常断电、断水？在这个背景下，现在一直强调的企业主体作用，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小城镇除了管理水平，其他的如规划眼光、发展思路、人才资源、协调组织能力，跟大城市根本没法比。所以，目前发展比较好的小城镇，大都是靠近大城市和发达的城市群，因为大城市的各种力量和资源介入了。

在这个背景下，尽管小城镇看起来很热，但是不要觉得它们会成为城镇化的主流，而只能在城市群的框架下，依托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辐射和拉动，同时尽可能地发挥自身的特色，包括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等特色，做好自己的功能定位和长远发展规划。

在做长远规划时，最重要的是要判断一下小城镇有多大规模，有多长的黄金发展期，对此必须要做精准的判断和深入的研究，千万不要头脑发热，以为凭借小城镇一己之力就可以打遍天下，特别是要防止在头脑发热中，把投资规模做得过大，把战线拉得太长，那结果和过去的“城市大跃进”不会有什么差别。

此外，特色要和规划结合起来，比如要划定特色小镇的核心区，不能哪个企业说我愿意在哪个地块投钱就给他哪个地块，因为企业和政府考虑的角度不同，企业考虑的是利润，而对这个地块是否符合乡镇建设和规划基本上不管。如果把最好的乡土资源都给了企业，特别是这并不符合小城镇的发展规划时，就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城市中上演过多次，在特色小镇中应尽力避免。

在特色小镇规划建设中，目前还有一种倾向，是希望政府退出或减少干预。这表面上是落实国家的“简政放权”，但实际上也存在着误读。因为国家政策的完整内涵是协调好“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是“该放的放，该管的管”，而不是“放任自流”。

现在的特色小镇，一般的产业功能都比较简单和分散，主要是由于完全靠企业和市场投资，缺乏政府的宏观统筹和规范的结果。企业和市场行为，一般都是个人做个人的，属于单兵作战，而很少考虑和其他企业、其他部门的协调。在过去的城市化中，这有很多不好的表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城市建设的重复建设和大拆大建，极大提升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如果不加区分地把小城镇建设完全交给企业主导，可以想见，目前很多大城市异常头痛的“房地产去库存”和“产业同质发展”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小城镇中重演。

但要改变企业的这种思路和方式也很难，因为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挣钱才会干，赔了就存在不下去。所以我们建议特色小城镇的建设不能完全由企业主导，政府要兜底。

配合国家双创政策，一些小城镇提出建设创业创新小镇，也受到一些专家的力挺。但对这种战略定位不宜过分鼓励和拔高。

科技和文化创新，主要是大都市的功能。个别的小城镇，在一些方面会作出特色，但这是个案，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遍性。原因很简单，小城镇的层级决定了不可能做的很好。有人以为在浙江有一些做的不错，那是因为跟长三角的文化氛围联系紧密，你到东北、西北去看一看，就会发现这根本不可复制。为什么？这是由小城镇的人才聚集水平和程度，以及小城镇的科技和文化基础设施决定的。

一是资金。传统上我们亏欠小镇的比较多，现在要补齐短板，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就需要有较大的投入。在大家一哄而上时，建设资金相对容易解决，但特色小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是基本特点。一旦出了问题或者投资回报较低，一般的金融机构还会不会继续投入，如果他们停止或减少投入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都是当下急需研究和防范的。

二是土地。根据我们研究新城新区的经验，小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更加有限，如果不切实际地开发，势必把目前大中城市的“卖房难”转移到小城镇中去，甚至出现空城、鬼城、烂尾楼等小城镇的新问题。如何根据小城镇的城镇化特点，研究制定相匹配的土地政策，也是需要先行一步的。

此外，目前由于小城镇的建设用地多采用租赁集体用地的方法，如果没有一套管理规范程序，也很容易把很多村镇最好的土地挪用为建设用地。所以，在对待农村土地方面，我们的建议还是要把得紧一些，提高准入门槛，不要让那些没有建设理念和开发模式的企业随便进来。

因大量联系密切的上下游产业集聚而带动的人口与经济的集群效应，是许多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期特色小镇形成的最初动因。

产业集群背后强劲的理论支撑足够用以解读因产业而起的特色小镇：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分工协作理论，到马歇尔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再到产业区位理论、增长极理论以及技术创新理论持续推演了产业经济的区位集聚、人口集聚和技术集聚(卫龙宝，2016)，而这些要素的大量累积沉淀或直接推动大中城市某一区位的发展，或间接演化为以某一产业为基础的特色小镇。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许多企业建立在远离市区的小镇上的原因，如雀巢公司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一座安静小城韦威、奥迪总部在巴伐利亚名不见经传的城市英戈尔斯塔特等。甚至出现了因产业而集聚的小镇组合或小镇群，像法国凡波恩—索非亚—安提波利斯科学城，在传统的港口工业、旅游业和现代的信息产业、医药化工和服务业合力打造之下，正成为欧洲第一科学城。

浙江目前进入前两批创建名单的79个特色小镇多半都是产业经济导向，最典型的就是云栖小镇，它以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金融和智能硬件为产业龙头，建设仅仅一年，发展非常迅速，2015年实现了涉云产值近30个亿。

产业经济导向下建构的特色小镇，在为产业配套的同时，会带动这一小镇的交通、消费、休闲、教育和旅游等，有时还会因各类产业移民的进入而改变这一区域的人口结构，甚至形成新的移民小镇。关键在于以产业兴起而不止步于产业，才能为特色小镇带来全方位的、可持续的发展。

城市因人居而美，特色小镇在规模化、丰富性上不如大都市，它的独到之处除产业特色、自然山水外，更多需要后期的文化创意和社区营造来实现。例如日本的熊本城作为传统农业大县，21世纪初农业发展进入瓶颈，熊本政府借助新干线开通机遇，创造熊本熊这个独有的动漫IP，成功带动农业、旅游转型发展。熊本熊通过微博、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络线上线下互动, 获得200多万次视频点击，官方twitter拥有超43.8万名追随者，成为二次元时代的网络红人，利用各类事件营销、带动地区发展,两年内为熊本县带来12亿美元经济效益（代晓利，2016）。文创对特色小镇的二次、三次开发不仅直接带来旅游及延伸产品的营收，更多为小镇带来了人文气息和可持续发展空间。

2015年浙江省发布的《省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就特别提出要坚持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之路，并且所有特色小镇要建设成为3A级以上景区，旅游产业类特色小镇要按照5A级景区标准建设。如果这一意见能真正落地实施，那特色小镇将直击被大城市病困扰的都市人，将成为他们回归的栖息地，并重拾理想中的人居生活。就像英国的书香小镇海伊，2000多人的小镇有40 多家书店，事先预约能去居民家中看书，人与书、人与人、人与家的互动融合不仅是特色小镇一景，也是特色小镇运行发展的肌理所在。

特色小镇从开发建设到品牌传递是长期运行的过程，其间的小镇治理模式往往是关键。

无论东西方在特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其实都离不开政府的推力，政府因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运营能力，使得它在小镇这一复杂运行体中始终能扮演重要角色（Pinson，2010）。但是如果政府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小镇的其他主体便有可能被边缘化(Congleton，2011)，这就违背了治理原则，因为在治理框架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社会各种正式、非正式组织及个人都将共同参与治理，共同承担治理责任。事实上，西方政府在上百年的小镇建设历程中发现，政府仅承担小镇的组织协调、服务传递、参与表达、财务预算、计划推进、理念和技术支持等职责（Woollett，1975），这一政府有限责任、公民与组织多方参与的小镇建设及运行理念与治理的内核完全契合。

有关治理的理论体系进入中国后，顶层设计非常重视。2015年11月发布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预示着中国将全面进入精准治理时代。相比一般治理而言，精准治理更讲究治理的目标导向、公民的有效参与、过程的合法透明及结果的评估监督。特色小镇体量相对较小，通过在特色小镇中运用精准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还有可能形成社会治理的创新模板。

治理不同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多元参与、协同共享是其核心要义之一。在特色小镇治理主体的选择上既要立足于小镇“土著”——当地政府和民众，更要吸纳与其特色相关联、与其人文相融合的多方参与主体，可以是市场化的第三方，也可以形成常设的专家智囊团，或与成熟智库形成治理联盟。一旦治理主体多元化、智库化，即能确保倾听多方声音、协同多元利益。但精准治理并不仅限于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主体间如何常态互动、如何无缝对接、如何高效决策等还需要运行机制的强有力支撑。

特色小镇从创建之初到日常营运需要一整套规范制度，精准治理嵌入到运行机制中体现的不再是条块分割，而是平台化、网络化的运行模式。由于特色小镇体量较小，所有参与小镇运行的各主体可直接在镇管委会搭建的工作平台（包括线上和线下）中共享信息、回应需求、解决问题及互相补位等，运行一个周期后，平台上每个治理主体在某种程度上都熟知多部门、精通多学科，特别要突显线上平台在特色小镇精准治理中的作用，才能随时高效应对来自多主体的声音。

特色小镇之新之特必须是常新常特，小镇自上而下都应形成常态化、本土化的创新体系，也即小镇上人人每日有改善，部门时时有创新。所谓本土化的小镇创新体系，并不排斥外来的、引进的创新产业、创新模式，而是特指培育小镇自己的创新人才，找到自己的创新源泉，形成小镇自身的创新内循环。

特色小镇相对于城市的其他板块而言，即为区域精英，它将引领城市更大范围的精工细作、升级换代，所以使其保持领航的精准治理过程中不能缺少绩效评估环节。有必要为特色小镇建设制定精准度较高的评估指标体系，这一评估是常态的、滚动的，贯穿特色小镇创建和运营的全过程，且要符合国际潮流，即在特色小镇范畴内的生活和工作品质已经可以与发达国家一流城市的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