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是我们从小就开始逛的地方，熟的不得了，闲扯也可以扯出一堆话题。但是，大家可曾想过，如果禁止谈“我就是爱纸质书的那种触觉、那种在春日夕阳微风下打开书页的享受”等很私人的体验，那么关于书店，我们还能谈些什么？

可能沉默是最好的应对。想得越多，无奈越多。

前一阵，我参加了出版社举办的一次研讨会，讨论“理想的学术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理想”。三个小时的发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名是：王云五、袁行霈、陆灏。王云五时代的商务印书馆，无可争议地代表了学人和出版人心中“理想的学术出版”。袁行霈建言总书记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的偶然事件，蝴蝶效应般有中国特色地促成了大量出版资金资助翻译出版。“四书五经”等等典籍的大规模翻译会制造文化盛世还是文化垃圾，与之相关的是“项目书”概念——花三五万块的项目经费就可以出版的学术书。陆灏主编的《上海书评》，则因为敢于为学术书挑错的批评精神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认可。

今天，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不可复制，《上海书评》的成功不可复制，大项目、大垃圾的灾难亦不可复制（去年我国发行图书的品种是25万种，学术书2.5万种，但好书有几本？），一如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的不再、左岸等上海最有特色小书店的倒闭，这几个名字（更多是与他们有关的事情）的在场与缺失，亦代表了书店业/出版业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书店，全世界的书店都有类似的问题。去年，在地铁阅读文化最发达的英国，独立书店倒闭的速度是每周两家。

你我不高兴，书店也不高兴。无奈的背后，是一连串亟待思考的问题：

在今天市场化的出版中，如何进一步提高与保证学术出版的质量？学术出版是否应该设立最低门槛？

在出版产业格局变动、学术出版盈利艰难的生态下，认真的学术出版如何面对不规范竞争与所谓的学术畅销书？

上海有特色的小书店不断倒闭，像渡口那样开得下来的小书店依赖的是“人以店聚”而非从前的“人以书聚”，这个局面是谁造成的？上海的书店文化本身就没有问题吗？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与书有关的文化变迁？

和教育等智力产品一样，书业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市场化。但一直以来，书业一直在努力让公众将这一产业和其它产业区别对待。书店，作为介于文化和商业之间的场所，通常意味着激发想象的地方，它本身具备重新定义“效率优先”、“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的可能，却为资本所收编；书商，带着文化理想来做商业，却在商业的影响下，以咖啡、签售、社交等功能成功地将书店定义为消闲场所；文人团体，作为文化使命承担者，本身具备克服消费文化的能量，却主导流行时尚，引发社会效仿；书店文化消费者，本身具备反抗的精神和动力，却满足于消费……

不管是出版业还是书店业，数字化网络化为产业带来的变革恐怕都将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局外人，我们“危急时刻的文化想象”可能是什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