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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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尔干半岛城市发展长期处于城市研究的视野之外，而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的城市建设又是其中一个尤为特殊的案例。百年间，经历了国家政体的频繁变革和民族问题的此起彼伏，斯科普里作为首都，不断探索着适宜的国家形象的表达，其中不乏如丹下健三等现代主义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参与。本文以斯科普里1965年与2014年两次城市计划为研究主体，阐述其城市建设中激进与保守的两次互斥的选择，并分析其转型过程中的差异性和连续性，从国家形象、文化自信、决策参与城市产业等角度剖析斯科普里从现代主义的先锋实验向古典主义的历史复兴突变的潜在原因，为当代多元文化下的全球城市发展提供参照。
以往的西方历史城市研究多以西欧城市为模板，将其成熟的研究模式和理论套用在对其他城市的研究中，给欧洲城市建立了“标签化”的城市定位，而东南欧城市长期处于研究视野之外。与西欧历史城市不同，斯科普里作为东南欧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城市（图1），其城市形象难以一言概之。从曾经典型的东方城市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再到如今努力打造“欧洲”形象，斯科普里的城市形象处处呈现的依然是徘徊于历史和现代之间的两难痕迹。复杂的历史环境，难以化解的政治、文化纷争使得斯科普里城市建设成为城市研究的独特案例，其演变历程对于全球化影响下不断接纳新移民、吸收新文化的当代城市发展具有潜在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是，近期西方国家的古典复兴思想抬头【2020年2月，特朗普提出“让联邦建筑再次美丽”（Making Federal Buildings Beautiful Again）草案，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办公建筑采用古典建筑风格，认为民主雅典、共和罗马等建筑风格可以使美国公共建筑表达出国家自治的理想】，将国家政治形象与历史文化的自我定位重新联系起来，也是在向历史城市的当代表达和当代城市的历史再现重新发问。
自古以来，斯科普里城市区域主要位于瓦尔达尔河（Vardar）北岸，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400多年中，其主要是一座由多个民族聚居区组成的东方城市（图2），以老巴扎为中心向外扩展，城市路网不规则排布（图3）。20世纪初两次巴尔干战争彻底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斯科普里也被纳入塞尔维亚王国的版图。其后百年间，由于政治环境、自然条件变迁，斯科普里经历了数次城市规划的再造，并逐渐由一座古老的东方城市向现代欧洲首都转型。
1914年，建筑师迪米特里耶·莱科提出了斯科普里的第一版城市规划。规划一方面以不规则的街区轮廓界定出历史城市的形态，另一方面以宽阔的道路和集中的公共空间塑造全新的现代城市肌理，并首次将瓦尔达尔河南岸的大面积区域也统筹纳入总体城市范围，奠定了未来斯科普里城市规划的格局。1927年，亚历山大国王委任规划师约瑟夫·米哈伊洛维奇为斯科普里市长兼总规划师，并于1929年制定了新一版的斯科普里城市规划。1929规划在上一版成果的基础上强化了城市的环形空间结构，加强了瓦尔达尔河南北两侧的区域联系（图4）。此版规划在米哈伊洛维奇的协调下逐步落实，但随着1941年其突然去世和二战的爆发戛然而止。1945年二战结束后，斯科普里成为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共和国【马其顿国名更替：二战后，原属塞尔维亚的瓦尔达尔马其顿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1991年11月20日，马其顿宣布独立。2019年2月11日，马其顿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名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本文中对于不同时期以当时国名阐述】的首都。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规划师卢德耶克·库贝斯受邀为斯科普里制定了二战后的新一版城市规划。同一时期世界各地的现代主义城市运动进入高潮，受柯布西耶“光辉城市”的影响，1948版规划抛弃了既有的城市现状，为城市定制了沿瓦尔达尔河发展的东西轴线，并划分若干定位清晰的功能区域，建筑在网格街区中规则排布（图5）。
尽管20世纪上半叶三次规划服务于不同政体，表述不同的国家诉求，但为斯科普里提供了多样的发展思路，开启了城市现代化转型的进程。而斯科普里作为现代城市长足发展则基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城市规划，其中两次分别指向激进与保守两个极端，也塑造了斯科普里城市的复杂性。
1963年7月26日斯科普里发生6.9级地震，造成近2000人死亡，3300人受伤，城市建筑大面积损毁。瓦尔达尔河北岸的斯科普里老城民居大多使用土坯砖建造，加之1962年城市洪涝灾害大大削弱了建筑基础的强度，致使其震后几成废墟。南岸的大量现代建筑遭受不同程度的结构破坏，其中近40%需拆除重建。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和联合国随即组织开展了震后重建国际援助工作，共有包括美国、苏联在内超过80个国家参与，被认为是当时最大的国际化协作援助计划。城市重建计划启动后，首先就选址去留进行了多方案讨论，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最终决定于原址重新规划建设斯科普里，并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成立“震后重建国际顾问委员会”，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震后重建之中。1964年，联合国委任曾主持战后华沙重建的波兰建筑师阿道夫·奇波洛夫斯基为重建规划总负责人，组成约120人规模的专家团队，经过历时一年的工作，斯科普里震后重建整体规划于1965年11月初步完成。
斯科普里1965规划希望构筑一座开放的城市，各民族、各社群、各区域共享城市公共资源，以现代化、国际化的空间模式塑造新斯科普里。规划首先基于斯科普里谷地、瓦尔达尔河和中心老城的自然形态确定了区域边界和功能结构。环绕核心区放射式布局三个城市居住区；将原本紧邻核心区东部的工业区向东北、东南两个方向转移，减少工业生产对城市的不利影响；利用沃德诺山、马特卡谷地、加兹巴巴山、瓦尔达尔河形成东西绿带轴线，提供城市主要自然休闲空间（图6）。
其次，规划以科学计算方式确定了城市发展规模和功能级配。使用8种用地属性将城市区域切分成280个土地使用单元，推演计算城市发展投入效率，并以此控制城市规模的边界范围，达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土地开发收益的平衡，避免因城市规模过大、基础设施超负荷而产生城市发展问题。规划将城市中公共功能区分为城市级中心（city center）、区域级中心（district center）、大型社区级中心（large local center）和社区级中心（local center）四级，每个功能区都匹配同级别的商业、商务、管理和文化配套设施（图7）。
图7 斯科普里1965规划城市结构图
再者，规划重新梳理了城市铁路和公路网。斯科普里的铁路线路连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希腊城市萨洛尼卡（Thessaloniki）。地震前货运线路位于城市北侧，客运线路和火车站位于南侧，为了避免对南岸城市发展造成制约，规划将客货运线路合并，在城市核心区建设新火车站，原客运线路和火车站作为城市纪念物保留（图8）。规划在核心区以外、城市南北两侧设置了两条联系东西两端的城市快速路，并在核心区东侧增加一条联系北部片区的城市干道。由于当时私家车普及率不高，规划选择巴士系统作为城市主要公共交通方式，巴士站点的分布满足任一居住区域30分钟到达城市核心区的通勤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1965规划的第一要务是在短时间内解决震后急需安置的大量受灾人口，这也成为加速斯科普里城市现代化的助推剂。根据城市人口居住情况调查，斯科普里震前约有3.6万套住房，人口共约20万人（4.8万户），平均每套住房容纳1.3户，户均人口约4.16人，人均居住面积约12.5㎡。地震总共造成约8万人无家可归，7万人生活在受损严重的危房中，形成了巨大的居住空间供给压力。1965规划希望缩减家庭规模，提升居住品质，给予居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计划在1981年将户均人口从震前的4.16人降至3.5人，将人均居住面积从12.5㎡提升至17.5㎡。同时还需考虑到正常的生育和人口迁入带来的人口增长。由于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因此规划提出以高效、集约的现代居住空间替代低效、传统的老城居住方式。
斯科普里1965规划搭建了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城市建设的落实，次年联合国和南斯拉夫联邦联合举办了斯科普里城市核心区约300英亩（约121h㎡）范围内的城市设计国际竞赛。以斯科普里老城及与其连接的瓦尔达尔河南岸典型片区为中心的城市核心区是受地震影响最为严重的区域，包括许多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在内，近80%的房屋倒塌损毁，但这也为核心区未来规划发展带来诸多可能性。主办方邀请了四家国内和四家国际设计事务所参与竞赛。评审委员会要求各事务所的设计方案与斯科普里1965规划的总体思路相匹配，并制定了相关原则：（1）老巴扎需紧密融入新的城市核心区；（2）居住人口密度为350~400人/h㎡，人均居住面积标准为20㎡/人；（3）沿瓦尔达尔河城市绿地需连续完整；（4）尽可能做到人车分流；（5）城市路网结构可按需要调整；（6）火车站与汽车站相结合形成交通枢纽；（7）必须考虑设置学校、电影院、剧院、博物馆等核心区内城市公共设施。
八家设计事务所从不同的思路角度提出了斯科普里核心区设计方案：（1）斯洛文尼亚规划师爱德华·拉夫尼卡的方案着重考虑了对老城历史风貌的保护与协调，并通过景观系统组织提升城市的热舒适性（图9）；（2）塞尔维亚规划师亚历山大·德约杰维奇的方案环绕老城打造一座文化公园，创造出展示历史艺术、民族民俗的城市开放空间（图10）；（3）斯科普里规划师斯拉夫科·布雷佐夫 斯基的方案强化了城市轴线和标志建筑的纪念性，并以点状绿地系统优化城市公共空间（图11）；（4）克罗地亚的米斯切维奇与温斯勒设计事务所（Miscevic & Wenzler）更加注重城市空间的多功能性和灵活性，通过打造沿瓦尔达尔河的公园系统保护和修复城市历史空间，加强南北区域联系（图12）；（5）美籍法裔规划师莫里斯·洛迪瓦尔更关注核心区之于斯科普里的城市角色，将整个商务区集中塑造成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建筑，并通过一系列现代建筑替代老巴扎的城市功能（图13）；（6）荷兰的范德布鲁克与巴克玛事务所（Van De Brooke & Bakema）提出从老巴扎经石桥到马其顿街打造一条城市步行轴线，并围绕核心区通过连续的建筑塑造一圈“城墙”（图14）；（7）意大利规划师路易吉·皮切纳罗则建议拆除一部分现代建筑并扩大历史片区范围，通过现代与历史的充分融合塑造斯科普里的城市特性（图15）；（8）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的方案是竞赛结果中最为激进的设计，他将斯科普里城市发展分成两个轴线，包括老城的南北轴线和瓦尔达尔河的新东西轴线，并通过“城墙”“城门”塑造城市空间，带有鲜明的新陈代谢思想的印记（图16）。
评审委员会最终决定，由丹下健三和米斯切维奇与温斯勒设计事务所联合完成概念方案设计（图17）。1966年7月，两家事务所合作完成的最终设计主要是以丹下健三先前的竞赛方案为基础发展而来。方案在城市核心区设置两组主要建筑组团，分别代表“城门”和“城墙”，象征欧洲中世纪的城市空间。“城门”由主要公共设施组合成的巨构式的城市综合体，包括火车站、行政中心、服务中心、文化会展和商业购物等。“城墙”由核心区的集合住宅构成，环绕城市核心区外缘连续排布。建筑皆由均质的混凝土楼面和塔形的垂直交通核组合而成，表达了新陈代谢理论中可继续生长的未完成状态，在未来城市演变和灾害破坏后仍可以延续扩展（图18）。方案强调城市交通的系统化组织，力图最大限度实现人车分流，创造不受干扰的城市步行系统，并为此在局部区域将车行道路转为高架。此次确定的城市核心区方案一改欧洲历史城市的印记，大胆创造了现代城市先锋实验的模板。
1980年，斯科普里完成了震后重建的大部分工作，重建规划的核心要素基本得以落实，并塑造了如今斯科普里城市空间的总体结构。重建工作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在其过程中，受到丹下健三1966年斯科普里城市核心区设计方案的影响，一大批南斯拉夫联邦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师们通过系列设计竞赛，将这座城市塑造成了“粗野主义”和“未来主义”混合的混凝土乌托邦。其中包括乔治·康斯坦丁诺夫斯基设计的斯科普里城市档案馆（1968）和马其顿国家邮政通信中心（1974），波兰TIGER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当代艺术中心（1970），斯洛文尼亚建筑师马可·穆斯奇设计的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1974），科斯托·托多罗夫斯基设计的斯科普里水文气象学院（1975），鲍里斯·奇班设计的马其顿科学与艺术学院（1976），斯洛文尼亚Biro77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马其顿国家文化艺术中心（1979）等（图19）。
尽管国家政体促成了这套现代城市实验率先在公共建筑上快速落实，但是推进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在于处理现代居住模式和传统生活“记忆”的冲突。重建规划秉承公平化的居住理想，希望尽可能拆除老城中受损严重且人居环境较差的“贫民窟”，腾出土地资源，以现代的空间模式升级城市人口居住环境，并通过均质化、平等化、混合化的社区空间，减少原本多民族分区聚居所造成的文化隔阂。然而，以空间的平权运动抵抗几个世纪以来的民族冲突，特别是在马其顿多民族构成的社会现实中，显得尤为吃力。
地震前，斯科普里城市人口共约20万，包含60%的马其顿族、8%的土耳其族、7%的吉卜赛人、7%的塞尔维亚族、6%的阿尔巴尼亚族以及12%的其他少数民族。各民族群体大多居住于斯科普里老城，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民族风俗，但大部分传统习俗与规划者所倡导的现代生活方式有明显差异。各民族对生活空间的需求各不相同，例如土耳其族很重视家庭居住环境的隐私性，因而其居住房屋大多内向封闭；吉卜赛人则以外向的生活方式为主，更强调户外生活，许多家庭设施都放置于开敞庭院之中。老城民居一般为“房屋+院子”的空间模式，居民大多会在院子中种植农作物，为日常生活提供食物，但规划者认为在城市中保持乡村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传统民居通常在建筑前部设置几个房间作为客人卧室，房主家庭则居住在建筑后部房间内，这被规划者认为在空间功能上毫无意义。普通马其顿族家庭每户约3.9人，其他少数民族家庭每户约5.7人，许多民族有多代聚居的传统，如吉卜赛人中的老年母亲大多和已婚的儿子居住在一起，这又与规划者所倡导的小家庭规模、“原子化”单元的现代居住模式相冲突。
在震后住宅重建计划推行中，联邦政府曾组织过一次社会调查，共走访了4000多个各民族家庭，其实际目的是说服居民接受规划所提倡的现代化、国际化生活方式，接受高层或多层的集合住宅居住模式，从而顺利拆除划定的约13000栋单层民居，置换出足够的城市空间实施震后重建规划。在重建过程中，许多居民被迫搬入新建的现代集合住宅，他们逐渐发现自己远离了从前熟悉的社会群体，与其他不同种族、宗教的邻居常常产生冲突。于是，许多居民申请自行出资重建地震前的房屋，恢复往日的居住环境。对于坚持自身民族传统的群体，此次社会调查报告建议政府采取回避的消极应对策略。例如，对于一贯民族特色鲜明的吉卜赛人社群，政府没有对其采取强制方式，而是将他们迁往城市郊区荒芜的苏托奥里萨里区，让其在没有任何社会支持的条件下自行建设居住社区。
同时，城市面貌的大幅改变更加凸显了城乡矛盾。斯科普里震前的城市建筑物只有极少数被保留下来，年长的城市居民常常在感慨地震灾难的同时，也对往日的城市记忆被重建大面积抹去而感到遗憾。同时，民众也在逐渐自下而上地改变着重建规划，城市核心区以外的临时安置点被拆除后，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在此建造低层独立住宅，许多原本住在城中集合住宅里的家庭也逐渐选择搬迁到郊区的独立住宅居住。
斯科普里1965规划是时代的产物，二战后大批现代主义规划师参与到重塑世界的城市建设之中，设计和建造过程中规划师主要与政府而非居民配合，公众参与也大多仅限于参观展出的规划方案模型。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规划的落实，但自上而下的模式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忽视，决定了其必然遭遇社会阻力，规划与建设中产生的城市空间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常年累积，为其后国家政体变迁下的城市发展变革埋下了伏笔。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联邦各共和国也纷纷独立。不同于克罗地亚、波黑和后来的科索沃因此引发内战，1991年马其顿成功通过和平方式获得独立。社会制度的改变带来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也给城市规划建设带来了大量新的影响因素，包括交易机制市场化、城市资源商品化、所有制模式的转变和规划管控主体的更换等。国家独立初期，政府机构的管理混乱导致了大量在城市公共用地上违规建造的低层住宅群，加之城市边缘区域的房地产开发日益增多，使得斯科普里1965规划中所倡导的空间集约化模式被不断突破，不仅大大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透支了城市基础设施，而且造成大量城市公共用地流失。同时，政府为市场经济发展而大量出让商业用地，进一步压缩了城市公共用地的比例。因此，适应新首都发展的新版城市规划的制定迫在眉睫。
1997年，政府公布了斯科普里在国家独立后的第一版城市规划，其重点在于通过在城市核心区的闲置土地上重启建设，加强城市空间的完整性，并通过一系列改造、修复工程提升城市特性。伴随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转变，社会主义时期逐渐成为马其顿社会、政党和民众都选择回避的一段记忆，而这种心理变化也牵连、转移到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捆绑的斯科普里1965规划及其产物中，许多这一时期建设的公共建筑遭到空置废弃或被改头换面。
另一方面，平权表象下的民族问题再次上升，各民族对于城市空间的争夺也随之展开。二战后，南斯拉夫共产党通过强有力的单一政权方式，使国内民族关系问题趋于稳定，但随着197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1980年铁托去世形成的领导权真空，民族主义在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的争夺中已经重新浮现出来。苏联解体后，受科索沃战争、波黑战争以及后来马其顿内战的影响，大批难民涌入斯科普里及周边区域，其中大多是由阿尔巴尼亚族和波斯尼亚族组成的穆斯林社群，从而显著改变了斯科普里人口的民族和宗教结构。根据2002年政府官方统计数据，斯科普里总人口约50.6万，包括66.75%的马其顿族、20.49%的阿尔巴尼亚族、4.63%的吉卜赛人、2.82%的塞尔维亚族、1.7%的土耳其族和3.6%的其他少数民族（包括瓦拉几亚族、波斯尼亚族等），穆斯林群体占据了斯科普里城市人口总量的1/4。由于国家经济发展下滑，各个民族群体不得不为日益减少的经济资源和越发重要的政治权力而相互竞争。瓦尔达尔河沿岸陆续竖立起来的清真寺尖塔，使许多信仰东正教的马其顿族社群感受到了变化带来的压力。2003年，以纪念基督教诞生两千年为名，斯科普里的制高点沃德诺山（Vodno）山顶竖立起了一座77m高的十字架，意在彰显东正教作为马其顿核心宗教的绝对地位。作为回应，2006年在穆斯林社群聚居的斯科普里老城大巴扎前修建起了斯坎培德广场，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培德（Skënderbeu）骑马挥刀的雕像面朝沃德诺山顶十字架的方向，被放置于广场中央。
此外，国际关系中独立性的维持强烈呼唤文化定位的支撑。独立后的马其顿因国名问题长期与希腊对立，希腊认为自己才是马其顿帝国文明的合法继承者，并担心马其顿未来的领土要求会对希腊东北部的国家领土完整形成威胁，因此在港口贸易、北约成员身份、加入欧盟谈判等国际事务中长期掣肘马其顿，迫使其在1995年更换国旗为太阳旗，并于2019年将国名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以换取加入欧盟的积极因素。
为了在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中增强并明确马其顿的国家身份，一批历史学家、建筑师和政客认为应当通过一系列措施重新唤醒国内外对马其顿光辉历史的认知。2007年，马其顿右翼的民族统一民主党（VMRO）赢得国内大选，并承诺将通过重塑马其顿的国家形象，带领马其顿步入现代化、国际化、西方化的发展轨道。为了达到宣传国家历史荣耀、打造欧洲化首都的目的，2009年马其顿政府宣布了一项名为“斯科普里2014计划”（下称“2014计划”）的城市建设工程项目，并通过一段视频动画【SkopjeMacedoniaTimeless2014,参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bmt-iLysU】展示其未来主要工作内容。2010—2014年间，城市核心区沿瓦尔达尔河两岸新建了一系列新古典和新巴洛克风格的大型公共建筑（图20），包括马其顿独立战争博物馆、国家议会大厦、外交部与财政部大楼、国家大剧院、公共工程部大楼（图21）等。许多社会主义时期建造的现代建筑也被改造，以古典的建筑立面取代原有的现代主义外观，如共产党总部大楼（现国家行政中心）（图22）、国家法院（图23）等。新建的特蕾莎修女广场以一个扇形的柱廊挡住背后的国家文化艺术中心，而对于国家邮政通信中心这一粗野主义和未来主义的产物，政府只好无奈地用大面积广告牌将其遮住。在马其顿广场中心，竖立起一座高约30m的亚历山大大帝喷泉塑像（图24），广场东南轴线上竖立起马其顿凯旋门（图25），广场的正对岸修建了腓力二世广场，腓力二世执剑远眺的喷泉雕像竖立在穆斯林聚居的老城入口处。斯科普里城中还大大小小修建了30多座马其顿历史人物塑像，而新建的三座步行桥上则密布着一系列马其顿民族历史中重要的文化名人青铜像（图26）。总结来看，2014计划中的建设工程力图达到如下三种目的：（1）遮挡住社会主义时期的建筑，掩盖马其顿历史中奥斯曼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印记；（2）宣传国家历史荣耀，声明对马其顿帝国文明的合法继承；（3）表明坚持走向西方化、努力融入当代欧洲文明的决心（图27）。
斯科普里2014计划原本预计总投入为8000万欧元，但大量的新建、改造和景观工程使其最终造价超过了2亿欧元，这与当下马其顿国内失业率较高、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等情形形成了强烈反差，在社会中引起了广泛争议。部分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将这些财政支出投入更为实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以应对斯科普里持续的人口流入压力。另一些批评主要针对建筑设计师的选择，反对者指出几乎所有建筑的设计权都给了本地建筑师，他们往往只是政府执行官方思路的工具，而国际化设计的缺失使斯科普里城市发展缺乏活力，阻碍了斯科普里像许多国际化城市一样逐步向现代产业城市升级转型。还有一些反对者批评计划推行中缺乏民主化、公众化参与，以致于政府严禁在公众场合对计划内容展开讨论。这种回避态度源自一起暴力事件——2009年初，政府宣布计划在城市中心广场新建一座东正教教堂，主要由建筑系学生组成的社会团体对此表示反对并举行游行集会，过程中与计划的支持群体发生暴力冲突，随后政府便以此为理由严禁一切关于2014计划的公众活动。一些反对者指出，2014计划中大量建设象征马其顿民族的城市纪念物是对其他少数民族、宗教派别的不公平压制，背离了《奥赫里德协议》中民族平等的原则，加深了民族间、宗教间的分歧鸿沟。
2010年5月，《马其顿日报》（Dnevnik）进行了一项针对2014计划的民意调查，取样对象包括马其顿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共1080位居民。调查结果中约有39%的居民支持2014计划，58%的居民明确反对此计划，大多数居民表示虽然政府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向公众宣传该项目，但还是不清楚计划的具体内容和过程进展。同时，结果显示此计划在斯科普里本地居民中获得的支持率相对较高，但国内其他区域居民不满政府将财政支出大量集中于斯科普里。马其顿族和阿尔巴尼亚族居民对该计划的态度也有较大分歧，调查结果显示49%的马其顿族居民反对此计划，而阿尔巴尼亚族居民反对率则高达86%。居民对计划中新建的单体建筑的态度比对计划本身相较温和，支持率分别是：国家议会大厦52%、国家大剧院62%、公共工程部大楼49%、亚历山大大帝雕像47%。针对曾引发暴力冲突的东正教教堂修建问题，34%的居民认为如果在城市中心广场建一座东正教教堂，也应同时建一座清真寺，34%的居民认为应建教堂而非清真寺，另有28%的居民认为在此不应修建任何宗教建筑。
斯科普里百年发展经历了1914、1929、1948、1965、1997、2014数版规划及修订，可以发现其中最为激进的两次，即1965和2014年两次城市计划在发展理念上几乎是背道而驰，前者是大胆的现代主义城市空间重构，后者是小心翼翼的古典主义城市风貌修整，两次计划引导斯科普里城市发展路径由现代主义转向历史复兴。两次计划的矛盾是显性的。
频繁的政局切换无法保证长效的国家形象的建设，跟随意识形态的城市转型往往是滞后，甚至反调的。例如，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超级街区”（superblock）追求的阶级公平性，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城市空间的同质化，这与苏联解体后的马其顿政府希望建立的现代欧洲首都难以匹配。同时，欧洲历史主义复兴由来已久，但同样是历史风格，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探讨方式均有不同。政府主导的发展建设往往与“民族性”的表达有关，如20世纪上半叶德国新古典主义建筑与城市意图推崇的是古典主义的秩序性，由此重塑民族形象，强化民族文化的表达。这解释了2014计划向古典主义寻求出路的历史成因。
2014计划中对风格化的推崇反映了意在融入西欧社会的马其顿政府希望通过城市形象的重塑树立文化自信，这是1965年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不曾重视的。但2014计划实施中的重重困难一则源于其所追溯的历史渊源本身是模糊的、有争议的，同时“国家”概念下的多民族社会依然难以建立起统一的文化认同，因而其城市实践无法避免流于刻意的粉饰。
斯科普里城市发展中所必需的政府、规划师、公众的三方决策总有缺位，两次计划实施过程中都做过民意普查，但两次都没有采纳普查的结果，政府期待的政治收益和规划师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都无法契合公众需求，并直接导致实施与规划背道而驰。公众试图在城市空间中寻找思维表达的出口，但不难发现，在政府与公众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下，公众的城市理想往往只能转嫁于情绪的表达。
两次计划的制定都是单线的，没有统筹文化、经济的同步发展，缺乏完善的法制规范和运营规则。现代主义以功能主导城市空间，无视城市文脉，结果导致城市空间的集权化，因而与公众多样的生活需求的矛盾逐渐激化。市场经济下的2014计划则是另一种城市空间策略，也并没有将城市支撑产业的规划设定为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两次计划中的种种设想在落实阶段都沦为一种现象的表达。
2014计划对之前的城市计划抱有明确的否定，直接表现为城市景观碎片化，但就物质空间而言，无法断言两套城市计划是完全割裂的。有学者指出，这一发展历程反而赋予城市以“包容性”，并为城市空间的分层利用创造了可能。与同一时期如巴西利亚等新首都建设不同，1965年斯科普里选择在历史原址上重建，已经奠定了城市的历史层次，核心区设计及规划修正基本遵循了历史城市的原有格局，并在历史片区外有所拓展。2014计划着力于视觉效果的控制和外部空间形态的塑造，但尊重前期规划的分区架构和功能格局，承接了新老城区的关系，对居住功能干涉不多，在原规划公共服务地块新建公共建筑与设施，重塑广场与纪念物，甚至强化了原有新老城区的城市轴线关系，总体保持了城市长期运行的习惯。因此，数轮规划基本路径总体是进步的，而过程则是实验性的，这也是年轻政府进行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无疑，斯科普里的探索为全球化背景下多文化融合的当代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汪妍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博士后。wangyanze029@hotmail.com
吴冠中（通信作者），硕士，TAG（上海）建筑设计事务所，主创建筑师；伦斯勒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arch-wgz@hotmail.com
周鸣浩，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副教授。zhouminghao@tongji.edu.cn
中东欧战略空间规划的发展：以路径依赖、欧洲影响和国内政治为研究视角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期刊精粹 | 从先锋实验到历史复兴——斯科普里城市发展路径转型解析【202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