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10年企业数据对珠三角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丨城市数据派-规划问道

如何利用10年企业数据对珠三角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丨城市数据派

前言

本期推文将介绍赵渺希教授的论文《大都市区功能性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检验——以珠三角企业网络为例》，刊载于《地理研究》2021年第40卷第12期3637-3454页。研究在巨型城市功能性多中心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梳理了企业内部功能组织的多中心与不同产业部类间专业集聚的概念模型、计量方法，引入集聚规模变量以弥补区位熵、克鲁格曼比较优势等统计量的不足，并对珠三角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新研究中心

专家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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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渺希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副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广东省智慧城市规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大数据委员会委员。2011年入选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计划，2019年获得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科技奖。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网络、城市意象、多源数据识别城乡空间特征等。

0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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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分工是地方发展规划的重要议题。阿隆索将地租、运输费用约束的城市地域分工引入新古典主义的单中心理论模型，并被藤田昌久等人演绎成“中心-外围”的产业分工模型，该学说的规模报酬递增理论为巨型城市的产业集聚现象奠定了一般性的解释框架[1]。但现实中，交通拥堵、土地价格致使单中心城市的规模集聚存在负向的外部性问题，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也不可能支撑无限规模的巨型城市，为此学术界提出多中心的发展理念，认为地域邻近、产业互补的功能联系有助于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即大都市区形成多中心的专门化集聚，通过频密的网络联系实现巨型城市整体分散与局部专门化集聚的均衡。

在多中心大都市的实践研究中，1999年Peter Hall最早发现中国的珠三角、印尼的雅加达等东亚巨型城市的崛起现象，2006年与Kathy Pain合作的著作中认为大都市区（Metropolitan）内部的网络联系相比于人口、就业数据等属性更能表征功能性多中心结构[2]。在多中心大都市的研究语境中，Hall，Taylor，Meijers和Burger均认为企业是地域间相互作用、形成功能联系的行动主体[2-6]，多部门企业跨区地域形成的城市网络是大都市的研究焦点[7-12]。

这一视野下，企业内部总部—分支的异地组合（本文简称为“子母型机构”）所形成的功能联系成为判别城市多中心的重要依据[11]，并与Scott关于企业总部位于核心区域、分支机构位于外围的布局模式[13]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就目前的国内外文献而言，亟待实证检验企业内部空间组织的功能联系是否同步促进了大都市专门化集聚。为了区别于Duranton等[14]和Meijers[3,4]的研究，本文聚焦检验企业内部分工的地域特征，探索多中心大都市企业总部—分支功能联系与产业部类专门化集聚的同步关联过程。本文以地域间企业子母型联系为研究视角，以珠三角区域这一典型的巨型城市为案例[15]，进行多中心和企业网络互补性（专门化集聚）分析。

02 理论回顾

2.1 功能性多中心的理论框架

如前所述，关于大都市的现有实证研究聚焦于不同中心之间的功能联系强度[16]，但没有检验功能联系是否直接促进产业的专门化集聚分工。

一般而言，多中心的空间分散意味着规模集聚优势的削弱，但是各个中心的产业分工也可以通过局部的专门化集聚得以实现。特别地，Meijers提出了“众多小规模城市之和是否优于大城市？”的问题[4]，基于这一约束条件，多中心城市必须在各个中心形成专门化集聚[3,4]，体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基本特征，否则，功能性多中心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因此多中心之间的差异性产业分布是实现地域分工的前提和基础，也与马歇尔的集聚优势[18]240-313形成了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传统的规模集聚经济研究局限于城市内部的产业分析，忽略了多中心大都市区的跨地域联系。事实上，企业间、城市间频密的跨地域联系促使集聚经济能够发生在单一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跨越地理边界的网络外部性可能替代本地集聚经济的作用[19]。

因此，关于大都市功能性多中心的实证研究，不仅要判断各地域的规模集聚以分析其空间构成的基本组分，更要考察大都市地区内部的网络连通性以判别其整体发展的动力机制。

2.2 功能性多中心与产业集聚

多中心大都市的产业功能集聚主要有两种分析视角，一种是不同产业部类的企业专门化集聚，一种是总部、分支机构的功能性多中心分布，前者是通常意义上的不同产业部类的企业间分工，后者是Duranton等所说的多部门企业跨地域空间组织形成的功能性分工[14]。

首先，针对不同产业部类的专门化集聚议题，经济地理领域关于产业部类地域分工的研究由来已久，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是等人的研究重点[21,22]。其次，在多部门企业内部机构的跨地域组织方面，企业通过将总部留在中心城市、将分支机构扩散至外围区域的空间组织方式以获取更高的利润[13]。

总体而言，在功能性多中心的理论角度中，大都市区的空间组织应该呈现互补性的功能联系[3,4]，而在空间经济学的视角下，都市区的地域分工既包括传统的产业部类之间的地域分工即经典的比较优势；也包括企业内部机构的组织分工，典型如多部门企业内部的子母机构空间组织形成的功能联系[13]。

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就大都市区的专门化集聚开展研究[22,24]，但没有直接回答企业内部总部—分支机构的空间组织是否具有专门化集聚的特征。因此，相比于Dogaru等关于部类分工/功能分工的实证分析[26]，本研究将进一步聚焦于多部门企业子母机构的发生机制，探索企业内部生产活动的空间组织，进而直接揭示企业网络对城市功能分工的作用过程。

2.3 研究命题的提出

本研究将检验珠三角从产业部类分工转向功能性分工[14]，更重要的是判断企业内部的功能联系是否直接促进了产业部类间的集聚分工。近10年来，多中心城市研究的文献喷薄而出，并在企业视角的城市网络研究领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在大都市区层面，珠三角虽然在企业网络中呈现出明显的功能性多中心趋势，深圳相比于广州有着更多的企业总部数量[11,16,27,28]，但无实证考察大都市区功能性企业子母型联系是否直接促进产业部类的集聚分工。

为此，本文以珠三角为案例开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首先，基于企业内部空间组织的总部—分支机构联系完成功能性多中心的测度；其次，在企业网络的产业集聚方面，针对多部门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产业部类开展专门化集聚分析；最后，比较总部、分支机构区域分布与不同产业专门化集聚的耦合关系。

03 概念模型

研究首立概念模型，诠释大都市区总部—分支功能联系与相应的产业专门集聚的耦合过程。为判别大都市区总部—分支机构的大都市区功能联系与产业部类间的专门化集聚的耦合关系，针对企业空间组织的可能模式进行演绎。

“多中心大都市”指在物理空间上相互独立、但在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城市组合。基于大都市区多中心组织理论，聚焦于子母型企业跨地域组织所呈现的两种空间现象：一是彼此关联的功能性活动在大都市区内部的不同地域形成网络联系；二是表征大都市区网络联系的功能性活动在不同地域形成专门化集聚。

研究从Scott关于企业内部空间组织的概念[13]出发，结合产业部类之间的专业分工集聚特点，以3个城市和3对总部—分支机构联系归纳出了可能的四种空间组织模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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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组合模式

第一种（模式I）是企业的3对总部、分支机构均位于同一城市C1内，该城市生产经营行为没有扩散到其他城市，跨城总部—分支联系为0，城市区域间不存在功能联系也就意味着多中心大都市区的前提条件不成立（见图1）。

第二种（模式II）是同一种产业的3对总部、分支机构等量存在于3个城市之间，这种情形下总部和分支机构完全同构的3个城市没有形成产业集聚，企业总部也没有呈现中心集聚，因而是一种低效的布局模式。

第三种（模式III）是一种有趣的模式，3类产业的总部、分支机构均交错分布于3个不同的城市。该模式中每个城市总部、分支机构数量均相等，在总体层面表现为均匀分布的多中心性，企业总部并没有呈现核心城市集聚特征。

第四种(模式IV）所有的企业总部位于某个核心城市，生产环节的分支机构在其外围区域，这是Scott关于企业生产组织的基本模式[13]，呈现核心城市主导区域的特征。

基于都市区多部门企业空间组织的功能联系模式，本文实证研究的问题在于：选择合适的测度数据与方法，分析该地区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多中心功能联系，并重点检验跨城的企业总部—分支联系是否比同城企业联系更为专门化集聚。

04 分析方法

为了判断功能性多中心是否直接促进了产业的专门化集聚，本文在定义企业网络的功能联系基础上，开展珠三角多中心的拓扑结构演化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子母机构数据，从网络密度、点度中心性差异、专业功能强度、集聚功能强度等方面开展大都市区企业网络组织的演化分析。

4.1 企业网络的功能多中心

首先定义地域间的网络联系，以Tij表示分支在城市j总部在城市i的子母型联系。任一个城市的中心性Ci可以简单表示为各个城市与其联系的总和，中心性Ci还可继续分解为出度和入度两部分。基于Hall等[2,11,32]，采用自容性、网络密度的测度以表征地域间的相互作用、出度与入度的多中心性。由此，研究将在产业集聚的理论语境下分析珠三角城市区域的空间组织方式，包括分析总部-分支机构网络的连通性演化。

研究将企业所在地关系理解为设在城市i的总部与设在城市j的分支之间的关联Lij，并生成具有连接关系的网络矩阵，将企业网络所属的城市地域作为拓扑分析的节点，分别测度两种跨城联系的点度也即中心性：出度（代表总部设立在城市i的连接数量）；入度（代表分支设立在城市i的连接数量）；两类点度加和的连通性分别为出度与入度：

对于多部门企业的机构属于同城的情形（i=j），定义反映地域自容性的点度为：

基于企业网络所表征的大都市区内部功能联系，根据Hall等[2,32]，总部、分支跨城联系的多中心可表达为：

式中:PSF(N)值的区间为0~1；σδ为度中心性的标准差；σmax表示两个城市节点中一个节点连接度为0，而另一节点为最大值情形下的标准差；Δ为网络密度，定义为观测到的连接值L与理论最大连接值Lmax之间的比率[2,16,29]：

整体网络的功能多中心则是总部、分支多中心的算术平均值。

4.2 企业网络的专门化集聚

基于Meijers关于多中心地区功能互补性的理论[3]23-40，本研究将揭示珠三角各地域单元在2001—2017年间的产业协同关系是否更加密切，具体将分析地域间总部、分支机构空间分布的情况，判断珠三角子母型企业联系是否促进产业的差异化发展。对于任意一个地域单元而言，某一产业是否具有相对优势可以用区位熵公式计算：

式中：LQi,p为i城市p类产业的区位熵；Fi,p为i城市p类产业的企业数量。如果LQi,p大于1，则表明城市i的产业p的企业数量在区域具有相对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区位熵公式虽然可以分析优势产业[9]，但无法整体地对专门化的规模集聚进行测度；既有的地域分工比较优势计算方法只针对产业构成比例、而不反映规模集聚。

研究关注整体层面的产业规模集聚状况，因此在Hoen等定义的比较优势[33]的基础上，借鉴当代上海研究所的思路[34]进行区位熵测度方法的统计量改进以判断地域间的专业分工：

式中：Si.p为城市i的专业化指数，取值在0~1；为都市区中i城市以外的p类产业的企业数量。如果城市与区域有完全相同的产业结构，专业化指数为0，如果某一个城市i集中了全部的p部类则该城市在这一产业的专业集聚程度为1。

在上述基础上分别计算i城市所有产业的专业化功能强度、p部类在全部区域的专业功能强度：

式中：m是产业部类数；n是地域单元数；城市i、产业p的专业化功能强度均在0~1之间。

根据马歇尔的理论，规模集聚是促进区域产业效率的重要源泉；但在区域产业的统计量方面，城市地域系统的人口与企业集聚规模往往呈现幂律分布特征，产业构成比例将无法反映地域间的集聚规模差异。

如图2所示，尽管都市区M1、M2有着相同的企业部类构成比例，甲乙两种产业部类区位熵、专业化功能强度都相同，但是都市区M2因为具有企业集聚规模而有更加完善的地域产业系统；都市区M1尽管产业构成比例相同、但在现实情况下因为集聚规模较小而抗市场风险的韧性较低。部门访谈中，佛山等地方官员更关注市场变迁下企业数量的稳定性，认为东莞众多企业注册、注销的代谢、消涨属于自然市场调节，优于佛山单一经营主体非正常收缩产生的市场波动，这从实践角度反映了企业数量规模集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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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相同产业部类构成的都市区集聚规模差异

为反映大都市区中心、外围不同地域分工的企业集聚总量差异，研究通过企业机构的集聚数量计算考察集聚功能强度：对于i城市所有产业的集聚功能强度、p部类在全部区域的集聚功能强度，分别加和该城市企业数量规模与专业化指数的乘积：

4.3 功能性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检验

具体分析过程中，在提出公司子母型机构数据后，将其分成跨城总部机构、跨城分支机构、同城多部门机构三种情形，运用配对检验的方式，重点针对地域单元的专业功能强度（SC）、集聚功能强度（FC）分别考察跨城总部、分支联系相对于同城联系的产业集聚情况。

研究涉及具有内在联系的若干测度指标（图3），其目的在于通过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同一来源数据，开展都市区功能性多中心（网络密度、度中心性差异）、产业专门化集聚（专业功能强度、集聚功能强度）的耦合检验。

如何利用10年企业数据对珠三角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丨城市数据派图3 功能性多中心与专门化集聚的耦合检验

为检验大都市区功能性多中心与产业分工的关系，针对前述四种概念模型分别运用网络密度、功能性多中心、专业功能强度、集聚功能强度等统计量，分析不同空间模式的基本参数（表1）。可以发现，尽管模型IV有着更高的总部专业集聚功能强度，但在产业分工方面，模型IV的专业功能强度跨城总部参数仅为0.50，而考虑产业规模因素后的集聚功能强度则为1.00，相对而言，该模式混杂性的组合也更接近大都市区复杂系统的空间现实。

▼ 表1 各种模式下的网络密度、功能多中心与专门化功能强度

05 数据来源

本研究企业数据来源于深圳的依梅公司(http://www.emagecompany.com/)、企查查开放平台（https://www.qichacha.com），均公开获取数据的来源。对于多个地区经营的企业，研究通过办事处、分公司、子公司等字段，提取分支机构，从而分析母公司的归属地。利用开放平台的地址解析，确定企业所属的区县，得到子母机构的联系数量。2008年和2017年珠三角都市区分别有50975联系对和113355联系对，整体增长122%。随后对上述企业通过经济行业标准的代码归为9个部类，对企业进行产业部类划分，实现大都市区子母机构网络功能联系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分析。

06 研究结果

6.1 企业网络的功能多中心

首先通过Ucinet软件将珠三角大都市区的功能联系进行可视化。拓扑网络显示（图4），珠三角2008—2017年的功能联系呈现出明显的频密趋势，尤其是珠江东岸的县市区增加尤为明显；外围的肇庆、江门等县市区虽然也有企业联系的增加，但仍属于相对稀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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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珠三角2008年（a）、2017年（b）的跨城企业联系

其次，比较珠三角都市区的有向联系（见表2），前5位总部-分支联系全部位于广州和深圳，2008年东莞市域的企业联系有3对居于前十，而2017年珠三角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现象，所有的联系均与广深有关，东莞、顺德不在前十（见表2）。大都市区功能联系水平、多向的网络交互特征明显：企业总部并没有全然集中于广州、深圳主城区，广深走廊尤其是宝安、龙岗等深圳近圈层地区总部机构的集聚明显提升；企业分支机构也没有趋于都市区外围地域，广深主城区也是企业机构的主要指向地。

▼表2 前10位跨城联系的总部-分支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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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考察2008—2017年都市区功能联系的总点度及其增长率。在2017年，深圳主城、广州主城分别为前两位，其后是深圳宝安和龙岗，东莞、惠州的主城居于前五。前10位地域单元的增长率均高于都市区平均增长率（122%），广深双核的网络集聚效应明显，且深圳主城以及宝安、龙岗增长显著（见表3）。

▼表3 前10位跨城联系总点度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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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的功能多中心程度方面，珠三角2008—2017年的跨城联系总数增长十分迅速（见表4），致使网络密度大幅增长，也因此带动了都市区的多中心指数的增长。要说明的是，珠三角的总部、分支联系数量及其标准差有明显的增加，使得功能联系的地域节点差异变大、因而对多中心程度的贡献趋于减少，但由于跨城联系的比例即网络密度的增加（从0.237大幅增长为0.472）、致使在2017年珠三角整体的功能性多中心有明显的增加（从0.232增长为0.437）。

▼表4 珠三角都市区的功能多中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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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Hall最早在1990年代针对东亚地区的城镇化现象提出了巨型城市区域的理论[15]，而在当时的珠三角城镇化过程中，除了广州和快速发展的深圳经济特区，东莞、中山、南海、顺德（俗称“广东四小虎”）等地涌现了众多制造业集聚的城镇，傅高义总结为“前店后厂”模式，并特意研究了顺德的北滘镇，专业镇成为这类制造业部门集聚地的特定名词[37]。从2008—2017年珠三角功能性多中心的演化可以看出（图4、表2），2008年前10位有向联系中尚有东莞、南海、顺德三地，而在2017年则只剩下东莞、南海，两地分别紧邻深圳和广州，说明珠三角广深双核的走廊地区产业组织正从专业镇地域转向大都市近圈层发展。

6.2 企业网络的专门化集聚

专门化集聚分析部分将总部、分支机构的全部企业进行汇总（同城、跨城组合的横向比较将在功能性多中心的产业集聚部分检验）。从产业部类来看（表5），尽管珠三角的总部-分支机构数量从2008年的50975联系对大幅增加到2017年的113355联系对，但整体的集聚功能强度仅由14661略增为14835。特别地，2008年以来金融与保险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技术等部类的增长最为明显，而同期制造业的集聚功能强度明显弱化且下降幅度超过50%，该类企业子母型机构集聚趋弱也意味着金融危机后“前店后厂”模式的式微。

▼表5 产业部类的整体集聚功能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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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9个部类多部门企业的集聚功能强度，以获得不同门类的企业空间组织演化特征。表6着重分析两个年度跨城总部、跨城分支、同城总分支等三种情形的前两位集聚功能强度，可以发现：① 相对于总分支机构同城的本地集聚，不同的行业集聚功能强度各有不同；② 珠三角商业贸易与餐饮业、社会服务与行政管理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类的本地总分支下降明显；③ 金融与保险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无论是跨城总部、跨城分支还是本地总分支，2017年均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珠三角大都市区内源性的城市金融机构快速扩展、占领区域的机会空间；④ 珠三角频密网络导致的整体多中心提升，促进了跨城总、分支机构的功能集聚，企业网络表征的功能多中心促进了大都市区整体的产业集聚。

▼表6 跨城总部、跨城分支、本地总分支的集聚功能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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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功能性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检验

根据跨城总部、分支机构联系和同城的本地联系，开展专业功能强度、集聚功能强度的横断面参数比较。图5是珠三角都市区9个产业部类的专业功能强度（SC(%)）、集聚功能强度（FC(ln)）的可视化表达，每一幅小图的纵坐标越往上说明产业集聚规模越强，横坐标越往右说明按专业分工趋势越突出。

从珠三角跨城总部、分支联系以及本地的多部门企业2008—2017年的比较可以看出：首先纵坐标的集聚功能强度是主要的演化趋势，说明珠三角绝大部分的产业部类的三种联系都有明显的规模集聚提升，尤其是跨城总部、分支机构的集聚非常突出；其次，横坐标的专业功能强度并没有明显的右移，反而部分趋于左移，部分产业部类的跨城总部、分支机构的分工趋于弱化。总体上，珠三角多部门企业空间组织按照构成比例计算的专业功能强度并没有明显增长，但是考虑数量规模因素后产业集聚功能强度有显著增加（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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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珠三角专业功能强度（SC）与

集聚功能强度（FC）的演化趋势

随后针对多部门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同城、跨城情形，以子母机构的本地联系作为对照组数据进行考察。2008年珠三角各地的总部、分支机构集聚功能强度均值高于本地联系的集聚，跨城的总部、分支机构的集聚功能强度明显低于同城本地组合联系的该项数值。2008年珠三角企业总部的集聚功能强度对数值平均为0.650，而本地联系的均值为2.279（表7）。另一方面，配对检验的统计量显示（表8），总部或者分支的跨城联系相对于同城联系均存在显著差异（P<0.01），说明2008年珠三角多部门企业跨城的集聚功能强度显著低于同城联系。

▼表7 2008年集聚功能强度FC（ln）的成对样本统计量

▼表8 2008年集聚功能强度FC（ln）的成对样本检验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2017年的跨城、同城多部门企业集聚功能强度的相对差异，但是差异值相对于2008年有明显的较弱（表9）。2017年的总部、分支跨城集聚功能强度同样低于相应地域单元的同城联系，但是配对检验中（表10），跨城分支联系与本地联系的差异并不明显。总体上，跨城的总部-分支机构联系所表征的集聚功能强度在2008—2017年之间有所提升，尤其是分支联系（2.315）已经基本达到本地联系（2.342）的专业集聚程度。

▼表9 2017年集聚功能强度FC（ln）的成对样本统计量

▼表10 2017年集聚功能强度FC（ln）的成对样本检验

07 结论

研究在回顾多中心都市区产业分工理论的基础上[6]，整理了企业内部功能组织的多中心与不同产业部类间专业集聚的概念模型、计量方法，基于2008—2017年企业数据，对珠三角的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

研究发现企业空间组织明显促进了珠三角大都市区的网络密度，进而提升了整个区域整体的功能性多中心。在企业联系的功能组织方面，珠三角都市区的经济空间组织体现为企业在深圳、广州双核主城的集聚，广深走廊地区企业网络呈现出频密化趋势（图6）；其次，顺德等地制造业在企业网络中的联系趋弱，反映出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后的专业镇日益式微，世界工厂的角色正悄然发生转变；第三，近年地价影响下中心城市的企业总部集聚功能趋于下降，同时都市区/都市圈外围的专业化功能强度有所弱化；第四，分支机构日益面向终端消费市场布局，导致广深双核主城区的企业分支机构比例上升，广深走廊尤其是深圳近圈层的集聚功能强度明显提升（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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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珠三角都市区多部门企业的子母机构组合模式

其次，针对多部门企业子母型机构的空间演化分析表明，基于产业部类构成比例的专业分工并未显现，但是网络密度增加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集聚功能强度。具体到珠三角都市区而言，多部门企业网络的跨城布局，强化了深圳在区域集聚经济中的极核地位；同时企业总部机构布局的混杂趋势明显，大都市及其毗连地区在商业消费网络的优势地位迅速崛起，这种自下而上的区域演化形塑了珠三角都市区广深双核的功能网络。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下降，结合珠三角地区多部门企业子母机构的经济联系演化可看出，历经40多年的全球化、城镇化，珠三角的跨城分支机构不再严格受制于服务距离制约，致使其集聚功能强度接近于多部门企业的同城联系，企业生产组织开始面向本地消费市场，这也是“世界工厂”产业转型和大都市崛起过程中市民生活品质提升的重要表征。

原文引用：赵渺希,师浩辰,王慧芹.大都市区功能性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检验——以珠三角企业网络为例[J].地理研究,2021,40(12):3437-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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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泳旭

初审：练东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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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10年企业数据对珠三角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丨城市数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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