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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来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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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来袭,植树人依然坚守
近日,随着华北地区新一轮沙尘暴来袭,沙尘暴治理问题再次引发舆论关注。华北沙尘暴的起源地通常是蒙古国南部,也有我国境内的沙漠、沙地、裸地等地区。事实上,沙尘暴自古有之。它更多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过程,在全球生态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应在科学认知的前提下进行科学治理,推动跨境全域治理。



有利有弊,沙尘暴是自然现象




沙尘暴有弊也有利。沙尘暴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影响大气环境质量,造成财产损失,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造成困扰。但是从大陆或全球自然物质循环尺度上看,沙尘暴在全球气候和生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阳伞效应”“冰核效应”“中和酸雨效应”,更重要的是“铁肥效应”——沙尘是海洋初级生产力限制性营养元素(如氮、磷、硅、铁)的重要来源,沙尘带来的铁元素会促进海洋的初级生产,消耗大量的碳,通过“生物泵”向深海埋藏,进而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浓度。

沙尘暴更多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过程。气象上具备了起风条件,沙源区具备了起沙条件,沙尘暴就容易发生。我国西北地区、蒙古国南部戈壁地区、中亚荒漠地区,地表多覆盖天然的沙漠、沙地、戈壁,以及人为叠加自然原因形成的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这些地方通常植被稀少,一旦冬季降雪在春季过早消融,没有了积雪的保护,裸露的地表沙物质就很容易随风起舞。此外,北方的农田、草原冬季缺少植被的保护,也容易贡献沙尘。

从这个意义上说,沙尘暴不能消灭。但是,土地沙化可防可治,荒漠化防治是减少沙尘暴频率和危害的有效手段。我们一方面要了解沙尘暴的形成机理和控制因素,接受沙尘暴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法则,推动荒漠化科学防治。



有所为有所不为,治沙需要“讲究”




回答如何治理沙尘暴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回答另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沙漠都能治理好?我们可以笼统地将沙漠分为“原生沙漠”和“人造沙漠”两大类。原生沙漠是一种自然造化的存在,对此人类应该有所不为,突出一个“保”字予以保护,为子孙留白一片原生沙海。人造沙漠通常是由于人类过度开发利用导致的,对此人类应该有所为,突出一个“治”字予以重点治理、尽快修复,并以改善生态环境、减少风沙灾害为第一要务。因此,治沙的对象主要应该是后者,也就是发生了沙化、荒漠化等土地退化现象的“人造沙漠”,而不是去治理“原生沙漠”。按照这个原则,中国约170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中,可以治理的有约50万平方公里,其他的120多万平方公里则是自然形成的原生沙漠、沙地、戈壁,应避免人为干预。

1978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这是我国生态建设史上的里程碑。2000年以来,国家先后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多项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开启了由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带动荒漠化治理的新阶段。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防沙治沙专门立法的国家,这在世界防沙治沙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实践。二十年来,《防沙治沙法》《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等法律政策科学有效地指导防沙治沙工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体规划纲要》强调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这不仅肯定了“沙”的生态价值,并且首次将“沙”纳入“七位一体”的生态治理总纲,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成员”。这标志着荒漠化防治工作进入全新的阶段:对沙的认识,更加全面、立体、系统;对治沙的原则,讲究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沙区生态治理,讲究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荒漠生态系统保护和荒漠化治理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1097.8万公顷。近日发布的《2022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我国全年完成造林383万公顷、种草改良321.4万公顷、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184.73万公顷,森林面积2.31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24.02%。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启动实施至今,工程区沙化土地持续减少,研究发现生态工程是沙化土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自然因素主导的变化不到1%,证明京津风沙源区生态向好并非“靠天吃饭”。据统计,2000年以来,中国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大地实现了“由黄变绿”,贡献了全球25%的绿色增加量。对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7项指标,每一项都表现出趋好势头,特别是在土地退化修复方面,提升最为显著。2000年以来,中国土地净恢复面积位居全球第一,贡献了全球接近五分之一的净恢复面积,对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防治荒漠化的方案和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



内外兼修,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沙尘来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认知?治理后的内蒙古努古斯台治沙项目区

当前我国的荒漠化总体趋势有所遏制,但荒漠化治理依然任重道远。我国荒漠化面积仍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依然是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而且越到治理后期,面临的困难更大,突破的难度更高。今后,应突出以下治理重点:


一是需强化“保量提质”。过去按照“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则,一些条件较好、治理容易的沙化土地已得到初步遏制。未来需要治理的荒漠化土地,立地条件更差,难度更大,单位面积所需投资更高。

二是长期依赖财政投入,缺乏持续造血功能。荒漠化区域通常位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方自我筹资能力弱。生态治理造血机制弱,成果难以巩固,规模难以扩大,转变发展思路是难题。

三是抓住重大历史性发展机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主旨讲话中指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在“双碳”目标大背景下,沙区从矿产农牧资源禀赋型发展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可谓恰逢其时。目前,我国西北地区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过度开发已经得到根本性遏制。今后,重视生态用水、生态用地规划,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

“十四五”期间,新时代治沙方略应面向2035年、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服务国家需求,遵循“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系统治理、整体增强”方针。

一是师法自然,谋划工程。谋划和实施新时代国家重点专项生态工程,继续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严格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适水适绿,宜荒则荒。

二是综合整治、提升能力。以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为骨架,在“三线”(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限)、“四体系”(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框架下,继续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

三是全域治理、强身健体。按照局域、区域、流域等不同生物-地理单元,实施整体管控、系统治理,全域提质增效。针对主要大江、大河,特别是北方的黄河、塔里木河、黑河、石羊河、党河、疏勒河等流域,实施全流域治理和修复工程。工程区内则强基固本、夯实成果。

防治荒漠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从1995年提交第一个国家履约行动方案到2017年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我国荒漠化防治工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2016年6月17日,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后的第一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我国发布了《“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共同行动倡议》,启动实施“一带一路”防沙治沙工程。

荒漠化至今仍然是全球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和发展瓶颈,严重威胁着陆地生态安全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球荒漠化治理有“四味良药”——制定公约议定书,统一全球履约和守约“度量衡”;构建全球观测网,遥看旱地变化方寸间;编制全球自然沙漠(遗产)名录,为后代留下一片原生沙海;启动“全球治理”行动,力争实现2030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

这个春天,风起蒙古国,沿途不断“添油加醋”,进口尘、国产沙互相裹挟下,消失了多年的沙尘暴卷土重来,再次警醒着人们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沙尘暴预防、沙源地治理需要加强全球治理、全域治理、全过程治理。

当下,境外沙尘暴灾害随时有可能进入我国,相关工作需要全球努力。近年来,中蒙两国持续加强荒漠化治理双边合作。2022年11月,中蒙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时,中方提出“愿同蒙方探讨设立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将跨境全域治理、共同保障两国人民福祉推向新的高度。未来,中蒙双方将携手推进防治荒漠化的科技支撑、决策支持和智库服务。


(作者:卢琦  作者单位:中国林业科学院首席科学家)


沙尘暴背后那些事儿……


今年春季北方多个省市出现较强沙尘天气。自2010年以来,全国已多年未出现明显沙尘天气,但近三年似乎发生频率在增加,影响范围在扩大。公众可能问,多年来我国国土绿化、防沙治沙已取得明显成效,为什么沙尘天气却突然增加了?实际上,沙尘暴的出现并不能说明防沙治沙的失效,它的背后是一连串的事情,治理沙尘暴需要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预防沙尘暴最主要的途径是治沙

沙尘暴是强风、沙尘源和近地大气不稳定层结等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简单地说,就是大风把地面沙粒吹入近地气层形成风暴。表面看,沙尘暴与天气、地表沙尘物质等有关。但实际上,中国北方沙尘暴不全是当地的问题,还有可能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影响的东亚季风、蒙古国植被覆盖变化影响的中国北方沙尘源、青藏高原地面加热场强度影响的欧亚西风、蒙古气旋和新疆北、河西走廊等地降水,以及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沙源地的暖湿条件改变等自然因素有关——这些在更广空间、更长时间中发生的自然变化,都在影响着中国北方沙尘天气的形成。


可见,沙尘暴灾害既有风速、沙尘源等可控因素,也有气候和短时天气等不可控因素;既有当地生态脆弱甚至被人为破坏的原因,也有相关大气环流等原因。相对而言,为了减少沙尘灾害的影响,治理沙尘源也就是治沙成为目前最主要的途径。


治沙本质是价值排序和利益权衡

沙尘暴既是加速土地沙漠化的一种过程,也是土地沙漠化的一种结果。预防沙尘暴需要治理人为的沙漠化。治沙是一项复杂且困难的事情,需要同时考虑水文-土壤-气候-生物四类要素之间的联动。传统单纯增加地表植被覆盖度的做法,忽视了土壤、水文等要素改善,往往造成治沙效果的不可持续。


然而,更棘手的是人类其他行为对治沙的影响。事实上,自然环境恶劣造成的生态脆弱,往往与人类为了生计而破坏生态的行为相互强化。滥垦耕地、滥伐森林、滥牧草地、滥挖矿山、滥采野生植物、滥用水资源等,都是治沙过程中需面临的挑战,影响着治沙效果。这说明,沙源地生态修复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


只有解决沙源地的粮食需求(影响当地水资源和耕地利用)、能源需求(影响当地林木砍伐)、产业需求(影响当地民众收入)等,才能避免因局部和短期利益影响全局和长远利益的现象。这揭示了治沙本质上是价值排序和利益权衡的问题——粮食安全与退耕还林还草、畜牧业发展与草场保护、生产用水与生态用水、修复生态与发展经济等诸多关系需科学考量。


治沙需要治理的现代化

长期以来,经过社会各界协同努力,人们已在沙漠的特征、成因、分布等知识,风沙运动、风成地貌等规律,治沙的人工、生物、化学等手段,不同地区适宜性、多样性的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但不能否认的是,治沙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为治沙现代化指明了道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治沙的价值导向。综合运用植被恢复和封育、飞播和人工补播、沙障等举措,是修复生态脆弱的技术手段。遵循草畜平衡、避免过度利用,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不突破本已脆弱的生态系统阈值,是治沙的基本原则。通过对农牧民的粮食补贴来缓解稀缺水资源的错配、支持新能源以避免对林地的过度砍伐、优化升级产业促进农牧民增收从而避免盲目发展等,是治沙的重要举措。总之,明确不同社会主体的责权利,保证治沙过程的效率、公平和可持续性等,才能真正实现治沙的现代化。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作者:谭荣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图片:华维光

新媒体编辑:赵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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