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班进京这个事

走的快，一个人走；

走的远，大家一起走。

徽班就是这么走到京城去的。

不仅地域上走的远，成为国粹，时间上也历久弥新，随着国力的强大，文化越来越自信，京剧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世人所重视、所倾注。

假如就高朗亭一个人唱徽调，最多就象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小曲：“手拿蝶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还没唱几句，就被地主老财喝骂到一边去了。

即便到了现代，上过春晚，去大街卖唱，也未必都有人捧你的场，能给张大钞已经是了不得了。

人可以无聊，但不能无趣。

除了吃喝，啥都不会，想有趣都不行。

徽州商人独霸天下，在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扬州简直是独步尘寰，呼风唤雨，可谓是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都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生活的优渥必然带来生活的腐化，那时虽有麻将，但没有纸牌，没有炒地主、掼蛋，也没有扭牛，下勾栏听曲、狎妓其实就是当时的主要娱乐活动，而且正大光明，不涉及品德、人生观和价值观。

但徽州商人既是商人，也是文化人，文化人自有文化人的情怀，就像马云一心想演电影，徽州商人可能也不太愿意经常去勾栏娱乐，毕竟不够清静，聒吵喧哗，自己又不是没钱，那就不妨请他们来到自己家里演算了，不就建个舞台，付点工资吗？

何况老家就有徽调，更为入耳，乡音一响，内心发狂。

一个扬州瘦西湖，就是徽州人的别墅区，扬州的富人区、CBD，左邻右舍都是豪富，都是老乡，一起观赏，一来二往，相互效仿建戏班，你方唱罢他登场，比着唱，看着唱，内容越来越丰富，技巧越来越高超，结果就形成了以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几个戏班为主的一群戏班。

机会总是留个有准备的人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自古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是孔雀东南飞，重心南移，而文化中心却大多在北方、稳坐钓鱼台。

明朝初期定都南京，不就也迁北京去了；民国时期定都南京，几十年都也国共易手，定都北京了。

所以经济向南，文化却是一直居北。

当扬州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高涨的时候，文化中心的核心人物乾隆皇帝开始南巡。

其实当皇帝真是一件苦差事。

每天天不亮要上朝，面对一帮老家伙啰里啰嗦地呈报N个奏折，无一不需要批示，做出决断，朝堂之上，一个女人都没有，一点新鲜颜色也见不到。

回到后宫，就那么几个女人，虽说佳丽三千，但皇后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就安排新鲜的异性让你看，看的都要吐。

常围在身边的是男女都不能算的太监，都快郁闷死了。

皇帝出宫虽不要请示批准，但祖制规矩也太多，出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乾隆这个最幸福的皇帝，当了六十年的皇帝，也不就是六次南巡吗，10年才一次，多难得啊。

问题是皇帝出差，毕竟不在宫里，白天巡视劳累，夜生活怎么安排，没网络，没电视，总不能皇帝也去大排档吃夜宵，去勾栏听戏吧？

更不能安排几个人陪皇帝来几圈麻将，谁敢跟皇帝平起平坐？

这样一来，徽商的私家戏班就是最好的选择，不仅私密，而且清静安全，安保也不会有问题。

好就好在乾隆也是一个文化人，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戏文演绎的是情节，宣扬的是忠孝节义，忠是第一位的，娱乐与国家统一相结合，与君臣子民的思想统一相一致，多好啊！

问题还在于，演的太好看了，但遗憾的是没有录像，又不能回放，还想看，怎么办？那就只能带回去，继续演！

徽班就这么顺理成章地进京了。

不是一个班去，是四个戏班一起去。

一个班子去，还是不够热闹，几个班子一起去，按现在最流行的词，就会有很多很多人打“CALL”。

结果果然如此。不仅皇帝打“CALL”，京城的权贵豪爵，乃至于平民百姓都打“CALL”，太受热捧了，去了就回不来了。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北方的文化更丰富，山外有山楼外楼，此山看到那山高。

徽调是好听，融进昆曲更好听，加点西皮二黄更软润，于是再唱念做打，花旦、老生、青衣、武生、红脸、花脸……

一发不可收拾，徽调成京剧，不仅改头换面，成为艺术的一大门派，也改变了京城人的夜生活模式，不需要去勾栏杂肆听曲，而是登大雅之堂，享受纯美艺术了。

徽班很幸运，遇到了文化大师级的领导乾隆，由此鲲鹏展翅九万里。

假如遇到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呢，那就不好说了。

要是遇到同治，那就更不好说了。

一个人的幸运在于一生遇对一个人，一个戏班不仅遇对了一个人，还遇对了一个城市，遇对一群高素质的商人。

假如扬州不在运河边上，假如就在徽州原籍，假如不是徽州商人，所有的结局都无法做深刻的猜测。

但无路如何，假如是一个戏班进京，相对于其他戏班而言，他为皇帝做了表演，达到了表演的艺术巅峰，但也许一阵腻了以后又回到扬州了。

四个徽班进京，带去的既是文化，也营造了京城夜文化的一种消费模式，开辟了一种新的领域。

从高朗亭到程长庚，几代艺术家孜孜以求，兼收并蓄，不断汲取其它艺术种类的精华，丰富和升华了京剧的艺术品质和境界。

文化与经济的南来北往，说到底，还是那句话，走的快，一个人走，走的远、走的好，必定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