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戏（屯堡人称为“跳神”）自诞生之初，便与土地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作为仪式，高堂庙宇它不入；作为艺术，村中空地即舞台。而从意义来看，正月间“跳神”寓意迎春纳福，禳灾消难，七月间跳“米花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地戏关乎土地与村落农业生产，关乎村民一年的生计。

因此，对固守乡土、依赖农业的萧村而言，地戏的地位更是重要。文革“破四旧”时期，地戏作为“封建迷信”一度中断。村民们偷偷将地戏队的脸谱分头藏于家中，幸而躲过一劫。文革过后，地戏快速地恢复起来，萧村地戏队的规模达到20余人。每次演出，都有来自本村和周边村落的几百人前来观看。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并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足够的资本组织一堂“神”（即一支地戏队）。因此对村民而言，拥有自己村寨的地戏队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地戏队员相当于村落的“文化精英”，受到村民热烈的追捧，“正月间每天都有几家人请我们吃饭”。

然而，进入90年代，农业的地位相对下降，农业收入不断减少。萧村的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开始离土离乡，到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打工。萧村的地戏队员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跳地戏本身并不能挣钱，加上电视机逐渐普及，人们的娱乐活动更加多样化，喜欢看地戏的人越来越少。因此为了谋生，很多地戏队队员离开萧村到外地打工，七月的“米花神”就此中断。更糟糕的是，村落社会主体的大量流失，使得地戏的传承出现断层。十余年间，萧村地戏队员渐渐老去，至2009年，除了一名鼓师以外，萧村地戏队仅余3人，且都已年过花甲。

与此同时，依靠外出打工的收入，村中的许多家庭将原来老旧的屯堡石板民居拆除，建起新式的砖楼。除了老妇人身上的“凤阳汉装”之外，萧村看上去与广大的农村并无二致，完全看不出其悠久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其作为屯堡村落的物质文化表征所剩无几……

村落社会主体的大量流失最终引发了地戏的“流变”，老年协会的出现改变了萧村地戏队的命运。

在过去，地戏队员均为男性，所用的脸谱需要“开光”。妇女和小孩不仅不能触摸象征着神灵的脸谱，甚至“连看都不让看”。为了保住村落的传统文化，2010年，萧村老年协会牵头成立女子地戏队。女子地戏队的诞生充满波折，先是村里八九十岁的老人反对，认为女子跳地戏有违规制；后是部分妇女及其家人的观念比较守旧，认为妇女不应出去“抛头露面”。但经过老年协会、妇联等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选拔出16位喜欢地戏又符合条件的妇女。平日里，老年协会请来3位男队员担任她们的“教练”，帮助地戏队寻找资金支持，并出让协会的办公地作为训练场地。每逢参加比赛，老年协会不仅赞助服装、道具和设备，会长和骨干还会陪同参赛。

更值得注意的是，萧村地戏队并没有因为性别的改变而丧失其高度的神圣性。女子地戏队具有很强的“正统性”——她们所用的脸谱需要开光，并按照传统的时间，在春节和七月半“跳神”；若有人新房落成或者生意人“扫霉气”，就要请女子地戏队去“开财门”，取个好彩头。可见，萧村地戏队只是在性别上完成了一次“置换反应”。

费孝通笔下的“乡土性”、“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在农业大村萧村有着很好的体现。然而，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潮冲击下，基层社会的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结构性转型。当前的中国农村这种熟人社会，已经与从前那种强调“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的熟人社会有所不同。当村落社会主体中的男性大量流失，留守在乡村的女性为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了一个新选择。“守土”与“离土”两股力量交织的同时，传统文化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流变”。